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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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硏究對象是兩位中國硏究的美國學者魏昂德與戴慕珍，兩人以新制度主義的研究脈絡去看待中國大陸城鄉制度變遷的過程，渠等跳脫過往極權主義和利益團體模式的窠臼，並走出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對立思維，以國家與社會互相滲透的關係去描繪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人際網絡互動。中國大陸的單位體制，係極爲富有中國特色的組織制度，其中魏昂德提出「新傳統主義」理論，去描繪在共產黨體制統治下，城市社會的基層結構與組織是如何藉由上下之間的庇護依附關係，使得城市工廠內的社會基層組織能順利運行，秩序可以維持。而戴慕珍則以「地方政府統合主義」去解釋地方政府透過將經濟發展納入公共治理的範疇中，共產黨、地方政府與企業組成利益共同體，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地方政府爲企業提供經濟資源與政治後盾，並對企業施加影響力與控制權。本文透過分析魏昂德與戴慕珍兩位學者其學術理論與研究成果，去探討他們對於中國大陸城鄉制度變遷的研究脈絡，因渠等透過對農村與城市兩個不同單位群體的訪談與硏究，而得出相同的結果，故兩位學者將以上學術硏究成果，歸因於制度與個體之間的互相影響，進而解釋非正式社會關係在中國大陸社會的重要性，同時庇護關係顯示出計劃經濟的資源分配模式對社會互動的影響，以及非正式的社會關係運作反向影響政府政策的運作。從魏昂德與戴慕珍兩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可呼應新制度主義在中國大陸的城鄉制度變遷中的脈絡，個體行為者藉由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重塑個體行為與整體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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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獨是臺灣社會最主要的政治分歧之一， 2014年11月29日的臺北市長選舉中，無黨籍候選人柯文哲與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的統獨立場成為選舉焦點。本論文問題意識為，選民是如何對兩位候選人的統獨立場下判斷？影響其下判斷的重要變數為何？什麼樣的人傾向判斷連是統派或柯是獨派？ 研究方法首先進行連勝文及柯文哲的統獨印象分析，採用文獻分析法，由候選人的政黨、家庭背景、政治經歷，競選期間的行為、發言，分析為何選民會對他下這樣的統獨立場判斷？第二則採用量化研究方法，使用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所主持的「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2014年九合一選舉面訪案，以「二元勝算對數模型」，找出形成民眾對連與柯的統獨印象的主要因素為何？ 研究結果發現，在連勝文的統獨立場判斷上，政黨偏好是影響的關鍵因素，泛綠政黨偏好者更認為連勝文偏向統派; 在柯文哲的統獨立場判斷上，統獨立場是影響的關鍵因素，主張儘快獨立者比其他類別更認為柯文哲傾向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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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家庭在中共建政初期是重點打擊的組織，而家規、家訓是爲了延續與發展家庭而作，亦被視爲「封建糟粕」。但2014年起，中共開展「立家規、傳家訓、樹家風」運動，政策出現大幅轉折。歸納此運動的成因、特色與意義，是本文要務。 本文從明清家國關係與家內秩序開始考察，發現國家一直試圖將力量伸向家庭內部事務，但力量又常不足，反而需要倚重家庭進行統治。自晩清以來，傳統家庭一直飽受批判，成爲當代中國人印象中壓迫獨立人格的萬惡之源。這種思想與主張消滅私有制的共產主義合流，形成中共建政初期對傳統家庭以批判、壓制權威、改變秩序爲主的基本對策。舊秩序破壞後，新秩序未妥善建立之際，改革開放鬆綁了意識形態鬆綁，婦女運動削弱了男性家長的權威，計劃生育與現代化使父母溺愛子女而不講原則與理性，家內秩序失控。同時，由於過度宣傳捨家爲國的模範，也使民衆產生家國關係對立的印象。 面臨家國之間的選擇時，多數人不講原則的投向感情親近的家庭。家庭遂成爲官員腐敗動機與手段，這種現象被稱爲「家庭式腐敗」。從「家庭式腐敗」頻發，中共意識到了家庭失控對國家的危害，並有意改善。在習近平的新時代，國家採用新宣傳手段，重新定義家國關係及傳統家訓的面貌，試圖將中國家庭改造爲以黨紀國法建立家訓，以黨性最純的家庭成員爲家長，具有教育、宣傳、監督功能的統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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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的進步、經濟結構的改變、與全球化的趨勢，共享經濟在各國間快速發展。對於國際大型共享經濟企業進駐引發的問題，如消費者安全與權益、既有體系的競爭衝擊、社會管理失序等，面對國際經濟變化所造成的影響，臺灣的政府主管機關與地方政府正面臨如何管理共享經濟的課題。 本論文採用實證研究途徑，透過抽樣電話訪問台灣新北市成年人口，蒐集所需要的研究樣本，針對新北市民所涉及的各項變數，包含人口統計學變數、社會學變數、政治學變數等三種變數，了解新北市民對於共享經濟的認知與評價、交通工具型共享經濟的認知與評價、對共享經濟的使用經驗與評價、及對政策期望與政府處理評價，再運用統計方法對所蒐集的資料進行統計分析。藉由了解新北市民的想法與態度，以提供符合現代潮流與當地社會脈動的政策建議。 研究發現台灣新北市民對共享經濟有高接受度，並能認同其環保理念、與透過技術帶來的便利服務，且良好的品牌行銷能更有效地在新北市內推廣共享經濟服務與品牌，但伴隨的安全與社會秩序議題亦是其發展上必須解決的問題。政策方面，民眾雖認為法規需因應新經濟模式作適當調整，仍肯定政府在共享經濟發展路程上的必要性；而城鄉差距與地方現況亦會影響民眾對共享經濟的需求、與市場發展。 面對新經濟的衝擊，建議政府提供因地制宜之政策，以解決地區性需求、保留發展空間，並提出標準認證，及促進新經濟模式先驅者與既有產業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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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以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為主的釋憲實務，已經將「正當法律程序」的概念作為與一般憲法原則相當之重要基本原則，同時也是具體法規違憲審查的審查標準之一。然而，首見於釋字第663號解釋理由書中，並歷經第709號、第731號及第739號等大法官解釋所援用的「正當行政程序」，其憲法基礎、具體內涵以及法制定位為何等問題，尚待進一步探討，此即本文撰寫之動機。 本文先回顧正當法律程序概念之緣起與內涵。正當法律程序源自英國大憲章，美國繼受之後具體規定於彼邦聯邦憲法第 5 及第 14 修正條文，一般區分為「程序正當」與「實質正當」二面向。我國憲法條文則無「正當法律程序」此一文字用語。惟從大法官歷來解釋運用正當法律程序觀念之釋憲案例發展軌跡觀之，正當法律程序毋寧已發展成與憲法上比例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同一位階之重要原則。並自憲法第8條對人身自由之保障肇始，陸續運用於各種基本權利領域、各種法律規範內涵之審查標準。 大法官解釋文提及「正當行政程序」始自釋字第663號解釋，惟其具體內涵及可操作標準則尚待釐清。學說認為正當行政程序包括告知義務、聽取意見義務、公正裁決義務、聽證權及說明理由義務等不一而足。自本文所分析釋字第709、731及739號等三則大法官解釋內涵觀察，正當行政程序之內容須視個案情狀及所涉及之基本權利種類、內涵等，綜合考量案件涉及之事物領域、侵害基本權之強度與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有無替代程序及各項可能程序之成本等因素後認定之。此外，亦可得知正當行政程序與正當法律程序概念相同，得以之作為大法官違憲審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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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政黨與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這是台灣轉型正義首部重要法案，象徵台灣踏出轉型正義的第一步。 我國的分期付款式民主化，導致我國一直未能徹底執行轉型正義，回顧與反省過去的威權體制。中國國民黨利用國會多數黨地位，不斷阻擾本條例的通過，致使立法延宕十六年，無論對於黨本身的轉型，或是國內的公平政黨政治，都是有害無益的。 本條例大抵承襲2002年至2005年間行政院版黨產條例草案而來，雖名為繼受德國法，然德國與我國立法的背景有相當的不同，在立法政策上不可能完全繼受，就規範目的及立法邏輯，兩者並無二致。綜觀整部條例，其立法精神在於鑑於我國過去歷經長期戒嚴，國家與政黨之間未能嚴守分際，政黨違背政黨本質不符實質法治國原則所取得之財產，長久以來備受各界非議。惟如依現行法律規定請求政黨返還，則因時日間隔久遠，受制於時效或其他因素而難以達成，況且，政黨不當黨產取得有其特殊政治背景，司法訴追困難，只能特別立法方式處理以還財於民，俾建立政黨公平合理競爭機制，確保政黨財務透明公開，以落實我國民主憲政發展。 本法施行後的主要影響有兩大面向，其一，對我國政黨政治之影響。預期到外來沒有黨產奧援的中國國民黨，已經開始積極著手轉型，進而提升政黨的運作效率，重新回到思考民意基礎上，回歸政策和議題導向，靠著政治理念獲得人民的支持，依賴有民意基礎的政治獻金參予選舉，以達本條例「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之立法目的。其二，對我國司法之影響。法院過去在處理轉型正義議題上之案件較為保守，我國司法機關在無法全然否認戒嚴時期威權統治正當性的情況下，遇到轉型正義的案件，大多採取排斥或迴避的態度。所幸在本法施行後，總算是認可了本條例之立法精神。然而，未來在附隨組織認定上，法院的態度仍待繼續觀察。無論如何，在本條例施行後，法院總算開始正視轉型正義法學根本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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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主權轉移21年來，中國與香港交流日益密切，然而卻隨之產生各種矛盾與衝突。本文為了瞭解香港民眾對香港警察與駐港人民解放軍的政治信任，使用2001年至2016年臺灣大學東亞民主研究中心「亞洲民主動態調查香港調查研究計畫」所進行的四波(2001、2007、2012、2016)調查資料，並透過理論回顧與文獻探討，運用「二元勝算對數迴歸分析」建立調查年度、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家庭每月平均收入、社會階層、宗教信仰、政治認同、民主量表等獨立變數，對駐港人民解放軍以及香港警察信任的解釋模型，以瞭解這些獨立變數對依變數的解釋能力。研究發現： 一、香港民眾自2007年以來，愈來愈不信任香港警察；自2001年以來則愈來愈不信任駐港人民解放軍。 二、女性、年長、民間信仰（祭祖拜神）者，較信任香港警察；男性、年長、教育程度高、家庭每月平均收入低、民間信仰（祭祖拜神）、政治認同「建制派」者，較信任駐港人民解放軍。 三、男性、年輕、政治認同「本土派」、民主量表傾向「自主權」、「平等權」及「自由權」者，較不信任香港警察；女性、年輕、教育程度低、家庭每月平均收入高、民主量表傾向「自主權」者，較不信任駐港人民解放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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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的局勢形塑出大西洋主義當道的歷史事實。而冷戰結束後，歐盟再度開啟安全合作與防衛整合的進程，展現其加強自主防衛能力之意願。包括1992年《馬斯垂克條約》下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1998年的《聖馬洛宣言》催生了「共同安全與防衛政策」以及2017年「永久性結構防衛合作」對軍事能力的全面合作等，皆顯示出歐盟在建軍問題上的努力。不過談論到建立一支歐盟的常備軍隊，仍舊存在諸多困難。因此本文除了回顧自1990年代以來歐洲安全合作的歷程之外，也透過「永久性結構防衛合作」的發展，剖析過去歐盟建軍之阻礙，以期對研究歐盟建軍相關議題者，提供階段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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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進步，衡量經濟發展的方式也日新月異，用衛星照片觀察一地區的燈光亮度，以表彰某地區之真實經濟情況，即為現下常用的方法之一。另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成長飛快，近年來更是帶動全球經濟成長的要角。本研究以中國2003年至2015年之244個地級市及4個直轄市為樣本，觀察官方公布之GDP、李克強指數中貸款量及用電量與衛星燈光亮度間的關係，藉以衡量GDP、貸款量及用電量與真實經濟發展間是否顯著相關。 結果發現，中國之人均GDP之絕對數值或年增率，較能反映中國經濟的狀況及變化，而人均貸款及人均用電量之絕對數值即便也能觀察中國經濟的狀況，但效果不像人均GDP穩定；而觀察人均貸款及用電量之年增率，較難察覺中國經濟狀況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