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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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平交易法規範意涵，若事業結合導致競爭效益減損、甚至造成事業壟斷或獨占，可能將危害市場的自由與公平競爭，是以，我國自民國81 年施行公平交易法以來，即賦予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對於一定規模事業結合案件應予妥適監督與審核之責任。依公平交易法第13 條規定：「對於事業結合之申報，如其結合，對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者，主管機關不得禁止其結合。」意即，事業依規定申報結合後，公平會是否提出異議禁止其結合或以條件或負擔的附加為前提，同意其結合，係依照該法第13 條第1項「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之實體要件所為評價的結果。本文以水平結合為限，擇選過去公平會審理事業結合之二案例，參考各國執法經驗及相關文獻，選定GUPPI＆UPPI、CPPI 及DEA 等經濟分析模型加以實證檢測。觀察檢測結果是否與之前未使用經濟分析模型時相同，且探究結果相同或不同時隱含的啟示與意義，以提供公平會未來執法參考。經運用經濟分析模型實證檢測結果發現：(1)在「燁聯與唐榮公司結合案」中，在單方效果方面，實證檢測結果與公平會所公布結合決定書所載內容相符，共同效果方面，實證檢測結果與公平會所公布結合決定書所載內容略有不同，而在經濟效率方面，實證檢測結果與公平會所公布結合決定書所載經濟效率內容方向一致。(2)在「日月光與矽品公司不禁止結合案」中，除了在共同效果方面，實證檢測結果與公平會之分析內容有些微差距外，在單方效果及經濟效率方面，實證檢測結果與公平會所分析內容相符。本文所使用的經濟分析模型，確屬方便有效之方法，建議主管機關公平會進行事業結合審查時，可適時運用作為執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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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改制後，衝擊地方政治運作生態，原有臺北縣、桃園縣、臺中縣、臺南縣以及高雄縣，在升格改制為直轄市以後，其轄下的鄉鎮市紛紛改制為區，而取消其地方自治團體公法人之地位（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仍為地方自治團體），區公所成為市政府的派出機關，人員與財務均受市政府的分配與掌控。然而，新六都直轄市其治理轄區範圍之遼闊，以及面臨地方治理問題之複雜性，傳統北高直轄市均難以比擬，因此對於各區公所之定位，有值得進一步思考的空間。 本文以新改制的五個直轄市為分析對象，比較改制前後各新直轄市所面臨的地方治理問題，並提出短中長期三個解決方案，推動並保障直轄市區的自治地位，使地方自治獲得更進一步的落實與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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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自1949年建政後，歷任領導人都依據國家需求提出不同時期安全觀，而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並於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提出「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到了2015年7月1日中共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顯示中共為因應當前國家安全威脅，逐步調整其國家安全觀，並建置自身國家安全體制。 本研究主要說明中共除因應當代意識形態、所處國際環境與國內政治環境及領導者個人風格等因素影響，逐漸調整國家安全觀點，形成各不同時期的安全觀，進而瞭解中共國家安全觀形成背景及具體內涵，並聚焦中共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所提「總體國家安全觀」內涵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等體制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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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以下簡稱中國）的經濟隨著全球化浪潮快速發展，中國大陸地區公民（以下簡稱中國民眾）的全球化認知評價是否對公民身分認同影響？研究架構是將中國民眾當獨立變項，用人口學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城鄉別四個變數、社會學的受訪者自我設定的社會地位變數、政治學的政治面貌變數，再將全球化分為全球化認知：關注世界及國外大事、觀看外國影視節目變數；與對全球化評價：維護己國生活方式、限制進口保護農工、限制進口保護地方經濟三組變數，用以考驗其對依變項中國民眾公民身分認同的影響。公民身分認同用三個依變數表現：對身為中國人是否感到驕傲（自豪感）、生活是否快樂（快樂感）、是否想離開中國移民外國（去中國感）。用國立臺灣大學於2011年進行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大陸地區調查研究計畫」資料，進行量化分析。 統計結果顯示，約9成民眾對身為中國人感到驕傲；5成民眾不贊成政府限制進口來保護地方經濟；6成5的民眾感覺生活比較快樂；約2成5的民眾有移民意願。中介變數「全球化認知變數」「全球化認知」，用關注世界及國外大事與觀看外國影視節目來測量的結果皆無顯著。全球化評價用「維護己國的生活方式」、「限制進口保護農工」及「限制進口保護地方經濟」，來加以分析。統計結果顯示無論是否贊成維護己國的生活方式，民眾都對身為中國人感到驕傲。不論是否贊成限制進口保護農工，都與驕傲感無關。無論是否贊成限制進口保護地方經濟，都與驕傲感沒有相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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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訴訟實務上，曾見有藉由提起訴訟，利用司法程序以窺探競爭對手營業秘密之情事，對於企業創新的果實，已構成嚴重的威脅。由於目前偵查程序中無論於羈押審查程序、搜索扣押、偵查訊問或是司法鑑定均有「揭露」營業秘密之需求，倘若無足夠的機制「保護」營業秘密，偵查程序無異成為營業秘密保護漏洞。 為強化刑事偵查程序保密措施，行政機關、司法人員、立法委員及學者專家，已開始研議「偵查中」秘密保持命令制度，然至今仍對於秘密保持命令法律性質、核發主體以及相關配套等意見分歧，仍爭議未決。本研究檢視我國偵查程序營業秘密保護之相關規範，並借鏡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及美國法「秘密保持命令」制度，嘗試建構刑事偵查程序保護營業秘密應有之制度設計，以調和「揭露營業秘密」及「保護營業秘密」兩方利益相衝突之情形。 目前我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秘密保持命令制度並不適用於「偵查程序」，已形成營業秘密保護之漏洞，即便民刑事「審判程序」適用秘密保持命令制度，但實務運作上仍停留在「刑罰伺候」的思維，以為刑罰可以解決任何問題。經借鏡比較法上案例發現，應著重於如何保護「揭露」，而非一味的以為只要單純的課予刑責，營業秘密就能獲得確保，因為一旦訴訟程序中營業秘密遭到接觸卷證之人洩露，後果則如何美國United States v. Ye 一案法院所述：當事人「只剩下沒有意義的追訴權」。 由於營業秘密係受我國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且於我國釋憲實務上所是認，本研究從營業秘密保護理論開展並介紹國際上營業秘密法制發展之趨勢，進而對於秘密保持命令之法律性質、聲請及核發命令主體以及救濟程序等加以分析，再借鏡比較法上經驗，希望對於目前各方爭議的修法議題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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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的今天，早已完成「民主轉型」的臺灣，人民進行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投票已有多年歷史。觀察高雄市近三十年來的地方政治，從1994年直轄市市長選舉首次由官派改為直選，國民黨提名當時的現任市長吳敦義獲得當選，然而經過四年，1998年吳敦義尋求連任與民進黨提名的謝長廷競爭，而結果卻是國民黨痛失江山。在選舉過程中，吳敦義在選舉策略上嚴重失誤，特別是「錄音帶事件」對吳造成重大傷害，最後導致吳敦義以5000多票輸給民進黨的謝長廷，民進黨終於取得高雄市的執政權，國民黨失去了南部最重要的地方執政權。至此之後，高雄市即成為民進黨在南部的最大贏家，在謝長廷之後，2006年陳菊當選市長繼續綠色執政，接著歷經高雄縣市合併為大高雄市，迄今依舊是民進黨執政的重要基地。然而，2014年11月29日舉行了最近一次的直轄市市長及市議員選舉，陳菊市長高票連任，連帶她所力挺提名的六人也全部當選，幾乎無人可動搖陳菊市長的地位。在市議員總席次部分也產生很大變化，國民黨當選席次大減，民進黨席次大幅成長且「過半」，左楠區席次更呈現綠增藍減的變化，所謂的「鐵板一塊」似乎開始鬆動。 在有關選舉動員的研究方法上，我國學術界大抵追隨美國政治學界腳步，以行為研究途徑、量化方法解析選民投票行為；相對的，質性研究方面顯得較為不足。然而，同樣投票支持某一政黨或候選人的不同選民或群體，影響其選擇支持對象的原因很可能各自不同；換言之，在量化的數據背後，進一步的揭露何者真正發揮臨門一腳的影響力量、發掘其異同，仍有賴進一步的研究探討，乃激發本計畫設定以質化研究 為主探索相關問題。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採質化方式進行，運用深度訪談法並與既有的量化資料相互比對參照，透過學術研究的深入探討，獲得更接近真實、具體的描繪與脈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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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為因應民主政治發展之需要，創造政黨良性競爭之環境，健全文官系統，確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之價值得以落實，業於2009年6月10日公布實施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檢討國內學術文獻，多針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之法制建構、憲法上言論自由之限制、各民主國家行政中立之經驗或地方政府基層公務人員行政中立之現況等，作為論述與研究之主軸，惟仍缺少一針對案例分析較全面性的研究，實有重新檢視之必要。 公務人員乃係國家治理之根本與基礎，背負著人民之期待與執行國家任務之使命，執行與貫徹各項政府決策及行政作業。然而，該如何在與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進行配套之基礎上，促使行政中立之精神與要求落實於公務人員實際的行政活動之中。另一方面，也必須瞭解到公務人員在行政運作的第一線面對行政中立要如何面面俱到，如何瞭解到違反行政中立之行為態樣，即是未來推動行政中立與建立標竿制度之關鍵。因此，本文擬針對我國公務人員之審判實務現況與違反行政中立之案例進行分析，期望透過案例分析之結果，進一步瞭解影響公務人員行政中立之政治因素與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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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自2010年第一季開始逐漸下滑，國內外研究單位與經濟學者多認為中國大陸目前正逐漸進入經濟結構轉型期，經濟下行壓力擴大。國際貨幣基金(IMF)的《China and Asia in Global Trade Slowdown》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大陸推動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將衝擊亞太地區國家與貿易夥伴，特別是臺灣，因全球價值鏈與中國大陸密切整合，經濟遭受影響程度最深。 截至2017年底本國銀行對大陸暴險已達新台幣1.73兆元，近年大陸房地產泡沫化、部分產業產能過剩、地方債務問題及影子銀行問題，企業償債能力及倒閉風險增加，可能衝擊本國銀行對大陸企業、大陸台商或與大陸景氣影響關聯性高的臺灣企業的授信品質。本研究同時採用量化及質化的分析方法，在量化分析方面，分別蒐集本國銀行大陸租賃子公司（含金控大陸租賃子公司）、大陸子行、大陸分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及全體本國銀行不良授信資產與大陸經濟金融指標之次級資料，透過實證分析大陸經濟金融指標與本國銀行相關部門授信不良資產變動的相關性。在質化分析方面則整理目前已發生違約之重大大陸授信個案態樣及原因，以補足次級資料分析因觀察期間不夠充足，而可能無法完整展現大陸經濟金融指標與本國銀行相關部門授信不良資產變動相關性的問題。最後提出相關風險評析與因應對策，以供外界參考。 本研究主要的發現，在量化分析方面，有9個大陸經濟金融指標與本國銀行相關部門授信不良資產的變動較具相關性，此部分之發現建議可持續觀察，從較長期間繼續檢視兩者的相關性。質化分析面向發現已發生違約之重大大陸授信個案，均屬產能過剩產業而銀行未能提高警覺；部分授信個案公司治理不良，遭致授信戶蓄意詐欺；以及銀行過度依賴授信安排機構，未確實了解授信戶之財、業務狀況及未實地審查授信案營運情形，等徵授信程序欠缺審慎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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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純粹理性批判》中的物自身概念，亨利·阿利森的雙重觀點論認為：現象和物自身分別代表兩種思考事物的方式（顯現著的事物和就其自身而言的事物），而非兩套存在論上的實有（現象和物自身）。 本文則認為：阿利森的解讀將物自身和現象一一對應起來；但是這種物自身不適合當作邊界概念。而邊界概念恰恰是康德保留物自身的用意。實際上，物自身涉及先驗對象和理體兩個概念。康德進行了兩個反思，作出了兩個預設；這三個概念在其中承擔不同的作用。康德在第一個反思中發現知性和感性有不同的來源；在認識活動中，需要兩者的聯合運用。康德在第二個反思中探討有沒有知性的純然運用，而這中運用不是認識活動。劃分邊界不是直接用物自身完成的，而是先確立聯合運用和純然運用各自的合法性，再由它們劃定各自對象的範圍。 我這樣解讀康德的理論：對象可以且分出形式和質料兩個維度。質料當然外在於我們，但是形式並非根據質料而抽象而得；若是這樣，則我們將質料看成物自身，因為一個形式之所以這樣而非那樣的原因在於它所對應的質料是這樣而非那樣。形式由我們先天地構建。因此，我們先構建形式，然後像構建形式一樣組織質料，形成經驗對象。這樣，在認識對象時不用預設物自身這一概念。但為了規定意志卻有必要預設物自身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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