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學位論文
國立臺灣大學,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已選擇0筆
- 學位論文
長久以來，報社攝影記者的男女人數一直處於比例懸殊的狀況。面對攝影記者職業性別隔離的分工現況，不論是一般人的看法或是學術研究的成果，都認為這是女人考量自己能力之後，理性考量選擇的結果。畢竟，背著沉重相機、四處奔波採訪且不時需要與人推擠碰撞的攝影記者，也通常並不符合人們對女性工作的預期。 但是，能力、意願與選擇這些說法終究無法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當女人有能力、也有意願想要從事攝影記者這份工作時，到頭來卻是感受到滿懷的挫折與沮喪？在幾位女性友人與我分享她們在擔任攝影記者工作期間的感想之後，我開始質疑以個人能力與選擇作為解釋女人不適合擔任攝影記者的說法，其實在分析上簡化了性別在影響職業隔離與勞動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許多女性主義者常以強勢/弱勢、宰制/被宰制的權力角度切入，主張女人在職場中所面對的困境其實來自於男人主控了工作組織中的各種資源，而女人則長期被排除於這些資源的近用上，且常必須承受各種性別刻板意識形態的不平等對待。在此不平等的基礎上與男人競爭，身處男性為主職場中的女人自然始終位居劣勢。對此，許多先前許多研究已經累積了相當豐碩的成果(例如Kanter, 1977; Roos and Reskin, 1984; Reskin, 1998; Eisenberg, 1998；張晉芬，2002等等)，而van Zoonen (1994)回顧各國女性新聞工作者的現狀也發現，女人要想在一個男人為主的世界中出頭，確實倍加艱辛(張錦華、劉容玫譯，2001)。 然而，只從「男人掌握權力，而女人必然遭受宰制」的角度切入思考，必然招致的一個反駁是「難道女性主義者僅僅想以性別平等的政治正確口號，試圖打平一切的性別差異，並否認工作有其客觀的條件與要求嗎？」事實上，這樣的挑戰與質疑正是出是我訪談進行期間時常聽見的回應。許多受訪者均曾經指出，「這不是我(或報社)要不要用女人的問題，而是女人自己有沒有辦法勝任這份工作的問題」來正當化攝影記者的分工現況。此類回應根本上想要表達的想法便是，攝影記者的職業性別隔離無涉於其性別，只與其條件有關。同時，這樣的回答也代表了當代社會人們與許多研究者對理性組織的期待：只要工作組織能夠擬定出一套理性的工作標準，則性別歧視自然會從職場消失。至於剩下的部分，就只是勞動者本身條件與能力是否能夠符應組織要求的問題。換言之，理性工作組織只問能力不問性別，與人力資本論強調個人能力與選擇的說法往往互為表裡且相互為用，一起被用以反駁性別與工作間的關聯。 至此，本研究所面臨的核心問題便是如何在理論與經驗層次上超越「性別」與「組織」間的二元對立模式。也就是說，如果工作組織的規定要求與運作模式其實符合的是男性的利益與需求，則研究者其實有必要更清楚說明性別「如何」深植於職場之中，使得男性在職場上先行佔有優勢位置。對此，許多女性主義組織研究者(如Acker, 1990, 1992, 1998; Savage and Witz, 1992; Wajcman, 1998)對「組織如何性別化」的論證，正足以作為本研究重要的取法對象。正如Acker(1990, 1992)關於性別化組織的分析，即便組織內部的制度設計、評量標準與運作模式看似公平客觀，但是這些規範一旦落實到實際操作層次上，往往便有了清楚的性別化身體形象。而透過「身體化」與「去身體化」的兩面操弄手法，維持的則常是男性的既得利益。 同樣的，本研究檢視攝影記者的勞動現況後發現，攝影記者所以作為一個高度職業性別隔離的男性職場，主因便在於在其勞動過程與職業特性中所浮現的勞動身體形象，其實正與父權社會中的陽剛男性樣貌有著高度疊合的身影。並進而影響了男女被聘僱成為攝影記者的機會結構。 首先，雖然在市場壓力、報社組織、數位化科技三股結構趨力的交互作用下，工作造成的體能負荷與身體疲累早已是攝影記者的職業特性之一。然而，在同樣疲累的勞動過程中，男女攝影記者的身體形象卻有著極其不同的文化意涵。對男性攝影記者而言，高度體能要求下導致的疲累，往往是他們克服自身階級弱勢，展現自身專業形象與工作認同的論述策略。換言之，男攝影記者往往透過對工作疲累的自我敘說，也點明了值得褒獎的理想攝影記者形象為何。 然而，相較於這些男攝影記者自我呈現的英雄形象，女攝影記者的身體勞動則往往遭受貶抑以及污名。對於女性身體的不信任往往來自於兩個部分，一是將女性視做需要保護的弱者，二是將女性視做終究要因為懷孕生子離開崗位的暫時性參與者。而這兩種看待方式共同作用之下的結果，便是導致報社主管往往傾向盡量少錄用女攝影記者。 其次，攝影記者中所涉及的各種人際互動方式，也再次強化了攝影記者作為男性工作場域的面貌。一方面，攝影記者的工作無可迴避的是與採訪對象間的矛盾關係。先是因為新聞工作不可避免的監督批判原則，便決定了記者與採訪對象間的對立。後再受到攝影記者的分工現狀與攝影器材的侵略性的影響，使得攝影記者與採訪對象間的衝突難以化解。甚至同業的加入競爭，都進一步激化了職場中的對立緊張。而大部分攝影記者強調「展現自身強悍」作為面對衝突的因應之道，則使得職場的陽剛文化更加對應一個男性強勢的身體形象。 另一方面，攝影記者在彼此競爭的同時，卻也維持著相當好的彼此互動，甚至常以兄弟情誼來形容與同業彼此間的關係。藉由共同面對外部的衝突以及共同參與內部的男性社交儀式，攝影記者成功化解了彼此間的競爭關係，並轉化為自身可以挪用的社會資本。然而，男性勞工網絡彼此連結所憑藉的陽剛文化，往往使得女性受限於自身性別難以打入其中。 因此，與其說攝影記者的工作要求與組織規範從不考慮性別，倒不如說理想攝影記者的標準常常預設了一個男性的勞動身體作為標準範本。此種看似「去身體化的」理想工人形象，其實對照的往往是正是一個男人的身體樣貌與性別認同。相對於男性身體的標準範本，女性的身體與勞動貢獻則是受到高度貶抑。 最後，本研究也發現了，雖然女攝影記者的身體不被信任，而攝影記者的工作場域又呈現高度男性化的陽剛特質，但是身處其中的女攝影記者仍然憑藉著各種身體的展演策略，突破他人刻板印象的看待方式，並呈現出巾幗不讓鬚眉的專業形象。 然而，當女攝影記者選擇以身體作為抗爭性別迷思的策略時，她們不僅僅要付出比男性更高的代價才能獲得肯定，甚至她們常必須游移在多套彼此衝突的性別角色範本下才能生存。全然抗拒或全然順應這些性別角色，都只是使得女攝影記者與其他男性同業顯得格格不入。甚至，藉由修飾身體形象改善的處境，也可能隨著女攝影記者懷孕生子的決定而化作泡影一般。簡言之，無論女攝影記者選擇留在職場，或是選擇轉換跑道，女攝影記者的身體永遠是必須嚴加管控的「負債」而非資產。
若您是本文的作者，可授權文章由華藝線上圖書館中協助推廣。
- 學位論文
中文摘要 長久以來，新聞學和傳播學一直以既定的規範框架來看待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傳統新聞學認為，記者若與消息來源發展出私人情誼，便會威脅到新聞獨立和客觀性；傳播批判理論則認為，兩者若過從太密，新聞工作者勢將淪為統治階級的傳聲筒，代為複製其階級利益和意識型態。但在實務界中，「人脈」是記者最重要的資產之一；有了深厚的人際網絡，記者才能夠深入採訪單位、發掘真相，也才可能取得不同於官方說法的訊息與觀點。本研究即以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的核心概念為理論架構，並輔以代理人理論，探究以下問題：記者的主要消息來源，究竟有哪些型態？記者如何能夠取得獨家或內幕新聞，而不致於被公關手法所欺？在與消息來源的關係中，記者本身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記者若與消息來源發展出私人情誼，會否戕害其專業判斷或新聞中立性？ 根據對十位資深及傑出記者的深度訪談結果，筆者發現：(一)記者和消息來源之間的強連帶關係，有助於內幕或敏感訊息的取得。(二)記者的主要消息來源通常並非高階官員或主管，而是組織中間層級者；這些人與組織的利益不見得完全一致，亦較有可能基於與記者的交情和信任而向其透露敏感或內幕訊息。(三)公關人員和官方發言人通常也不會是記者的主要消息來源。(四)記者的另一種主要消息來源型態是所謂的「橋樑」，即在正式結構中身兼數職、或擁有四通八達的人際網絡；這類消息來源往往也能帶來豐富的訊息。(五)記者本身也可扮演橋樑角色，為採訪對象提供雙向交流，而這也是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一種特殊的互惠型態。(六)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保有密切關係，不見得有損新聞中立和新聞倫理，反而可能是利多於弊。這些發現不但挑戰了傳統新聞傳播學對兩者關係持負面看法的觀點，亦回過頭來對社會資本理論中的某些概念，例如「弱連帶比強連帶更有助於新訊息的流通」、「強連帶不會是橋樑」等論點，作了一些補充與貢獻。
- 學位論文
本論文研究社會新聞當中的女性形象再現，以檳榔西施為例。本研究採論述分析取徑，分析報紙媒體中的檳榔西施形象再現。試圖拆解媒體中性別以及階級的政治運作對於社會中「他者」的再現策略。 桃園縣政府在民國91年實施對於檳榔西施穿著限制「三不政策」，使得檳榔西施成為各界注意的焦點以及論述角力的焦點。本文以此政策作為研究分期。在第一部份中分析在此政策實施之前，檳榔西施在社會新聞中大多與何種主題構連，當中媒體對於檳榔西施的再現策略以及背後的意識型態為何。第二部份中分析媒體對此政策的再現及報導，對檳榔西施的形象產生何種論述效應。 分析結果發現，不論在「三不政策」前或「三不政策」期間，檳榔西施多與犯罪以及公權力介入取締檳榔西施穿著等主題構連。在當中檳榔西施因為性別以及階級的變項，在媒體中被貶抑窺視，沒有發言的權力。而在「三不政策」實施後，檳榔西施在媒體中有了自己的發聲位置，但是在媒體的再現中，只對於社會的階級歧視提出抗議，無法拉扯父權社會的情欲邏輯以及觀看位置。
- 學位論文
台灣高速鐵路從1989年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完成可行性研究報告，到90年代初期，歷經高鐵路線改變、預算遭刪除，到後來成為全球最受矚目的BOT方案。如今，預計2005年10月通車的高鐵，也將從單純的交通運輸工具，轉而肩負起國土規劃的核心角色。在「帶動地方發展」的規劃願景下，高鐵五大站區桃園青埔站、新竹六家站、台中烏日站、嘉義太保站和台南沙崙站將成為一個個新造市鎮；一顆顆閃亮珍珠。 不過雖然高鐵局的規劃完善，但在完美計劃下，卻隱約可見窒礙難行的情形。首先從規劃層面來看，高鐵新市鎮的成功關鍵在於民間投資，想要吸引民間進駐，政府公信力不可少，政府公信力又建立在確實、正確的計劃上。但台中、台南兩站，卻在計劃不符合區位需求；多數專家學者不看好的情況下，前途不明；桃園、新竹和嘉義三站，雖然有民間業者投資，但有了人和外，天時、地利也不可少，其中包括財務性、市場性、與其他計劃的競合問題等；另外，台中、新竹兩站，亦有新、舊市鎮的衝突。 其次再就高鐵營運面來看五大新市鎮的發展。高鐵場站，乃至於新市鎮要發展，必須仰賴龐大人潮所牽動的現金流入，但在台灣，高鐵得面臨台鐵、國道客運業和航空業的夾攻，四者分屬不同經營體系，不僅難以形成互補關係外，還得互相爭食交通大餅，在殺戮戰場裡，高鐵所瓜分的運量是否能支應場站和新市鎮開發，成為本研究的質疑點。 最後，本研究則從財務面來探討高鐵新市鎮的前景。2004年4月，高鐵發生增資困難危機，龐大的資金缺口更衝擊著原始股東的信心。其實，高鐵財務狀況不只關心著鐵路軌道工程本身，更和場站和新市鎮開發密切相關，若台高公司沒有足夠銀彈完成軌道工程，更遑論是後續的站區開發。 總結來說，高鐵計劃確實存有諸多矛盾與衝突。從最根本的規劃面開始，到執行面，再到營運面和財務面，一層層分析下來後，不難發現高鐵在夢幻似的規劃中，卻隱含著幻滅因子。高鐵新市鎮想要發展起來，並非紙上談兵即可，需要的是政府確實的作為、統整的能力，否則在美麗新境界式的規劃裡，最終也將歸於泡沫化。
- 學位論文
大型購物中心（shopping mall）在台灣是都會時髦、全球精品的代名詞，被視為百貨公司的「演進」。相對於其他非都會區的購物中心樸實走向一次購足的家庭式消費大賣場，京華城購物中心是這個高級化思維下，最具時空代表性的權力地景：空間上有「正統」美式購物中心的跨國建築師殖駐，業主並強勢改變台北市既有都市規劃與都市設計規範；時間上宣稱創全球首例二十四小時不熄燈經營，企圖「加倍」商場交易鐘點、促銷夜間購物市場，以期馴化扭轉既有的城市消費時鐘。歷時十五年漫長開發的過程，更在民間累積諸多兜售購物中心美好生活的修辭，猶如打造一個全民升級的「光明之城」。 本研究基於對美式大型購物中心如何衝擊在地日常生活消費實踐的關切，隨著人潮察訪市民消費如何解譯「光明之城」的結構與修辭。原本經營策略定位在打高走高的京華城，為持續吸引無法自動匯集的參訪人次，開幕後即不斷在商品組合與活動內容「向下走」，因應普羅化的流行；備受矚目的二十四小時營業政策，不到月餘後亦根據不同業種確立不一的打烊時間。本研究發現，實踐光明之城的困境與調整後的彈性，恰與台灣及東南亞獨特的夜市文化殊途同歸。 必須注意的是，京華城的「夜市化」並非業主本意，而與實際的消費階級認同、客層年齡的走低息息相關。迷宮動線、深夜消費、與業主沈慶京少年荒唐老來富的故事性，形體化（embodied）為京華城內層出不窮的「社會偏差」事件，與德塞鐸強調在高級化權力地景底下盲目行人見縫插針的「消費者游擊」若合符節。透過德塞鐸的「行走修辭學」，在京華城「跫夜市」時轉折與繞道的「偏差」行人，更隨著時間成為試驗、僭越、挪用「光明之城」隱喻地盤的轉喻蔓延。 研究方法採取文化研究方法論所著重之場址與事件的分析架構。從京華城建構光明之城的在地實踐結果，本研究論證，大型購物中心的夜市化是本土消費韻律的有機實踐，而「跫夜市」漫無目地闖蕩的語言行動，更是頂尖跨國消費者空間專家也無法設計防範的移轉效應。在有識之士憂心台灣走向地景大型購物中心化之際，在京華城跫夜市俾從市井日常生活的實踐另闢蹊徑，摸索挑戰光明之城的文化游擊。
- 學位論文
在全球化過程下，各產業的人才流動已成為趨勢；若將教育視為產業之一，必然無法迴避這個問題。本文正是藉由探討外籍教師議題，試著解答「如何兼顧全球化與在地化」。從新竹市國小引進外籍教師的經驗來看，外籍英語教師挾其異國文化進入傳統教學現場後，帶來了活潑生動的肢體語言和教學方式、帶來自然不做作的語言環境、帶來新鮮多元的文化刺激；同樣地，也帶來外籍人士管理問題以及與本地教師的衝突。 從新竹經驗中，可以得知：一、師資審查應嚴格把關。二、外籍職前訓練應更重實務訓練。三、承包機構應加強外籍教師管理效率。四、協同工作要分工清楚。五、培育本地英語教師的工作應持續進行。六、國語教學和英語教學之主從之分應更為明確。七、應大規模進行外籍教師成效評估報告，以作為日後政策執行的調整依據。八 、協助外籍教師深入了解台灣文化。
- 學位論文
標準舞在台灣，從日據時代迄今已發展五十餘年，相較於其他舞蹈，標準舞在台灣的發展並不十分順利，一直到近幾年，標準舞才開始蓬勃，不論作為一種休閒，或者藝術，或者競賽運動，標準舞的內涵意義越來越豐富。 對照標準舞名稱的演進，可以看出台灣標準舞一路的發展路程。日據時代沿用日人的稱呼「社交舞」，標準舞是屬於中上層社會階級的一種交誼舞蹈，「社交舞」名稱譯自於英文socail dancing，因此國內也稱為「交際舞」。 不論是「社交舞」或是「交際舞」，在50、60年代封閉的台灣社會，多代表同一種社會意義，即是不合法的「地下舞廳」舞蹈，政府以「違警罰法」取締一切標準舞的活動，標準舞在公眾場合消聲匿跡遁入地下，因此一般民眾對於標準舞多以異色眼光視之。 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參與標準舞的活動，為了推廣標準舞的正面形象以及推動標準舞的發展，主要由標準舞教師開始發起組成政府認可之正式人民團體，成立了「中華民國國際標準舞舞蹈協會」和「台北市舞蹈協會」，並將「社交舞」或「交際舞」的名稱正名為「國際標準舞」，標準舞在台灣就此進入新的時代。 「國際標準舞」的新名稱加上兩個協會的不斷努力，讓標準舞的社會形象向上提升不少，加上社會風氣的開放以及人民生活的富裕，標準舞進入了快速發展期，標準舞成為一種新興的休閒，許多大型競賽活動的舉辦，更讓許多人開始正視標準舞的存在。 從「社交舞」到「國際標準舞」，標準舞在台灣走過坎坷的路程，今日，當人們談到「標準舞」的時候，已不若從前那般排斥，近幾年，標準舞的運動競技層面開始被突顯，又稱為「運動舞蹈」（dance sport），不論是「國際標準舞」或是「運動舞蹈」，標準舞在台灣突破了道德的意涵，內化了更多屬於藝術、屬於競技層面的涵義。 標準舞從民間發跡推動的活力，讓標準舞終獲得一個正式的地位，並讓標準舞發展蓬勃，不過也因此缺少了一個統整的中心，近幾年來，民間紛紛成立舞蹈協會各行其是，形成多頭馬車、山頭林立的情況，相當不利於標準舞的推動。 筆者長期投入標準舞運動，不論是側面的觀察或是正面的參與，對標準舞歷史和發展有了深刻的體會和了解，從不被接受到被接受，從地下化到蓬勃發展，但山頭林立的紊亂狀況，以及各行其是的紛亂制度，讓標準舞面臨了發展的十字路口。筆者以為在這樣的時間切點之下，來研究標準舞在台灣的發展，尤其是文化層面，具有一定的意義。因此筆者希望透過歷史的觀照和現今舞者的故事，讓標準舞在台灣的定位可以更為清楚，及為人接受。 在深度報導本文方面，筆者著重在標準舞者（主要是業餘舞者）本身投入及心路歷程，希望從「人」的角度出發，讓標準舞的主體「人」發聲，並映照出整體環境和發展脈絡。 深度報導方面共分為四章，從年輕一輩的主角舞者和標準舞的相遇開始寫起，標準舞不再是只有爸爸媽媽才會熱衷的活動，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熱愛並投入標準舞，標準舞進入了新的時代。第二章則著重在競賽舞台，側寫出標準舞舞者面對競賽的心理和影響。第三章試圖呈現出舞者在現實和夢想間的掙扎。最後，以舞者們對於舞蹈的遠大夢想作結，舞者們或成立舞團或扎根兒童標準舞得教學，他們的夢想不囿限於自身，他們用青春澆灌夢想。 以深度報導的形式，靈活地呈現出標準舞的發展情形和舞者故事，讓更多人了解標準舞，是本報導的主要目的。本深度報導對於標準舞的呈現，也僅是一個開端，未來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投入標準舞的研究領域，讓標準舞的樣貌可以被更多重的發現。
若您是本文的作者，可授權文章由華藝線上圖書館中協助推廣。
- 學位論文
本文意圖藉由文獻分析的策略來順出公共新聞學（public journalism，亦稱公共新聞報導）的理念內涵。公共新聞學乃是一組實踐性新聞理念（practical journalistic ideas），其目的在於希冀藉由重建讀者與社區、讀者與媒體、媒體與社區三方的聯繫（connectedness），從而喚醒居民對於自身公民身份的醒覺以及居民對公共事務的關懷，促其成為公共生活的主體，對生活中的共同問題思辨審議並謀求解決之道，並同時促成社會在公共事務處理上的理性化，讓人們更能理性地、智慧地溝通協商，達成充分的彼此瞭解，涵養同理心，減少社會衝突、對立的發生；並且，藉由 PJ 重建了公民與政治場域間的溝通管道，公民及媒體得以要求政治人物直接面對公民，更為負責地做出每一次的言行舉動。本文並同時處理了公共新聞學所引發的相關爭議。 續之，筆者援引晚近勃興的審議民主理論來對公共新聞學進行檢視，發現公共新聞學儘管也強調公共審議的運作，但仍有諸多疏漏之處，極待改進；但筆者認為不宜因此抹煞公共新聞學促成審議民主理念發展的潛力，而應積極地以嚴謹的審議程序來更新公共新聞學，將其視為落實審議民主的場域，亦是審議民主理論的社會實踐途徑之一。 最後，作為台灣在這方面的初探研究，筆者採取深度訪談的方式來對國內主要報紙主管、資深政治記者進行經驗研究。發現國內報紙主管雖不排斥公共新聞學，但也不願明確接受；資深政治記者們則指出國內政治新聞報導確有諸多弊病，也確有必要推行公共新聞學來改良，但受制於國內特有的社會脈絡及諸多限制，他們對這項新聞改革運動固然充滿期許，但對其成效卻也抱持較為保留的態度。
- 學位論文
本篇深度採訪報導藉由分析國內外勞動彈性化的現況，輔以對人力資源顧問公司的訪問，呈現台灣勞動彈性化不可扼抑的趨勢。現今企業的人力需求從過去長期、正式，逐漸轉化為短期、非正式的雇用方式。人們心中對於「工作」定義的想像，也開始鬆動。勞工在勞動彈性化的洪流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端看與資方角力議價的籌碼而定。優勢的勞工具有專業技能，議價籌碼高，能夠在地域間、工作間流動自如；弱勢勞工所具備的職能簡單，僅能被動的接受資方給予的劣質彈性勞動條件，絲毫沒有招架反抗的能力。這樣的現象也因此催化了台灣社會目前日益嚴重的兩極化問題。
- 學位論文
水岸開發在80年代成為全球都市開發的新寵，許多港口都市因為重新開發老舊的港埠，引進觀光、遊憩等功能，成功的改變了都市風貌，甚至振興了當地的經濟。基隆，這個台灣重要的港口都市，在貨運功能逐漸衰退後，也開始出現「發展觀光、開發水岸」的呼聲。但是水岸開發計畫多年來卻總是紙上談兵，遲遲缺乏進展。本深度報導論文主要探討基隆水岸開發議題，了解水岸開發停滯的原因。而在探討水岸開發的過程中，也試圖分析基隆在「港口都市」這個獨特定位之下，都市、居民、港口三者之間的關係。 經過採訪之後發現，基隆的水岸開發停滯的原因與「港市分離」有相當大的關係。台灣長期以來港灣建設與都市建設分離，基隆港的各項建設無須考慮基隆市的需要，同時對於基隆市的要求也置之不理；而港市雙方也缺乏溝通管道，造成基隆建設停滯，更遑論水岸開發。 此外，「港口都市」的身份縱然為基隆市帶來經濟利益，但是往往也形成限制：港口都市必須配合國家運輸以及經濟政策，缺乏自主性；而在中央政府整合無方的情況下，基隆的商港、軍港、都市三種角色互相牽制，難以取得共識，各項建設難以推展。 全球許多港口都市成功開發水岸的例子，都值得基隆效法。而基隆的水岸開發工作，首要之務是健全市港組織體制與成立專責水岸開發機構。值得注意的是，基隆市民中從事與港口相關工作者高達百分之七十，他們對於意味著基隆港轉型觀光的水岸開發多半抱持反對的態度。眼看著台北港近逼，基隆港轉型勢在必行，如何在水岸開發問題上努力達成共識，進而爭取市民與業者的認同，正考驗著基隆市政府與基隆港務局雙方的智慧。 關鍵詞: 水岸開發、基隆市、基隆港、港口都市、港市合一
若您是本文的作者，可授權文章由華藝線上圖書館中協助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