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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學位論文

國立臺灣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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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傳播科技的面向切入,探討台灣報社記者工作文化的轉變,訪談聯合報系與中時報系的資深記者、中生代記者及新進記者,共二十八人,將訪談資料轉謄為逐字稿,用紮根理論的研究原則,初步將台灣記者的工作文化分為四個面向來報導,包括技術面、人際面、知識面、價值面。研究結果發現: (一) 技術面: 新傳播科技帶來的好處包括1.隨時掌握新資訊;2.增加記者的機動性;3.後端工作的方便性;4.更有效的回報制度。而新科技帶來了缺點包括新的剪貼文化,及錯字率提高。另一方面,新傳播科技帶來聯繫工具的改變,縱向溝通上,如聯合報的「聯8達」電子報告欄;橫向溝通上則是新興的MSN即時通訊軟體。 (二) 人際面: 新傳播科技造成報社內的人際疏離,與過去緊密的關係大不相同。新傳播科技讓記者有了不用回報社的工作環境,利用網路在外面傳稿發稿,加上使用手機、MSN與長官聯繫,記者幾乎可以不用回報社,但也因此造成人際關係的疏離。新聞工作經常需要面對面的溝通,除了達到有效的協調與調度之外,更能讓新人從做中學,另一方面,新聞也強調團隊工作的精神,與過去不同的是,今日的團體戰是依附在層層行政體系下的各自「分工」,而非過去默契和價值觀緊密的工作團隊。 (三) 知識面: 由於新聞工作具有情境導向、分散智能、默會知識等特性,每個記者各自儲存了一套經驗知識,而這些經驗知識卻無法透過授課或是書面文字的表達傳承下來,過去藉由記者每天回報社工作的互動溝通,及下班後非正式場合的私下授受,透過口耳相傳的方式來作經驗傳承,現在由於記者進報社的機會少了,自然的傳承管道被阻斷,而電子資料庫卻又取代了部分的經驗知識,新科技帶來了危機,也帶來轉機,但是科技再怎麼進步,人才是報社中最重要的資產。 (四) 價值面: 在時間的進程上,討論記者工作文化的轉變,無法避免的就是關注到整個報業市場的改變,以及世代文化的差異。主要是新聞價值的轉向,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加上經營者理念的改變,為了留住讀者,報社紛紛向市場取向的新聞價值靠攏,而世代文化價值觀的差異,使得新聞志業的觀念也逐漸變得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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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曾經被日本殖民的小島,傳承了幾十年的棒球文化資產下來,現在台灣的職業棒球聯盟邁入第十五個年頭,也有越來越多的年輕好手,甚至是十幾歲的小伙子,都陸續往日本、美國挑戰更高的棒球夢想。台灣棒球充滿了許多故事。 本影片中跟著兩個棒球迷一起去看看到底台灣人是如何愛棒球,他們吃喝玩樂都捨不得離開棒球,隨著他們,我們拜訪了金臂人黃平洋好吃的便當,也南下到高雄遇見一位超級球迷,他收集了數不清的簽名球、雜誌、球棒、球帽等,他可以說是完成了他的棒球夢。 不只如此,我們也到台南看到一個稍微年長的棒球迷,用自己的家庭小工廠,靠著雙手的巧工,一針一線地完成一個個棒球手套,或許這也是另一種痴狂棒球的方式。談台灣棒球,職棒當然不能錯過,我們除了看到球迷在看台上的激情外,也拜訪兄弟象外野手陳致遠,加上棒球歷史學家的解析,我們對台灣棒球的古往今來有更透徹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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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台灣民粹主義論述的源頭,我首先發現它有意義上的斷裂。1980年,在黃紀的陳述中,民粹主義仍是一中性的概念。1984、1988及1990三篇討論蔣經國的文章,民粹主義被彰顯的是它宣揚人民主權的本質,被理解的歷史記憶是帶有進步意涵的美國農民民粹運動。民粹主義意義的斷裂點是1990年,我們看到的脈絡因素是:總統直接民選的被推動。但進一步的探究,我們發現支持、反對總統直接民選背後的主因是國家認同。從90年國家發展會議通過總統民選的決議後,「民粹主義」成為反對總統直接民選、反對總統制者的論述武器;94年修憲確立總統直接民選,民粹主義被與「威權主義」相扣連。而在這個階段,民粹主義被置入的意涵包括強人政治、群眾煽動家、準獨裁者…,被賦予的特徵包括反憲政、反法治…。在政治學理上,除了「集權主義」外,所有非屬「民主政治」者,都可被統稱為「民粹主義」。另外,我發現當時的政治環境變化,也影響著學者對民粹主義的詮釋。例如,民進黨的推動制憲運動、台獨運動,以及台灣國族認同意識的興起,都被周陽山界定為民粹主義的內涵。而國會發生肢體衝突,周陽山也因而將民粹主義描繪為採「暴力革命」、具烏托邦思想。 民主化中、後期,國家認同爭議此一因素,繼續主導民粹批判論述的形構。95年王振寰與錢永祥著〈邁向新國家?民粹威權主義的形成與民主問題〉一文,此文的出版讓「民粹威權主義」成為一意義不證自明的概念,在台灣的學術界、輿論界被廣泛的複製。而94、95年台灣族群爭議的激化,我們從這兩年聯合報兩篇讀者投書中看見(第四章第四點),民粹主義已是「福佬沙文主義」、「語言沙文主義」的指涉詞。同時,中共對台灣推動民意外交、加入聯合國的打壓,兩岸關係的緊張程度也從94年開始昇高;「民粹主義=非理性民意」在這個階段逐漸建構。而95年《民粹亡台論》一書的出版,則建構了「民粹歸咎論」,也讓民粹主義與黑金政治相扣連。 96年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接民選,中共數次對台軍事演習。因為李登輝對中共、對軍事演習,採不以為然、甚或輕蔑的態度;輿論對他的批判愈盛,民粹主義被置入的非理性的成分也愈高。我們看到澄社使用「民粹資本」一詞,民粹主義已牢牢地被框架在「非理性民意」的概念。93年時,聯合報社論已直接以「民粹主義」指涉李登輝;民粹主義被緊密地框架在李登輝,從總統大選期間至96年他贏得總統大選,「民意強人」的概念也完全被以「民粹強人」一詞替代。97年國、民兩黨合作修憲,擴大了總統的實質權力,「民粹威權主義」這個概念再起;不同於95年的台灣國族建構,這一次的因素是「行政權的擴大」。抬高至嚴格的學術標準,「民粹威權主義」的立論基礎薄弱;「民粹主義」、「威權主義」是兩個互斥的概念,可是台灣的學術界卻毫無疑問的接受、且複製。 陳水扁在2000年當選總統,民進黨在國會仍是少數黨;行政、立法兩院的衝突,伴隨著政治人物一聲聲「搞民粹」的口水戰。「民粹」符碼明確地從李登輝移轉至陳水扁,我們也看見「民粹總統」一詞的指涉;而民進黨這四年的施政,被緊緊地黏貼著「民粹」一詞。公共輿論中的「民粹」,早已不是「意義的符碼」而是「無意義的符碼」。我們也看到學者以「陳水扁」詮釋民粹主義。另外,陳水扁在任內多次(宣稱)推動核四公投、制憲公投…;最後,2004年總統大選合併舉行諮詢性公投。期間,民粹主義為反公民投票的論述武器,我們看到「民粹壯陽藥」、「民粹春藥」、「民粹催情劑」、「民粹退步黨」等詞彙的使用。而隨著李登輝、陳水扁的結盟,台灣國族認同在民主化後期逐漸壯大;台灣國族意識愈盛,對民粹主義的批判也愈強烈。民主化早期,民粹主義被與「台灣」、「本土」的概念相扣連;後期,則被明確指為是「狹隘偏激、排除外來移民的本土化」。 2004年,陳水扁與呂秀蓮在爭議聲中贏得總統大選。國親支持者聚集總統府前抗爭。這個時期對民粹主義的批判,由聯合、中時兩報紙,移轉至台日、自由。其中自由時報社論的這一段陳述:「…如果光講民主,卻不遵守法治,往往會淪為民粹政治…」,我們可以在台灣政治民主化前期的聯合、中時論述中,找到近乎相同的陳述。而民粹主義被與集權主義(「極權法西斯統治」)扣連上,是在民進黨再度取得中央執政權之後。 最後,我們看見「校園民粹主義歪風」一詞,讓原本即改革不易的教授治校、校園民主,更形困難。而「民粹」也對國會席次減半運動,發揮了很大的反作用力;國會席次減半修憲案最後的得以通過,幾乎可以說是林義雄個人的道德壓力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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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描述十年來(1994-2003)台灣國家級活動,新興的跨年晚會不但是政黨輪替的指標儀典 (ceremony),同時也是媒體事件樣版。早期跨年活動的興起,可以說明陳水扁如何辦活動、改變節慶意義來營造政黨輪替氣氛,來取代舊的威權政權。然而,影音工業與媒體的角色漸漸吃重且有主導能力,這一點與台灣更早的國家級儀典或媒體活動相當不同,因此本文企圖以媒體事件的觀念來分析跨年晚會。媒體不但組織新的節慶、製造新的奇觀、紀念不太一樣的歷史事件、更重組集體記憶,形成當代台灣大眾文化國族主義(popular-culture nationalism)的形式。從本文發展的大眾文化國族主義的概念,可以幫助釐清民主/民粹、理性/激情、公民國族/族群國族等常見二元對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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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其實有兩層意涵,一個代表危險,另一個則是代表機會。2003年年初,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病毒從中國大陸蔓延開來,橫掃東亞,波及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不僅造成公共衛生防疫上的危機,更造成經濟上的重大損失。本研究從危機溝通的角度來觀察SARS危機個案,因為在危機傳播的各種取向中,危機溝通常因是危機處理成功與否的關鍵。 就是因為危機溝通有如此的重要性,政府如何進行危機溝通、擬定溝通策略,就成為一個值得研討的課題。尤其在全球化的今日,經濟議題已然成為危機時一個影響重大的面向,對經濟議題的危機溝通探討,自然更是刻不容緩。本研究在這方面,不僅做出理論上的建構,更以兩個SARS期間的經濟議題—「口罩荒」和「國安基金與股市震盪」,去探討實證上的危機溝通的效果評量,以及阻礙危機溝通的影響要素。 在理論建構方面,本研究提出「經濟社會效能」,指稱危機溝通策略在「危機時所衍生之經濟議題」上或是「經濟危機」本身,展現於社會認知、重大經濟指標,與媒體溝通等三方面的成效。此效能共分三大評估面向,一是社會面向,透過民意調查等評估民意;二是經濟面向,透過官方或具公信力之經濟數據、新聞稿,瞭解與評價政府的溝通策略與危機作為;最後,是媒體面向,引用「媒體效能」的概念,以質化的深度訪談與量化的報紙內容分析法蒐集研究資料。 至於實證在兩個議題個案上,本研究對應於研究問題,得到以下的結論: 一、口罩荒議題上,量化資料得出政府的危機溝通策略排序最多的是「政策措施宣布」,再來則是「專業意見、統計數據資料公布」,「政府危機處理小組運作處理內容」則佔第三位;質化則歸納兩點,第一是SARS期間政府快速地整合「物資管控能力」,以確切數據與嚴厲手段,應付口罩不足的問題,第二,成立「SARS新聞媒體專責小組」,讓SARS相關資訊透明化、公開化。 二、國安基金與股市震盪議題上,量化資料對政府溝通策略排序為「闡釋辯解政府先前之舉措」,「專業意見、統計數據資料公布」,「信心喊話」,以及「政府危機處理小組運作處理內容」。質化訪談所得的政府策略主軸則為「針對疫情、從解決危機的根本著手」。 另外,透過「經濟社會效能」的研究設計,本研究也耙梳出兩議題的溝通影響要素,簡述如下: 一、在與民切身的議題上,「掌握時效」是危機溝通成功的關鍵要素。 二、政府需掌握「可信的數據」以瞭解危機事態,並據此擬定「專業意見或數據」之危機溝通策略。 三、「發言人機制」需確立,統一政府對外言說,並提供媒體正確的訊息。 四、危機處理小組需及時成立,以有權有責的專業人士,進行高效率整合工作。 五、暫時徵用電視媒體時段,以利正確資訊傳播,減低謠言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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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深度報導論文藉由瞭解與比較La new熊、誠泰Cobras這兩支今年重「新」出發的職棒新軍與中華職棒第一品牌兄弟隊的成它瞉P做法,為台灣職棒行銷的未來發展策略提出建議。研究結果發現,由於台灣職棒市場規模較小,以及職棒放水黑霧、兩聯盟惡性競爭等市場外部因素囿限,造成以兄弟象為首的四支老球團仍以對成本錙銖必較的「淺碟」經營模式為主,如此模式不可諱言在過去幾年市場機能失靈的年代確有其必要性,但若要「長治久安」,還要參考誠泰Cobras與La new熊著重發揮集團縱效、服務品質與經營地方的市場新進策略。研究建議:一、職棒行銷應回歸著重於達成行銷效果目標設定的目標達成率;二、職棒經營應效法表演娛樂產業;三、如何讓台灣職棒從「生意」層次提升至「文化」層次,將是職棒產業上從政府、下至經營者以及媒體未來耕耘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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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宜蘭地區憂鬱病人求醫問題及精神醫療資源現況分析。研究目的為探討精神科醫師對民俗療法之看法、瞭解民俗療法執行者對「憂鬱症」之看法、研究憂鬱病人選擇民俗療法之原因、探究民俗療法和精神醫學互相妥協或合作之可能性、分析媒體報導憂鬱病人與民俗療法之現況及改善方法。 故以宜蘭的憂鬱病人、家屬、精神科醫師、臨床心理師、民俗療法執行者為訪談對象,研究方法係以質性研究中的參與觀察法、深度訪談法為主。 結果發現,宜蘭地區雖民風保守,但在憂鬱症衛教宣導相關訊息上並不見得較少,而因老年人口居多,故老年人憂鬱症佔最多,兒童、青少年憂鬱症相對上較少,女性憂鬱的可能原因以婆媳衝突較為常見。是故,以間接的研究文獻和訪談結果推論,宜蘭縣之憂鬱症盛行率為5至10%。 關於宜蘭地區目前精神醫療資源之研究結果,諸如精神科醫師、臨床心理師等與全縣人口數相比之下,均明顯不足,值得政府單位重視。而專業人士對於精神醫療與民俗療法之未來合作多半持正面看法,但宜蘭的憂鬱病人較少尋求民俗療法,大多透過教會與精神科醫師合作下前往醫院治療,與本研究原先假設不同。 對於媒體新聞之看法,精神醫療專業人員大多持負面評價,以不滿記者報導角度、用詞方式、內容選取為主,並認為對憂鬱病人造成嚴重負面影響,亦加深社會大眾的偏見與刻板印象。 然而因採深度訪談法,屬於敘述且非系統性方法,故研究結果可能因而產生偏誤,且因憂鬱病人的樣本取得困難,難以窮盡真實面貌,是本研究不足之處。 對於後續研究之建議,可針對新聞報導對憂鬱病人之用字遣詞、消息來源人數比例是否平衡,以及精神科醫師對於新聞內容之看法,進行量化或質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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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用質化訪談方式蒐集了十六位台灣城市成年獨生子女的生活經驗,以三個子題 ── 親子互動、人際關係、婚育觀念 ── 為主軸寫成了一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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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精實案」是國軍近五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組織調整與人員簡併工程,透過對於「精實案」的瞭解。能夠描繪出國軍發展變遷的整體圖像,進而分析檢討核心問題,提出策勵未來的具體方針,並且有助於一般民眾瞭解與本身切身相關的國防事務。 「精實案」對於我國今日與未來國防的的重要性無庸置疑,但是受限於重重限制,外界對於精實案,始終只有浮光掠影的印象,缺乏整體全面性的介紹;甚至軍中成員,也難用三言兩語,清晰描述出「精實案」的緣由、政策,以及未來願景,這是令人憂心的現象,越是缺乏辯論與外來刺激的決策,越不可能周延前瞻,符合理想。 有鑑於此,本項研究希望以國軍「精實案」為主題,透過深度報導的形式加以評述,有鑑於多數官方文書尚未解密,選擇的受訪對象限制頗多,同時除了官方強調具像的組織簡併與人員精簡外,本項研究也希望探討國軍發展歷程與組織文化,在「精實案」政策成形推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深度報導以「觀察國軍精實案」為名,希望能夠成為相關研究的一個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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