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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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視新聞中，大台北地區的新聞，和其它各縣市的地方新聞，比重有嚴重失衡的現象。是什麼原因阻礙了地方新聞的發展？本研究試圖從地方新聞的產製模式切入了解，發現原來地方新聞，經常是由地方記者和台北新聞中心的「在家記者」合力完成，這樣的產製模式，影響地方新聞非常深。 由於雙方是遠距離合作，首先，在溝通的過程中，常常就會發生失誤，另外又因為「在家記者」通常是沒有跑線經驗的工作人員，處理新聞不熟練，很容易就會對地方新聞呈現的品質，造成影響。 本研究走訪各地的地方記者，以及在台北工作的「在家記者」，發現種種合作上的問題。同時也從台北地方新聞中心長官的訪談中，整理出這樣的產製模式，有什麼可以改進的空間，希望在實務上，提供直接的建議，協助地方新聞產製模式的改善，提升台灣電視地方新聞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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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選秀節目熱潮席捲東西方之際，相關的文獻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兒童選秀卻鮮少被討論。然而新聞報導和社會輿論中，兒童選秀及兒童參賽者往往又是爭議的焦點。兒童參賽者往往被描繪成「早熟的小大人」，並且被看作是星爸星媽夢的受害者；而製作單位則被看成是剝削兒童及其家長的吸血鬼。 因此，本研究以童星早熟之爭議為起點，為有效回應媒體、社會對童星和節目製作單位的批評，透過分析台灣目前僅有的兒童選秀節目【超級童盟會】，從當事人的說法、生產的角度來檢視兒童選秀相關爭議。 首先透過文本分析，釐清節目中的童星建構，並討論該建構如何對立於台灣社會對兒童的認知和期待，即「浪漫童年」。接著，為了挖掘製作單位生產童星形象的情形，研究者實地參與錄影，並且訪談了參賽者、家長和製作單位，共十七位。最後，為了捕捉節目生產過程中，行動者和場域、以及行動者之間的互動情形，研究者借助Pierre Bourdieu日常生活言行理論中的概念，來詮釋蒐集到的訪談資料。 研究者在挖掘該節目的童星形象及其建構手法的時候，也和文獻爬梳過的兒童相關概念（例如兒童權利）對話，以討論兒童選秀相關爭議。透過分析【超級童盟會】場域，本研究發現收視率既是宰制該場域的象徵體系，也是控制行動者的生存心態，導致不論是參賽者及其家人，還是製作單位，對於勞動剝削皆是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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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雙屍案中，衛星電視新聞台大幅炒作新聞，凸顯媒體審判的問題，引發自律爭議。案件還在偵辦中，犯罪嫌疑人就已被媒體未審先判、挖掘隱私，嚴重侵害嫌疑人的基本人權。然而，STBA集體自律機制（衛星公會）自2006年運作以來，有一定成效，也明訂犯罪新聞的自律規範；2011年後，各台也紛紛成立頻道自律機制（倫理委員會）。為什麼有些新聞台還是衝破自律的防線呢？ 本文以布迪厄（P. Bourdieu）場域觀點，探討衛星電視台的新聞自律運作。新聞場域的互動因素包括：追求秀異、資本、新聞專業、消息來源、同業競爭、收視率，以及法律、他律、自律等「三律共管」架構下的新聞自律。各新聞台在產製八里雙屍案的犯罪新聞報導時，引發哪些自律爭議？八里雙屍案的新聞產製過程中，新聞工作者會受到哪些場域互動因素影響？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為內容分析、記者及各機構委員訪談分析。研究結果發現，三家新聞台引發的自律爭議：大幅炒作命案的比例原則問題，在報導中模仿社會新聞節目、談話性節目手法，新聞愈趨八卦化、戲劇化。媒體有罪審判的情形嚴重，甚至將嫌疑人妖魔化，侵犯嫌疑人公平審判的權利。此外，檢警明明謹守偵查不公開，但卻意外造成媒體捕風捉影，轉而報導嫌疑人的隱私。 新聞台經營者對收視率或是新聞專業空間的重視，影響組織場域的氛圍，更形塑記者不同的自律意識。東森小心推敲NCC的法律紅線，也積極遵守STBA的自律規定，在追求收視率的同時，傾向衝撞模糊地帶；東森記者積極配合，也對收視率的表現自豪。中天以收視率為依歸，但因為常被NCC裁罰，小心翼翼踩紅線；中天記者角色被動，自主權不大。TVBS透過新聞專業展現積極的新聞自律層次，TVBS記者自律意識較能發揮；但在同業競爭壓力下，也不得不跟進報導八卦話題。 雖然三律機制在八里雙屍案中發揮的效果有限，但三律共管架構下的新聞自律確實已在各新聞台場域中發揮作用，也因此發現各機制仍有改善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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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Noelle-Neumann在1973年提出的「沉默螺旋理論」為基礎，以「同性婚姻合法化」為研究議題，以臉書為研究場域，探討社群媒體上的沉默螺旋現象。本研究以網路問卷調查法，共蒐集了380份問卷，了解臉書使用者在臉書上，面對爭議性議題的表達意願。 研究發現，個人對於意見氣候評估的不一致程度無法有效預測個人的害怕孤立心理。如同過去研究所推測，之所以在電腦中介互動情境中，意見不一致程度不會影響個人的害怕孤立程度，是因為許多社會規範或懲罰是透過非語言線索傳遞，仰賴其他人實體的存在，例如：尷尬的眼神接觸、手勢等，在電腦中介互動的情境下，已經排除了這些線索，身體的孤立已經存在，所以人們不再因為意見氣的不一致而加深害怕孤立的心理因素。本研究也發現，在網路論壇上，害怕孤立程度最高的並不是弱勢意見的那群人，而是那些對議題總是表示中立無意見的人，可能是因為那些容易受孤立威脅的人，因為擔心受到任何一方孤立，所以不願意表達自己的意見，總是選擇中立或沒意見。在意見氣候與發表意願上的關係，本研究符合「不滿足螺旋（a spiral of discontent）」現象，弱勢意見持有者在網路缺乏社會情境線索與匿名的前提下，更勇於表達；相較之下，在缺乏臨場感的狀況下，強勢意見的表達動機變小，使他們不願意發表。而害怕孤立因素與發表意願的關聯上，本研究發現害怕孤立程度越高，表達意願越低，顯示害怕孤立心理是能夠預測表達意願的因素之一。 和過去以電腦中介互動情境的研究有相同的結果，再次證實在電腦中介互動情境下，性別與教育程度不會影響在社群媒體的發表意願，但是本研究發現年齡越高者，在臉書上的發表意願越低。在臉書使用習慣與發表意願的關係中，本研究發現，使用年齡、使用小時、朋友數量、利用臉書閱讀新聞的頻率都無法有效預測發表意願。但是利用臉書關心公共議題的頻率越高，在臉書的表達意願越高；利用臉書討論公共議題的頻率越高，表達意願也越高，值得注意的是，臉書的隱私設定也是影響表達意願的因素之一，習慣在每次表達意願時調整隱私設定的人，相較於每次都將隱私設定設為「朋友包括朋友的朋友」的人，有更高的表達意願。與過去研究一致，本研究將研究場域移至社群媒體也有同樣的發現：議題涉入程度越高，表達意願越高。 綜合上述，臉書使用者對於「同性婚姻合法化」此議題並無法完全證實諾氏沉默螺旋的假設，但從中發現，部分研究結果與過去的研究有許多相互呼應之處，顯示若將沉默螺旋理論應用於社群媒體，會有不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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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電影從無聲進入有聲後，聲音成為螢幕畫面的延伸，聲音被稱為是「第五度空間」，其重要性之於影視作品毋庸置疑。配音，屬於聲音後製的一環，目的是為了完善作品，起到加分的作用。 然而，現今臺灣多數的配音作品卻是飽受批評，關於卡通、韓劇的配音，「怎麼都是那幾個聲音？為什麼要配音？」是網路上關於配音的常見評論。這個狀況由來已久卻始終未見改善，「配音」的議題在臺灣甚少受到報章雜誌的關注，觀眾的抱怨、批評不過是在網路匿名世界與親朋好友言談間的情緒抒發。 本篇報導以「重視聲音的重要性」為核心關懷，透過訪談與田野調查試圖呈現臺灣影視配音的演進與現況，並輔以數據資料來分析當前所面臨的困境。現今大部分的配音工作模式有如「聲音工廠」般大量、低價、單一、罐頭化，人聲中的情感、個性、差異、特殊性在作品中難以呈現。這樣的現象，成因來自臺灣先天的市場規模、過多的頻道分食有限的廣告資源，加以收視率無法適當反應節目品質。 要改變現況，有人持續在配音的品質上做努力默默更耘，相信好的作品終能吸引觀眾，拓展收視族群，甚至讓「臺灣聲音」走出臺灣；有人則將希望放在原創作品的開發上，認為發展原創配音才能改變配音不受重視、市場惡性循環的現狀。同時，懂得欣賞好作品的觀眾也是改變現況必不可少的，觀眾也要學習「如何聽」，將批評化作實際行動，表達追求良好聲音品質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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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組織文化為切入點，探討A、B兩家電視台的組織文化，以及組織文化如何影響到的置入性行銷策略的擬定與執行，同時，在《預算法》增修條文第62-1條通過近兩年的當下，也對新聞置入性行銷現況做一回顧與檢視。本研究參考Schein等學者對組織文化來源的架構，先整理兩家電視台組織之成立背景與概況，並將組織文化的分析架構調整為：一、組織的核心價值，二、組織成員的互動，及其如何延續組織文化、價值觀，三、組織創辦人以及新領導者的理念。歸納出兩家電視台所屬之組織文化類型後，研究者進而討論其置入性行銷策略的操作情形，了解組織文化與其策略之間的關聯性，觀察兩者是否一致，抑或隱藏衝突。 研究發現，對於A台而言，該台重視自身新聞品牌形象，展現出對於收視率龍頭老大的企圖，核心價值觀為「信賴」、「領先」，屬於「領先導向型」組織文化，置入性行銷策略則是「新聞掛帥，以價制量」；而B台品牌所代表的不僅僅是「B台新聞」，更是背後所支撐的「集團」，其品牌形象與台風訴諸年輕、活潑化，以爭取更多具購買力的閱聽人與廣告主，組織文化著重在「資源整合」與「開源節流」，屬於「營利導向型」組織文化，置入性行銷策略為「左右逢源，整合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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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紀錄片導演拿起攝影機拍攝自己的族群，將自我感知的原住民意識，透過紀錄片的形式傳遞，保存逐漸凋零的原住民傳統文化；並建立「反論述」抵抗主流霸權，實踐影像主體性。本研究透過生命歷程法，辯證導演個人之生命經驗如何形塑族群認同；並交叉檢證歷史事件，理解導演此一角色在生命軌跡之轉折與其社會脈絡因素。本研究發現，部落經驗是原住民紀錄片導演形塑認同之重要關鍵，部落經驗與都市生活的時序前後，使個人的族群認同產生「衝突型」及「調和型」兩種類別。成為導演此一生命角色滿足「自我實現」需求，且行動內涵趨向「社會取向」。原住民紀錄片導演實踐影像主體性，循著此行動的軌跡，正呼應著臺灣原住民權益發展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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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9年政府以專案形式引進移工，25年來，移工在製造業、營造業、漁業和家戶之中，已成為台灣不可或缺的基層勞動力。當政策、法規乃至於社會大眾，聚焦於提升移工的勞動產值、降低引進移工的社會成本之際，亦漠視了他們作為個體的基本生活要求。 移工如何從勞動機器過渡到人？如何在休閒生活中，找回一個人的基本尊嚴？本報導描繪移工休假時的樣貌，以假日火車站周邊的東南亞商圈為始，逐步遞進到小吃店、漁港和宗教場域，在語言、文化、飲食和信仰的交集下，群聚，讓移工找到歸屬與認同，不再是置身他鄉、飄泊無根的人。卸下工作狀態，移工逐步刻劃出自己的生活藍圖，他們心中對於自身情感、群體權益的渴求，也獲得實踐的機會。 因此，休假之於移工，不僅是調劑身心，而是重新鍵連社會關係，在假期給予的自由下，拾回平時被扭曲、抑制的勞動意識和人權想像。本報導認為，休假作為問題的起點，揭示後續的勞動權、社會權，乃至公民身分的問題。當論及移工勞動權益，休假始終是最初而最重要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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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諧星作為一種近十年來在綜藝節目中大放異彩的族群，博取許多媒體版面，但幽默領域並非中立無菌的，幽默場域即為一百家爭鳴的意識形態鬥爭場，性別權力在此以一種歡樂無害的形式被表現出來，實則蘊含多重性別迷思與性別不平等。本研究的問題意識是綜藝節目中男諧星與女諧星的性別差異何在，以及這些差異背後反映了何種意識形態，最後女諧星是否有可能運用幽默的模糊性與兩面性挑戰性別刻板印象與父權意識形態。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分析【全民最大黨】與【康熙來了】兩個綜藝節目，研究男、女諧星在表演方式、角色形象、角色屬性、笑聲創造比例與演出比例的差異；文本分析法以內容分析法的結果為基礎，輔以其他報章雜誌、電視節目與【全民大笑花】等其它文本，解析諧星領域中性別差異背後的意識形態何在，以及男、女諧星的能動性。 研究結果發現，在表演方式方面，女諧星較傾向使用自嘲、身體感官成分多的表演，在短劇表演中，女諧星使用性感創造笑點的比例遠高於男諧星，而男諧星較傾向使用奚落、言語成分較多的表演，在短劇表演中，男諧星使用反串與性騷擾創造笑點的比例遠高於男諧星。在角色形象方面，女諧星在短劇節目中形象較傾向刻板女性形象，但在談話性節目中形象較為中性，展現出同等份量的男性與女性特質，而男諧星的形象無論在短劇節目或談話性節目中都較傾向於表現男性刻板印象。在短劇角色屬性方面，男性較常飾演公領域角色和主角，女性較常飾演私領域角色和配角。無論在哪個節目中，男諧星創造的笑聲比例都遠大於女諧星。 這些差異反映了男主女從、男主外，女主內、男性特質是正統與優越，而女行特質較偏異與瑣碎的迷思，而好笑的女諧星還必須被汙名化再現為醜女和沒有異性緣的女人。根據女諧星的貌美程度與好笑程度可以將主流綜藝女諧星分成四類：潑婦�花癡、小媳婦、傻妞與天真尤物，越好笑的女人被汙名化的程度、侵略性與能動性越高，反之亦然。 女諧星的能動性策略可能有三個：鬆動權力關係、體制內的反叛與挑戰性別刻板印象，但若要顛覆父權體系，就現階段而言還無法一蹴可幾。國內的綜藝節目素質整體而言也有待提升，亟需更多具有批判性與反思意識的演藝人員與更多元自由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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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報社對於文字的重視普遍重於新聞照片，連帶地攝影記者在報社內也是地位不如文字記者。然而，2003年進軍臺灣的《蘋果日報》卻帶起了臺灣報業提高版面上新聞照片、圖像數量的風潮，有的報社甚至調整內部的照片處理機制。在此情況下，《蘋果日報》的攝影記者和攝影主管在報社內所掌握的權力為何？他們受到的規訓又為何？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及參與觀察法，一共訪談五位《蘋果日報》的攝影主管、四位攝影記者，並參與觀察其中三名攝影記者。研究發現，相較於同業，《蘋果日報》的確給社內攝影主管較多發言權，但是那只是建議權而非決定權。而攝影記者對新聞照片的自主權只能在報紙後面版次的新聞上得到彰顯，頭版和重要新聞的照片的主控權仍掌握在報社高層。另外，《蘋果日報》的高薪和頭銜政策使得攝影記者的工作量雖然重、壓力也大，但仍有一定程度的工作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