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學位論文/Graduate Institute of Clinic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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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胰臟炎導因於長期的發炎終以致胰臟內分泌與外分泌功能的缺失。所以，慢性胰臟炎可說是一種在形態上有不可逆的變化以及功能上有不可回復性的一種疾病，這也就是慢性胰臟炎臨床上(或功能上)的定義。慢性胰臟炎的進展迵異，可能經過十數或數十年才慢慢地導致嚴重的臨床症狀或是也可能在短時間內即進展很迅速。典型慢性胰臟炎的病理表現為胰臟組織外分泌細胞的破壞與纖維化，在組織分析上，也可見到胰管內可能有蛋白質塊沈積、胰管內結石、胰管擴張、或胰管增生或化生以及偽囊腫的發現，這些病理學的診斷通常必須經由足夠的檢體，通常來自於外科手術所取得的檢體或是解剖的組織病理檢體才足以下診斷。並且這些纖維化及病理學的變化可能不均勻地分佈在其中。在同一個胰臟不同的部位其發炎程度可能並不平均。 在過去的數十年間，有許多學者嘗試想要對於慢性胰臟炎建立一個簡單且清楚的定義與分類。先前的幾種分類法，幾乎都是各唱各的調，多半源自臨床表徵的觀察，而缺乏系統性且簡單的分類。，慢性胰臟炎的診斷與分類應兼具原因、胰臟功能和臨床表現型。Whitcomb提出針對慢性胰臟炎的原因與風險做一個評估系統的分析: TIGAR-O system，建議對每一個懷疑或被診斷為慢性胰臟炎的病人，要列出所有可能的危險因子，並且根據這些因子和臨床表現之間的相關性，希望能對其發生的原因做更進一步的了解。所謂的TIGAR-O系統，就是toxic、metabolic、genetic、autoimmune、recurrent severe pancreatitis以及obstructive chronic pancreatitis。至此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不同的地域所提出的特殊型態的慢性胰臟炎，似乎都可納入在此TIGAR-O系統當中。此系統的提出在背後的更重要意涵是我們可以經由致病機轉了解慢性胰臟炎，藉此幫助病人臨床病程之追蹤與治療。 慢性胰臟炎的發生率和其流行病學的研究，事實上資料相當有限，主要的原因在於慢性胰臟炎並不屬於惡性疾病，所以在絕大多數的國家並沒有慢性胰臟炎的登記系統。再者由於慢性胰臟炎的診斷與定義並不清楚與明確，所以大多數人對於急性與慢性定義或分類之混淆或不了解對於胰臟發炎的基本觀念已有很大的轉變，所以想得到慢性胰臟炎之可靠資訊可說是十分困難。目前認為可能可信的資訊是來自於對於治療胰臟疾病有經驗的醫學或研究中心。 至於想要了解其致病原因及分析流行病學，就會牽涉到如何對慢性胰臟炎下診斷：最可靠的方法是根據組織病理(足夠的標本通常是外科組織標本)，但是這在臨床上並不常使用，此外診斷標準的界定也會影響到流行病學調查結果的不同。最後則是在不同的地域國家，發生慢性胰臟炎的原因也可能不同。 慢性胰臟炎目前並沒有任何特效藥，所以希望藉由對發病原因與風險的評估，以期對這些病人的將來與預後和治療能有幫忙。如果我們回顧過去這一百年來有關慢性胰臟炎的研究，就可以發現1996年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也就是開始發現基因和胰臟炎相關的時代，因為在1996年之前所有的研究都是分析其臨床病理的表現，在1996年之後發現cationic trypsinogen gene (PRSS1)和cystic fibrosis transmembrane conductance(CFTR)與慢性胰臟炎之發生相關。愈來愈多證據顯示不同原因別的慢性胰臟炎似乎都與這些基因有不同程度的相關，是所謂慢性胰臟炎的基因時代。 本研究共分三部份 第一部份是慢性胰臟炎的臨床資料整理，重新審視與分類 第二部分是不明原因慢性胰臟炎與CFTR 和tumor necrosis factor(TNF)-alpha promoter之基因關聯研究 第三部分是嘗試找出鑑別慢性胰臟炎與胰臟癌之生物標記。 慢性胰臟炎在台灣的資料，到目前都沒有正式的報告，對於慢性胰臟炎的原因別和分類，病人的臨床病理資料等等，也都十分的缺乏。至於慢性胰臟炎在中國人種的基因背景在之前也沒有任何的文獻報告。所以我們研究的目標主要是分析台灣華人或在台灣的中國人慢性胰臟炎的臨床病理特徵分析，並嘗試以新的分類方式對比舊的分類方式來分析。第二部分則是有關慢性胰臟炎的基因研究。 我們嘗試用兩個不同資料庫來分析慢性胰臟炎在中國人或台灣華人的情形，在這十二年間，也就是民國83-94年間每一年新發生慢性胰臟炎的個案數，其實並沒有明顯的上升或減少，對照目前西方的報告來看，他們也認為慢性胰臟炎個案的總數目前可能是持平的，這一點和國外的報告相近。至於在性別方面不論是源自病歷資料庫或是病理資料庫我們都可以發現病人都是以男生為多，女生較少。如果我們逐年來看發生慢性胰臟炎的原因，我們可以發現喝酒不論臨床或病理上都佔有蠻大的比例。而不明原因慢性胰臟炎在病理資料庫當中所佔的比例似乎有逐年上升趨勢，已經是慢性胰臟炎在台灣的主要或次要原因。 本研究的第二部分我們想了解的是慢性胰臟炎的基因背景，我們嘗試由兩種方面的基因來著手: CFTR和西方人發生不明原因慢性胰臟炎有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因;TNF-alpha則是和胰臟纖維化與發炎反應有關。 WHO定義CFTR基因變異的單一表現型中包括了慢性胰臟炎。CFTR的功能本身是一種氯離子通道，它可以調控上皮細胞內外兩側的HCO3-、氯離子和水的平衡。CFTR基因大約有230 kb，蛋白質由1480個氨基酸組成。CFTR protein的表現會受到CFTR基因變異程度的影響。CFTR的基因變異和胰臟功能之間的關係亦即其基因型-表現型之間的相關性最高。CFTR和不明原因慢性胰臟炎之間有相關的首次發表是在1998年同時在NEJM發表的兩篇文章。所以我們收集了2000-2005年在台大醫院確定診斷為慢性胰臟炎的病人，當中48位男性，30位女性，200個對照組的病人，分析 CFTR的變異和基因多型性以及配子型分析研究。CFTR是人類已知的基因當中，基因型非常複雜的基因，所以目前都推薦以DHPLC來做。所以我們將CFTR 27個exon包括intron用PCR的方法放大，並且以DHPLC分析 ，如果得到異常結果再做進一步的核酸定序分析。並且分析的結果都與目前CFTR變異資料庫來做核對。除了變異之外，CFTR變異會受到轉譯或轉錄層次調控。對於目前已知有功能性的基因多型性，我們直接進行了核酸定序的方法來分析，進一步看他們的基因型與表現型之間之相關，此外也進一步做配合子的分析。 本研究也是首次有關於華人慢性胰臟炎之發生與CFTR相關的報告。這是一個病例對照研究，在不明原因慢性胰臟炎患者中，CFTR的對偶基因突變率為14.1﹪，在對照組為4.8﹪，不明原因慢性胰臟炎患者中有24.4﹪具有CFTR突變，對照組有9.5﹪。根據我們的研究，具有CFTR異常對偶基因的帶原者（carrier），發生慢性胰臟炎的機會為對照組的9倍。CFTR的突變分布比較廣散，在某些變異的點位只出現在慢性胰臟炎的病人，在對照組的病人並沒有變化。在所有的突變當中以I556發生率最高。分析基因型與表現型的相關時，我們發現具有5T的對偶基因的患者其發生不明原因慢性胰臟炎的年齡較輕，這些CFTR carrier的poly TG repeat 數目均為12或13。我們對於6個已知有功能上影響的基因多型性位址，組成配合子進一步分析。包括了125G1C，100/T11C>T，M470V，2694T>G，4521G>A而經由permutation test發現在中國人CFTR最常見的配合子型有13種，當中以 125C /1001+11C/ T7TG12/470M/2694T /4521G 的配合子最常見。而125G/100/T11C/TG12/470M/2694T/4521G的配合子型和中國人發生不明原因慢性胰臟炎的相關性最高（OR 11.3，95﹪信賴區間為2.5-54.6）。 本研究顯示出不同地域與人種和CFTR基因變化有很大之不同。因此針對CFTR知基因篩檢時，應就族群之不同而分別訂定。本研究建立了中國人CFTR基因在不明原因慢性胰臟炎與正常人變化的基因資料庫，對於未來其他與CFTR相關之疾病之背景與資料庫建立特定表現型（例如CF，不明原因慢性胰臟炎，與CABVD）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資訊。 許多慢性發炎性疾病均和TNF-alpha有關。至於TNF-alpha和慢性胰臟炎之間是否有相關，我們發現在以往歐洲和美國的報告呈現不一致，這可能導因於先前所收案的研究中的族群不夠均質化，或者也部份源自於地域人種的不同。至於TNF-alpha的基因多型性，和中國人或台灣華人的慢性胰臟炎有沒有相關，相當值得進一步的研究。本論文總共收集70個慢性胰臟炎病人，其中48位男性，22個女性以及200個對照組。在此病例對照研究中，病人的年齡和性別都沒有統計學上的差異。我們排除了遺傳型的胰臟炎有關的情形，合併胰臟癌的病人也排除在外。我們的結果顯示TNF863，CA或AA的基因型，和我們族群慢性胰臟炎的發生最為相關，其OR為4.919（p值小於0.001），如果我們以單一的基因多型性來分析，我們發現863A或103C的帶原者都和病人慢性胰臟炎的發生最為相關，具有統計學上的差異。配子型如果按照1031/863/857/308/238的排列， TACAG ，CATGG和CACAG和中國人的慢性胰臟炎發生最為相關。我們的結果顯示出TNF-alpha與中國人慢性胰臟炎之發生相關性存在，在TNF-alpha promoter的863A或者是含有863A的配合子和慢性胰臟炎發生的相關性最高。至於TNF-alpha在整個胰臟炎形成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值得未來繼續研究。 慢性胰臟炎已被認為是罹患胰臟癌的高危險族群。根據不同於原因引起的慢性胰臟炎其得到胰臟癌的風險亦不同，例如具有遺傳性慢性胰臟炎之患者終生的到胰臟癌的機會為40﹪，其風險是一般人的數十至數百倍，而酒精性慢性胰臟炎得到胰臟癌的風險是一般人的四倍。其他不同類別的慢性胰臟炎得到胰臟癌的機會也是正常人之2倍。當慢性胰臟炎的病人出現其胰臟出現局部腫大時，有時在臨床上並無不同的症狀。所以，如何鑑別特定病人的胰臟局部腫大，是慢性發炎所導致的假腫瘤，或是已併發胰臟癌，是很重要的臨床問題。相反地，對於某些確實患有慢性胰臟炎的病人，可能也會因為腫瘤源起於或壓迫到主胰管，而使得其後方之胰管擴張，而引起胰臟慢慢萎縮。發展出準確度和敏感度較佳的非侵襲性生物標記，是胰臟研究一直以來的方向與目標。 最傳統或最常使用的指數是CA19-9，通常是用在胰臟癌病人治療過程中追蹤他們的治療效果。但是，是否CA19-9可以用來當作區分胰臟癌或者是慢性胰臟炎的指標則到目前仍未有定論。此外，CA19-9在一些慢性發炎的疾病或包括慢性肝炎，腎功能不好或是慢性胰臟發炎或病人有任何原因的黃疸，都可以使得CA19-9指數假性上升。反過來說，在人口中約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病人並不表現lewis antigen，所以他們即使他們發生了胰臟癌，他們的CA19-9指數也不會上升。依照以往文獻的報告想要用CA19-9來區分慢性胰臟炎或者是胰臟癌，正確率大約只有六成左右，因為大約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病人，他們的CA19-9可能已經上升。其他的腫瘤標記，譬如說CEA，CA-242，CA-50，CA-724等都被嘗試拿來作為診斷胰臟癌，但是可惜這些腫瘤標記的特異性和敏感性均不佳，所以仍然沒有辦法用來診斷胰臟癌，但目前為止，並沒有任何理想的腫瘤標記可以提昇胰臟癌的早期診斷。 在腸胃道癌症中，有文獻報告指出在胃癌的病人，其血液中adiponectin (ADP)的濃度與他的存活有或疾病分期有關。乳癌，子宮內膜癌都發現他們血液中的ADP濃度與病人腫瘤預後相關。乳癌或大腸癌的病人，當他們出現了癌症的消瘦（cachexia）時，病人血中ADP的濃度會有明顯的變化。 此外，囊狀纖維化之病人其ADP 亦異於正常人。到目前為止，有關於ADP胰臟癌或是慢性胰臟癌的關係則沒有任何報告。至於是否ADP的濃度與癌症的侵襲性或是嚴重度相關，目前尚無任何文獻之報告。 本研究的第三部分有關於血中ADP濃度與慢性胰臟炎和胰臟癌的首次報告。我們發現血中ADP濃度在慢性胰臟炎和胰臟癌的病人都比正常人為高，根據多變相分析，我們評估了年齡，性別，空腹血糖、肝指數；黃疸指數；總膽固醇，三酸甘油脂以及BMI以預測血中ADP濃度與胰臟癌的關係，結果我們發現只有黃疸和BMI是影響血中ADP濃度的獨立危險因子。如果我們將ADP值界定在28，也就是慢性胰臟炎族群的ADP平均值再加上兩個標準差，發現對於診斷胰臟癌的特異性則可大幅提高到97.4﹪。所以這樣的分析顯示出血中ADP界定值提到最高用來區分慢性胰臟炎和胰臟癌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在區分慢性胰臟炎或是胰臟癌，比較其AUC之下的面積大小，以ADP較CA19-9為高。這些發現都暗示出血中的ADP具有分辨慢性胰臟炎或是胰臟癌的潛力，尤其是當兩者的CA19-9都上升的情況。 綜而言之，本研究是有關台灣華人慢性胰臟炎基因背景之首次分析，也是首次大規模有關於台灣地區成人慢性胰臟炎的臨床研究。在基因診斷方面對於過去所不瞭解的一些不明原因的慢性胰臟炎，提供初步的基礎。我們也發現與CP是一個與基因相關的疾病。且不同種族以及地域性間的差異很大。經由本論文之完成，我們建立了台灣地區的慢性胰臟炎CFTR之基因分析方式、初步的臨床及基因資料庫。對於不明原因之慢性胰臟炎基因分析，以早期找出帶有突變基因者；而對於早期診斷出帶有突變基因者，則可以提早開始定期之臨床追蹤，給予良好的心理支持，並監測胰臟癌之發生，以期長期的存活率。 根據我們的研究，我們提出了一個台灣地區診斷慢性胰臟炎的建議流程圖(圖28)，在未來將嘗試尋找其他基因變化之可能並分析基因與基因間之交互作用，亦將考慮用動物模式或細胞模式，了解讓基因突變或變異影響胰臟腺細胞或胰管上皮細胞之機轉，希望能更進一步地了解慢性胰臟炎形成的過程與致病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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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大腸鏡檢查是一種確診及篩檢大腸癌的有力工具， 但在檢查後常會有腹部不適感。在已有的研究中，有人使用二氧化碳取代空氣作為鏡檢中充氣的主要氣體，因吸收較快，殘餘氣體較少，可減少腹部不適，有人則是在完成鏡檢時再次將大腸鏡深入盲腸將大腸內的氣體逐段抽出，也可減少此項副作用。顯示大腸內的殘餘氣體造成的腸道擴張對鏡檢後腹部不適扮演重要的角色。GABA、opioid、NMDA受器在大腸擴張的動物模型中，已知有參與內臟疼痛的傳遞和臟器痛覺敏感的形成，而且它們都是常用麻醉藥物的作用受器。另一方面，在大腸鏡檢中給予適度的鎮靜或止痛藥物已知可以減少病人在接受鏡檢時的緊張和不適感，但目前還未有相關的研究討論麻醉對大腸鏡檢後腹痛的影響。 研究目的: 在本研究中，我們試圖調查midazolam和alfentanil，各作用在GABA和opioid受器，用於大腸鏡檢麻醉時，是否會減少鏡檢後腹痛的發生率、嚴重度或持續時間。同時我們也研究在動物和人類實驗中皆可有效減少內臟疼痛或臟器痛覺敏感的ketamine，與midazolam和alfentanil合併使用時，是否會進一步影響大腸鏡檢後腹痛的狀況。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對象是接受全身健康檢查且其中包含大腸鏡檢的民眾。在第一階段的研究中，我們前瞻性地連續收集志願接受麻醉和拒絕麻醉的民眾資料。對志願接受麻醉的民眾我們會給予midazolam和alfentanil，拒絕麻醉的民眾則不會給予任何的止痛或麻醉藥物。結束鏡檢且清醒後，詢問且記錄是否有腹痛、其嚴重度(四等分，無、輕、中、重度)、及持續時間，直到離開醫院為止。同時也記錄是否有麻醉相關的副作用，如噁心、嘔吐、頭暈等。 在第二階段中，志願接受麻醉的民眾被隨機分配為兩組，一組接受和上述相同的麻醉藥物，另一組則另加每公斤體重0.2毫克的ketamine。在此階段中，同樣比較並記錄腹痛和麻醉相關副作用的情形。 研究結果: 在第一階段中，我們收集了494位民眾，其中374位志願接受麻醉，另外的120位則無。兩組間的年齡及身體質量指數大致相同，但接受麻醉的那一組的女性比例明顯較高(43.6% vs. 29.2%，p=0.005)，也有較多的比例有腹部手術的病史(28.3% vs. 16.6%，p=0.029)。所有程度腹痛的發生率在兩組間並無明顯差別，但麻醉的確會減少其中的中、重度腹痛的發生率(9.63% vs. 16.67%, p=0.026)。同時在有腹痛的民眾中，麻醉也會減少腹痛持續的時間(118.7±47.5 vs. 153.3 ±49.9分鐘，p<0.001)。有腹痛的比例在兩組間的差異隨著時間逐漸增加，約在鏡檢後120分鐘相差最大(16.03% vs. 33.33%，p=0.026)。使用多變數廻歸分析針對鏡檢後120分鏡的腹痛發生機會的影響分析，發現性別、腹部手術的病史、大腸鏡檢所花費的時間皆無明顯影響，而麻醉在矯正上述因素的可能干擾後，仍有明顯減生其發生機會的效果(odds ratio 0.43,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26 ~ 0.73)。 在第二階段的隨機試驗中，總共有151位民眾接受和上述相同的麻醉藥物，另外則有127位在一般藥物之外另加入ketamine。這兩組間，無論是年齡、性別、身高、體重、腹部手術病史的比例及大腸鏡檢所費時間皆無明顯差異。結果ketamine無法明顯減少腹痛的發生機率或持續時間，只會增加副作用，如嘔吐(3.15% vs. 0%, p=0.042)、頭暈(18.11% vs. 9.27%, p=0.031)的發生頻率。 結論: 使用midazolam和alfentanil做大腸鏡檢的麻醉時可以減少鏡檢後腹痛的嚴重度和持續時間。另加入ketamine會增加副作用，但對腹痛無進一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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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及目的： 胃癌的治療以切除治療為主，對於早期胃癌而言，可以內視鏡黏膜切除術進行切除，非早期胃癌則可用手術切除、內視鏡次黏膜切開術、腹腔鏡切除術加以處理。不論是內視鏡切除、腹腔鏡切除或者手術切除處理，均面臨著同樣的困難，就是很難精確地在術前評估患者的腫瘤侵襲狀況，包括胃癌患者的T staging以及N staging，均很難藉由目前的影像學檢查在術前進行精確的評估。由於術前的胃癌分期評估有其極限，因此有學者主張應該盡其可能地將胃組織及淋巴結清除，然而這種作法的效益仍然沒有定論，甚至有文獻發現這種切除手術會增加患者術後的死亡率。尤其是在面對日益老化的人口時，採取最不具侵襲性的手術已經成為一種趨勢，然而採取最不具侵襲性的手術卻面臨著可能切除不足的危險。因此，如何在術前對於胃癌患者的腫瘤侵襲程度有較為精準的評估，從而避免實施切除過度或者切除不足的手術，已經成為目前胃癌相關研究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 隨著分子生物學的突飛猛進，對於胃癌的發生、侵襲以及轉移，有了許多不一樣的看法。近年來，胞外基質(extracellular matrix)的角色則開始受到許多矚目，腫瘤細胞與其週遭的組織細胞之對話，以及其間的訊息傳遞、對於腫瘤細胞的週期、細胞凋亡、細胞移動性、以及新生血管的形成、等，在腫瘤的形成、侵襲以及轉移過程中，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對於胞外基質的分子生物學研究結果，讓臨床醫師開始思索這些分子在臨床上做為癌症生物標記的可能性。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s)是一個酵素家族，其主要作用在於分解胞外基質。除了分解胞外基質的作用外，MMPs還參與許多與腫瘤相關的病理生理機轉，包括腫瘤細胞的生長、分化、細胞凋零、細胞移動、侵襲、血管新生、免疫監控以及遠處轉移。而Osteopontin (OPN)是一個胞外基質相關蛋白，對於許多癌症的發生及轉移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OPN可以經由uPA (urokinase type plasminogen activator)來調控MMPs的表現及活性。本研究以OPN-uPA-MMPs這個訊息傳遞鏈上的相關因子，做為研究的核心，系統性地評估這些因子的表現以及基因的變異，是否可以做為胃癌的發生、侵襲、以及存活的生物指標。 第一部份：MMP-9的血中濃度做為胃癌的生物指標 MMP-9的血中濃度是一個相當有潛力的胃癌生物指標，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比較MMP-9的血漿濃度與血清濃度，做為評估胃癌的發生、侵襲、以及存活的可行性。 我們以114位胃癌患者以及87位健康對照組的血清及血漿檢體，分別以酵素連結免疫吸附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以及同功酵素圖譜(zymography)來測定MMP-9的血中濃度以及其活性。測定的結果分別以胃癌的發生、臨床病理特徵、患者的預後進行分析。每位胃癌患者至少追蹤五年以上。 我們發現在相同的胃癌患者，MMP-9的血清濃度顯著高於MMP-9的血漿濃度，在血漿及血清中，MMP-9的濃度均分別與MMP-9活性成顯著相關 (P值分別為0.002，0.048)。胃癌患者的MMP-9血漿濃度顯著高於健康對照組(P<0.001)，而MMP-9血清濃度在胃癌患者與健康對照組之間則沒有差異存在。以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s (ROC)分析，MMP-9血漿濃度≧60ng/mL 的情況下，對於胃癌診斷的敏感度為82.5%，精確度為65.5%。升高的MMP-9 血漿濃度(≧60ng/mL)與胃癌患者的淋巴結轉移(OR=3.43, P=0.019)、淋巴侵襲(OR = 7.58, P=0.009)、以及血管侵襲(OR=4.14, P=0.033)之間，有顯著統計相關存在。MMP-9血漿濃度升高的胃癌患者，存活率較差(P=0.038)。而MMP-9 的血清濃度則與胃癌患者的侵襲性以及存活率之間沒有統計相關存在。 根據我們的研究結果，MMP-9 的血漿濃度、而非血清濃度，有機會成為預測胃癌的發生、侵襲、以及存活的生物指標。 第二部份：OPN 的血漿濃度做為胃癌的生物指標 除了胃癌之外，OPN 在其他癌症的診斷及預後價值已經被肯定，本研究的目的在於評估OPN 的血漿濃度做為評估胃癌的發生、侵襲、以及存活的可行性。 我們以132 位胃癌患者以及93 位健康對照組的血漿檢體進行研究，以酵素連結免疫吸附法來測定OPN 血漿濃度。以定量反轉錄聚合酶鏈式反應(Real-time quantitative RT-PCR)，以及免疫組織染色檢查(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IHS)來測定胃癌組織中的OPN 表現量。測定的結果分別與胃癌的發生、臨床病理特徵、患者的預後進行分析。 我們發現在相同的胃癌患者，胃癌組織的OPN mRNA 表現要遠高於其鄰近的正常胃部組織，免疫組織染色則發現大多數的OPN 蛋白質表現在胃癌細胞上。胃癌患者的OPN 血漿濃度顯著高於健康對照組(P<0.001)，升高的OPN 血漿濃度(≧67.3 ng/mL)與胃癌患者較末期的病程(stage III: OR=3.79, P=0.004; stage IV:OR=5.69, P=0.002)、漿膜侵襲(OR=3.21, P=0.003)、淋巴結轉移(OR=3.88, P=0.001)、淋巴侵襲(OR=3.16, P=0.004)、血管侵襲(OR=4.24, P=0.001)以及肝臟轉移(OR=11.09, P=0.005)之間，有顯著統計相關存在。而且OPN 血漿濃度升高的胃癌患者，存活率較差(P<0.0001)，特別是在具有侵襲性的胃癌族群。在Cox多變數分析中，較高的OPN 血漿濃度是一個獨立的預後因子(P<0.0001)。 根據我們的研究結果，上升的OPN 血漿濃度，與胃癌的發生、侵襲、以及患者的存活率之間，有著顯著統計相關存在。OPN 血漿濃度有機會成為胃癌的診斷以及預後的生物指標。 第三部份：MMP-2 -1306 C/T 及TIMP-2 -418 G/C 做為胃癌的生物指標Matrix metalloproteinase-2 (MMP-2) -1306 C/T 以及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2 (TIMP-2) -418 G/C 的單一核甘酸多形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會破壞Sp-1 結合處，而使該基因的表現量下降，本研究的目的在於評估MMP-2 及TIMP-2 單一核甘酸多形性與胃癌的發生、侵襲、以及存活率之間的相關性。 我們以240 位胃癌患者及283 位健康對照組進行研究，抽取周邊血液中白血球的DNA 進行分析，分別以PCR 直接定序(PCR-directed sequencing)以及PCR-RFLP的方法分析MMP-2 及TIMP-2 的基因型。測定的結果分別與胃癌的發生、臨床病理特徵、患者的預後進行分析。 我們發現MMP-2 及TIMP-2 的基因型與胃癌的發生之間沒有統計相關存在。帶有MMP-2 -1306 C/C 基因型的胃癌患者，有較高的機會發生淋巴侵襲(OR=2.77,P=0.01)以及血管侵襲(OR=2.93, P=0.012)。TIMP-2 -418 G/G 基因型則與漿膜侵襲(OR=1.89, P=0.009)、淋巴結轉移(OR=2.19, P=0.021)、淋巴侵襲(OR=2.87, p=0.016)以及血管侵襲(OR=2.65, p=0.033)有關。 根據我們的研究結果，MMP-2 與TIMP-2 基因型在胃癌的侵襲過程中扮演著一定的角色，但與胃癌的發生之間則沒有相關性存在。 第四部份：uPA 表現子6 C/T 及uPA 插入子7 T/C 做為胃癌的生物指標過去的研究顯示uPA 的表現與許多腫瘤的侵襲性有關，然而uPA 的單一核甘酸多形性會如何影響胃癌的發生及侵襲，則尚未被探討過。本研究的目的在於評估uPA 表現子6 C/T 及uPA 插入子7 T/C 單一核甘酸多形性與胃癌的發生、侵襲、以及存活率之間的相關性。 我們以237 位胃癌患者及242 位健康對照組進行研究，抽取周邊血液中白血球的DNA 進行分析，以PCR 直接定序的方法分析基因型。測定的結果分別與胃癌的發生、臨床病理特徵、患者的預後進行分析。 我們發現uPA 表現子6 C/T 及uPA 插入子7 T/C 的基因型與胃癌的發生之間沒有統計相關存在。帶有uPA 表現子6 T allele 的胃癌患者，有較高的機會發生淋巴侵襲(OR=1.94, P=0.047)以及血管侵襲(OR=2.59, P=0.01)。uPA 插入子7 基因型則與胃癌患的侵襲性無關。 根據我們的研究結果，uPA 表現子6 基因型在胃癌的侵襲過程中扮演著一定的角色，但與胃癌的發生之間則沒有相關性存在。 結論 相較於MMP-9 血清濃度，MMP-9 的血漿濃度是一個較為優良的胃癌生物指標，MMP-9 的血漿濃度與胃癌的發生、侵襲性以及患者的存活之間都存在著統計相關，儘管不是獨立的預後因子，MMP-9 血漿濃度仍然有機會可以成為胃癌的診斷以及預後的生物指標。相較於MMP-9 血漿濃度，OPN 的血漿濃度不僅跟胃癌的發生、侵襲以及預後有關，而且OPN 的血漿濃度還是一個獨立的預後因子，因此OPN 做為胃癌的診斷及預後因子的可行性相當高。在單一核甘酸多形性的研究上，我們發現MMP-2 -1306 C/T、TIMP-2 -418 G/C 及uPA 表現子6 C/T 與 胃癌的發生之間沒有關聯性，也不影響患者的存活率，但與胃癌的侵襲性之間存在著統計相關。 本研究的臨床應用性在於：社區族群進行大規模的胃癌篩檢、術前幫助評估胃炎患者的腫瘤侵襲程度、術後幫助評估胃癌患者的預後。對於基礎醫學的可能貢獻在於：可以提供基礎醫學研究者更為明確的研究方向、有助於生化學家與藥理學家找到新藥物的研究方向、提供流行病學者與生物資訊學者珍貴的癌症生物標記資訊。而將來繼續努力研究方向為：檢驗本研究結果的適用範圍、發展生物標記模組(biomarker modules)、發展個人化的生物標記(individualized biomarkers)、干擾因子的尋找及排除、應用於胃癌的癌前病灶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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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病（tuberculosis）是一個古老的傳染病，但仍是目前世界上死亡人數最高的一種傳染疾病。台灣地區，近年來結核病的發生率仍居高不下，民國九十三年和民國九十四年，連續兩年發生率皆突破每十萬人口 70 人。傳染病防治上的明顯失敗，意味著必須重新檢討結核病的傳播途徑和發病原因，重新規劃有效的防疫措施，以杜絕結核病的發生。以往認為結核病發病的原因是因為原本蟄伏在體內的結核菌再活化而導致疾病，並非再感染到新的結核菌株。但近年來的研究發現，在結核病患者當中，大部分是屬於群聚感染，而且，與一般的傳染病一樣，某些特殊的環境、或特定的帶原者不斷地散播，造成結核病的疫情，可能是結核病之所以無法被撲滅的主因。 結核病的發病機轉，究竟是因為內在的潛伏性結核菌再度活化，或者是外來的結核菌再度感染，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議題，因為這將會嚴重影響公共衛生政策的制定。撲滅結核病最好的方法，當然是兩方面都可以顧及，但因為公共衛生以及醫療資源是有限的，實際上兩者無法兼顧。所以如果是再活化這一個機轉比較重要，那麼就應該要將更多的資源投注在發病個案的掌握及治療；相反的，如果是再感染這一個機轉比較重要，那麼除了發病個案的管理治療以外，就必須要將一部份的資源用在新個案的尋找上面。這樣，才能夠用有限的資源，達到最大的成效。 直到西元 2005 年的六月，一共有 23 篇文章探討再感染和再活化這個議題。將這些研究結果歸類後可以發現，在發生率小於每年每十萬人口中五十人的地區，再感染比率平均為 18.3%；但如果是在結核病發生率介於五十人到三百人的地區，再感染比率介於 20% 到 36% 之間；而在發生率超過三百人的地區，再感染的比率會高達七成以上。這暗示著結核病的發生率愈高，再感染比率也就愈高。因此我們假設，在台灣這個結核病的盛行地區，再感染這一個途徑，在病因學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我們將分四個部份進行研究設計與分析。 在研究的第一個部份，針對整體一般結核病個案和散播性結核病患者的菌株進行基因型鑑定，分析群聚感染所佔的比率，推測近期傳染的重要性。在1999 年到 2005 年隨機挑選的 250 株菌株中，有 205 株成功得做完基因型鑑定。總共有 66 個基因型，其中 156（76.1%）個患者屬於群聚感染。此外，由 1995 年到 2004 年這十年當中，64 位散播性結核病患者的菌株中，鑑定結果顯示總共有 22 種基因型，47（73%）個患者屬於群聚感染。 在研究的第二個部份，我們將針對不同的族群，利用結核菌特有抗原與血液中 T 細胞共同培養後，偵測 γ 型干擾素的產量。藉由分析不同族群中結核菌的感染率，希望可以證實的確有接觸後感染或再感染的情況發生。總共有 13 個醫護人員、43 位結核病患的同住家屬、以及 49 位培養確定為結核病之患者接受免疫檢測，結果有 1（8%）位醫護人員、24（56%）位家屬、和43（88%）位結核病患有陽性反應。 在研究的第三個部份，針對臨床分離的結核菌株、抗酸性塗片陽性的痰液檢體，偵測是否同時存在有北京家族或非北京家族的結核菌株，以了解多重感染的比率。由 1999 年到 2004 年這六年的 100 株菌株中，有 17（17%）株在解凍後無法培養出結核菌。剩下的 83 株當中，14（17%）株為多重感染。另外，在 2007 年 10 月 1 日到 15 日，13 個結核菌聚合酶連鎖反應陽性的抗酸性塗片陽性痰液檢體中，2（15%）個是多重感染。 在研究的第四個部份，由臺大醫院培養確定為結核病的個案中，挑出完治後復發的個案，收集前後兩次發病的結核菌株行基因型比對，結果顯示，在 1999 年到 2004 年這六年中一共有 2071 位培養確定為結核病的患者，共有 61 位完治後復發（2.9%），其中有 49 位兩次發病的結核菌株均有保存下來。基因型比對後發現 25（51%）位患者是因為再感染所引起的復發。 第一部份的研究結果與之前針對台灣各地結核菌株的分子流行病學研究結果相同，超過七成屬於群聚感染，這表示台灣地區的結核病患中，近期傳染而造成發病的比率很高，也就意味著再感染這一個致病機轉可能是相當重要的。 第二部份的研究結果顯示，結核病患者的家屬在密切接觸病患之後，受到結核菌再次感染的比率很高，這一點，也間接證實了近期暴露之後所造成的再感染，可能比以往被感染的比率還高。 由於北京家族的結核菌株佔台灣整個結核菌族群的一半左右，因此，若不考慮菌株之間的不同，多重感染的情況中，應該有一半會是混合著一株北京家族結核菌株和一株非北京家族結核菌株的組合。由第三部份的研究結果可以知道，臺大醫院結核病患者當中，多重感染的比率大約在 15% 至 17% 左右。根據這樣的發現，我們可以推論，台灣地區可能有超過三成的結核病患者是多重感染。而多重感染，廣義來說，其實也算是一種再感染，因此，再感染確實在台灣地區結核病的發病機轉上，佔有很重要的角色。 我們第四部份的研究顯示，在整整六年的期間，所有培養確定為結核病的患者，有 2.9% 的個案復發，其中超過一半是因為再感染所引起。這樣的結果表示治療過後的結核病患，每年結核病的發生率是 0.25% 左右，比一般民眾得到結核病機率大了四倍左右。這個發現表示曾經得過結核病的患者，更容易再次得到結核病，再感染的機會也比一般人高。 根據最新的結核病治療標準指引，對於一般病患，標準的治療是合併四種藥物；但如果患者之前已經有過結核病或曾經接受治療，一開始的治療會建議併用五種藥物。如果復發個案可以提早知道是再感染而發病，那麼和一般結核病患者一樣，僅只使用四種藥物，而不需額外再加一種。但如果知道是因為再活化而造成復發，一開始使用五種藥物治療就有其必要性。我們的結果顯示，在各種臨床的徵象上，包括年齡、性別、系統性疾病、臨床症狀及其時間、以及胸部 X 光的表現，再感染的患者與再活化的患者並沒有顯著的不同，這也就代表著，臨床醫師根本無法根據患者的臨床表現猜測究竟是再活化還是再感染。因此，在結核病發生率較高的地區，既然再感染所佔的比率可能大過一半以上，利用分子生物學的方法快速得知結核菌株的抗藥性，以決定治療的處方，將是十分重要的課題。 既然再感染在台灣地區以及其他結核病盛行地區很重要，那麼主動、積極、和即時地篩檢，找出病患將是十分重要的防疫措施。目前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各國結核病醫學會並不推薦大規模的結核病篩檢以降低結核病的發生率，但對於某些結核病的高危險群，像是住院病患、門診長期追蹤病患、囚犯、無家可歸的人、以及藥物濫用者等等，規則篩檢究竟有沒有實際上的幫助，目前仍然有爭議。其實，在這幾個特殊的環境中，由於人與人之間的接觸相當頻繁，加上宿主的抵抗力也較差，因此，也正是再感染比率很高的地方。而我們已經知道，結核病發生率高的國家，再感染的比率也隨著增高，因此，大規模篩檢的可行性和防疫上的成本效益，事實上還是需要再次確認，但究竟要挑出哪些高危險族群進行篩檢、用什麼方法做篩檢、以及多久篩檢一次，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才可以確定。 總而言之，我們的研究，分四個部份，利用結核菌株的群聚、多重感染分析、和結核病暴露者的免疫反應、以及復發患者的菌株基因型比對等方法，證實在台灣地區，的確有再感染的現象存在，而且比再活化來得更重要，未來台灣地區公共衛生政策的擬定上，除了加強落實短程直接觀察治療法以外，規則的篩檢以積極發掘結核病個案也是不容忽視的方案。期待我們的努力與大家的投入，可以讓未來的台灣，不再是一個結核病的盛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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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聲醫學（phoniatrics）是從解剖、生理、病理等醫學的角度，來探討人類發聲的學問。到目前為止，文獻中對於人體聲帶的功能障礙仍然沒有準確的評估方法。 要研究聲帶發聲之生物力學需要深入軟組織去看，以目前非侵襲性的影像檢查儀器 ( 例如：電腦斷層掃描儀、核磁共振儀、超音波儀 ) 都是很好的選擇。但是要檢查振動中的聲帶組織，對於上列儀器都是相當大的挑戰。超音波擁有高解析度且為非侵襲性的檢查優點，已廣泛地應用臨床醫學上，透視活體組織在低頻率的運動 (f < 10Hz) 。但是超音波在耳鼻喉科臨床及聲帶研究方面實在很少。因為喉部周圍組織有空氣界面與軟骨，超音波傳遞受到阻礙，且聲帶的振動是一個高頻的運動，超音波影像在時間上及空間上解析度都不足，無法觀察高頻率的運動。所以到目前為止，超音波在聲帶方面的研究，大部份都侷限於型態學上。 本研究擬開發超音波影像應用於人體聲帶的臨床診斷。鑒於聲帶的顯微構造以及其病變尤其是Renike’s space的狀態與音聲障礙息息相關，我們利用更精密、解析度高的超音波儀器，由聲帶的分層構造著手，配合組織學檢查確定，確立聲帶各分層構造在超音波影像上之正常圖像及特徵，期待以此為基礎開拓超音波影像在音聲障礙診斷的新視野。 在本研究中我們經由將聲帶分層構造一層一層剝離，並加上組織學在光學顯微鏡下的確認，我們得以完成聲帶各分層構造在超音波影像上之圖像特徵與確認。由上面的結果我們可以得到下面幾項重要的結論： （1）證明聲帶的分層構造的確可以在超音波影像上清楚的表示出來。 （2）各分層在超音波影像上之特徵如下：Reinke’s space在B-mode超音波下是組織-空氣介面下一層低超音波回音的區域。聲帶韌帶為Reinke’s space之上較薄一層稍微不均勻稍為高一點回音的區域。而聲帶肌則為甲狀軟骨下一層緊密且較高回音的區域。 有了本研究的結果，對於將來能夠正確的評估cover層的狀態將有極大的幫助。並期望超音波影像這項具有非侵入性、安全、方便、即時（real time）、檢查時不影響正常發聲等優點的好工具能夠真正成為臨床上常規檢查音聲障礙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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猝死及心肺停止為威脅國民健康的重要議題，美國每年約有35至40萬人死於猝死，平均每一分鐘即有一人因猝死而死亡。過去台灣關於猝死的議題並無有系統的研究，一般認為此一問題在心、血管疾病盛行的西方人較易發生，東方社會的發生率應該相當低。然而吾人在台大醫學院內科李源德教授的主持下，針對台北縣金山地區居民的心臟血管疾病作有系統、前瞻性的流行病學調查 ，得到台灣第一個猝死的流病資料，發現台灣猝死的發生率為每年每十萬人口73人 (男性每年每十萬人口108人、女性每年每十萬人口43人)，與同為東方國家的日本相近。雖此結果較之美國的每年每十萬人口100~200人為低，卻不比其他與美國同為高加索人種的某些歐洲國家為低 (如英國的每年每十萬人口40人、芬蘭的每年每十萬人口48人、冰島的每年每十萬人口56人，以及以色列的每年每十萬人口46人等)。另一個由台大醫學院外科林芳郁教授及急診醫學科馬惠明副教授主持，以台北市到院前心肺停止病患為對象所作的研究，亦有類似的發現，其發生率約為每年每十萬人口53人 (男性每年每十萬人口62人、女性每年每十萬人口33人)。雖然此二研究所代表的族群以及收案對象的定義並不盡相同，然而如此相近的結果不僅勾勒出台灣地區猝死或突發性到院前心肺停止的概況，其高發生率亦提醒吾人應就其發生原因及可能的解決之道深入探討，以期在預防醫學以及急診暨急救醫學領域中投注心力，以拯救更多的病患。 到院前心肺停止病人的預後一向悲觀，不論是國內外皆然。過去台灣到院前心肺停止病人急救存活率著實偏低，以台北為例，八十二至八十三年間台北地區的到院前心肺停止病人急救後恢復自發性循環 (return of spontaneous circulation, ROSC) 的比率約 15.8%，而存活率僅 1.4%。近十年來，由於國內緊急醫療體系的建立及日趨完善，到院前心肺停止病患之急救後自體循環恢復比率已有明顯改善，台北地區於八十八年至九十年間到院前心肺停止病患的ROSC rate已可達 28.9%，然而出院存活率仍未盡理想，僅約3.1%。究其原因，有為數不少的病患於ROSC後在醫院內再次惡化而死亡，其中約三分之一乃早期死於心臟及循環衰竭，三分之一因神經學功能衰竭而死於晚期，而另三分之一則是死於感染及其他的併發症。因此，欲有效急救此類病患，除了開始急救時的 “生存之鏈 (chain of survival) ” 須緊密配合之外，對於初步急救成功病患的復甦後照顧，亦為病患能否存活出院的關鍵。此一環節目前已日益獲得重視，且被視為生存之鏈的延伸，因此急救復甦後種種病、生理學變化的研究現正蓬勃進行，期待能對此 “復甦後症候群 (post-resuscitation syndrome)” 有更深的認識，並據以發展有效的治療以改善病患預後。 急救後早期病患往往因心臟及循環衰竭而死亡，對於此，動物實驗指出此常見的復甦後心肌功能損傷實為整體性的心肌缺血暨再灌流傷害 (global 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對此主題，雖動物研究不少，但臨床上的資料仍相當有限。因此吾人應用心臟超音波技術，針對臨床上急救復甦後病患的心臟功能作一系統性評估，試圖找出影響其功能之相關急救因子，並探究其對病患的預後價值。 自2001年1月至2002年12月為止，吾人以台大醫院急診醫學部的到院前心肺停止成人病患 (大於18嵗) 為對象，經急救復甦恢復自發性心跳及血壓者，於心跳復甦後的第六小時安排心臟超音波的檢查。測量的項目包括：左心室舒張期及收縮期的腔室內徑、心室中隔厚度、以及左心室後壁厚度等。左心室的收縮功能以左心室射出分率 (LVEF) 代表，計算方式乃採用 Teichholz’s method。考慮到每位病患的身高及體重有所差異，以上所有測量值均除以病患的體表面積而以 index value 呈現。至於左心室的舒張功能則以 isovolumic relaxation time (IVRT) 來表達。相關臨床及急救因子資料的收集，包括病患的性別、年齡、過去疾病史、到院前救護資料，以及在急診的各項急救措施與用藥等。復甦後心臟功能與各項因子的關聯性吾人以Mann-Whitney / Wilcoxon test 分析。在單變項分析中達到統計明顯差別者，吾人進一步採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來釐清各因子的獨立性。對於存活預後的分析，吾人以 log-rank test來區分左心室功能對它的影響，並找出其他與病患存活的相關臨床因子。對於所找到者進一步則採用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來分析各變項之獨立性。 在兩年研究期間，總共收集58位病患，其急救後心臟功能在急救後初期最差，之後方才逐漸恢復。影響急救復甦後初期左心室腔室大小與功能的臨床及急救因子列於表三及表四。如表所示，左心室之舒張末期與收縮末期指標 (LVEDDi及LVESDi) 在心因性患者以及過去病史中有缺血性心臟病和陳舊性心肌梗塞者顯著較高，LVESDi 在接受過電擊去顫及epinephrine 劑量超過5 mg者亦較高。至於左心室功能，急救復甦後左心室射出分率 (LVEF) 在具有高血壓、陳舊性心肌梗塞病史病患、急救時間超過20分鐘者、曾接受電擊去顫，以及使用epinephrine 超過5 mg者明顯較差。而左心室舒張功能IVRT則在非心因性病患、初始心律為非心室顫動/頻脈者顯著較長。 在多變項分析中，與 LVEDDi 相關的獨立因子為缺血性心臟病的病史，而與 LVESDi 有關者除了缺血性心臟病的病史外，尚包括急救中使用 epinephrine 的劑量。而與LVEF相關的獨立因子則為陳舊性心肌梗塞病史及急救中使用的 epinephrine 劑量。至於左心室舒張功能，則此次心肺停止的原因 (心因性抑或非心因性) 則為IVRT 的獨立預測因子 (表五)。 以Log-rank test分析復甦後心臟功能對病患預後的預測價值時發現，左心室射出分率大於40%者，其存活出院之機率明顯較小於40%者為佳 (P < 0.05，圖8)，而IVRT小於100 ms者之存活機會優於大於100 ms者更是顯著 (P < 0.001，圖9)。至於其他預測能否存活出院的相關因子包括：病患年齡、初始心律、急救中使用的epinephrine劑量、以及急救復甦之全部時間等。以Cox regression analysis將這些因子列入考慮分析後，IVRT仍是病患能否存活至出院之獨立因子 (hazard ratio 3.3, 95% CI 1.6 to 6.7, P = 0.002)。 至於神經學預後，神經學功能得以恢復者在LVEF大於40% 顯著較佳 (24% vs.0%，P < 0.05)，然而此因子在多變項迴歸分析中則不復存在。預測病患神經學功能恢復的獨立因子包括：初始心律為心室顫動/心室頻脈者、自心肺停止到急救開始時間小於10分鐘者、以及全部急救時間小於20分鐘者。 由以上的研究，吾人可知影響病患急救復甦後心臟功能的因素包括病患潛在的系統、心臟疾病以及諸多急救因子。其中陳舊性心肌梗塞病史固然決定於病患本身而無法改變，然而了解急救中epinephrine的累積劑量會對復甦後心室功能有不良影響，將可提醒吾人於急救中勿過度使用該藥，甚至發展新的藥物以取代之。至於急救後第六小時的心臟功能則提供了臨床醫師一個復甦後早期的預後指標，並可作為發展循環支持療法以改善預後的依據。 基於上述觀察可知病患急救復甦後的心臟功能關係著其預後，若能有效減少心肌細胞缺血暨再灌流傷害的程度，或可改善病患心臟功能及存活機會。因此，吾人從基礎研究著手，嘗試發展潛在可行之治療。因缺血暨再灌流傷害往往造成細胞的過氧化傷害，抗氧化治療為一直接有效的發展方向，因此吾人以flavonoids類抗氧化劑為對象，首先比較不同種類flavonoids間抗氧化能力的差異，並選定其中效果最佳者作深入的探討。在electron spin resonance (ESR) spectrometry實驗中，吾人以五種flavonoids (wogonin、baicalin、baicalein、catechin及procyanidin B2) 對DPPH、superoxide及hydroxyl radical的廓清能力來比較其抗氧化力的高低，結果發現catechin及procyanidin B2 對superoxide有相當好的廓清能力，而baicalein則對hydroxyl radical有最佳的廓清效果。 進一步吾人以一心肌細胞模擬缺血暨再灌流傷害的模型，比較慢性預防性投藥 (chronic treatment) 與急性治療 (I/R treatment及reperfusion treatment) 間效果的差異，並探究影響其療效的原因，以及其他可能並存的保護機轉。在比較慢性與急性治療保護效果的系列實驗中，吾人發現抗氧劑的保護效果除與其自由基廓清能力有關之外，更與治療所涵蓋的時期有密切關聯。大體而言，能充分有效涵蓋缺血及再灌流兩時期的治療，如chronic treatment及I/R treatment，其保護效果較佳，而chronic treatment則因可能事先激活細胞中的抗氧化系統及其他保護機轉，因此保護效果最佳。 然而基於臨床上的實際考量，若病患在缺血性傷害發生前未作預防性治療，則在急性期以增加抗氧化劑量的方式來增進其保護效果，或許為一可行的替代方案。因此吾人選用五種flavonoids中效果最佳的baicalein，於I/R treatment及reperfusion treatment中將劑量從25 μM增加至100 μM，結果發現均呈現一dose-response關係 (圖17-18)，似為臨床上可行的方法。惟治療時機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為即使於reperfusion treatment中使用100 μM的劑量，其保護效果仍不如chronic treatment中的25 μM。 抗氧化劑的再灌流治療固然可因劑量的增加而彌補其未事先預防的不足，然而若在再灌流期開始之後拖延一段時間方才施予flavonoids抗氧化治療，則其效果將隨時間的延遲而大幅將低。吾人採用上述baicalein 的reperfusion treatment中效果較佳的 100 μM劑量，分別於再灌流開始後0、15、30、60及120分鐘投予，結果發現隨著時間的延遲，baicalein對心肌細胞的保護效果逐步下降。事實上，若baicalein延至再灌流一小時之後才給予，則完全喪失其保護作用 (圖19)。 至於探討baicalein保護機轉的研究中，吾人發現baicalein在心肌細胞內確實能廓清缺血及再灌流過程中所產生的ROS：chronic treatment及I/R treatment二者自缺血時期開始，便能使DCF fluorescence大幅降低，而reperfusion treatment雖對缺血期的ROS沒有影響，但確實可降低再灌流初期的ROS burst (圖24)。至於若將reperfusion treatment中的劑量由25 μM提高至100 μM，則將能使ROS burst進一步地降低。然而，若reperfusion treatment因故延遲，即使只有15分鐘，其亦將錯過再灌流初期的ROS burst (圖25) 而喪失抗氧化保護的效果 (圖19)。 Nitric oxide 在細胞的病、生理學中扮演的重要的角色，許多對缺血暨再灌流傷害中有保護效果的治療 (如preconditioning、hypothermia等) 係透過nitric oxide相關的pathway達到保護的目的。吾人在baicalein的保護機轉研究中，亦使用DAF-2DA作為nitrix oxide的指標，探討nitric oxide在baicalein保護作用中的潛在角色。結果發現chronic treatment及I/R treatment皆可於再灌流的稍後階段 (15分鐘後) 造成nitric oxide 持平的升高。而reperfusion treatment若將劑量由25 μM提高至100 μM，亦可於在再灌流的30-45分鐘後造成nitric oxide的上升。由於上述具有保護效果的治療protocols其nitric oxide profile均與再灌流稍後階段nitric oxide的上升有關，因此baicalein對心肌細胞缺血暨再灌流傷害的保護，至少有部分乃是透過nitric oxide相關的pathway達成。 至於baicalein所造成的nitric oxide上升是否是透過nitric oxide synthase的激活所達成，吾人於baicalein (100 μM) 的reperfusion treatment 中加入nitric oxide synthase的抑制劑L-NAME (200 μM)，來觀察其對nitric oxide profile及保護效果的影響。其結果如圖28所示，加了L-NAME的組別其DAF fluorescence於再灌流的稍後階段的確較未加L-NAME的Baicalein reperfusion treatment組顯著為低 (P < 0.01)，表示baicalein所造成的nitric oxide增加起碼有部分乃是來自於nitric oxide synthase的增加。再者，加了L-NAME (200 μM) 的baicalein reperfusion treatment組其在缺血暨再灌流傷害之後的細胞死亡率 (44.8 ± 1.0%) 亦較未加L-NAME組 (36.4 ± 1.5%) 顯著地高 (P < 0.05；圖29)，此進一步說明了baicalein對心肌細胞缺血暨再灌流傷害的保護作用，起碼有部分是透過nitric oxide synthase的活化，造成再灌流期稍後階段nitric oxide的增加，進一步引起下游的保護機轉而減少心肌細胞的損傷。 細胞凋亡在缺血暨再灌流傷害所造成的細胞死亡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Baicalein對缺血暨再灌流傷害的保護究竟是否透過減少細胞凋亡來達成，將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吾人首先以外源性H2O2過氧化傷害的模型來驗證baicalein的保護效果。其結果如圖20及21可見，baicalein顯著地減少了H2O2所造成的DNA fragmentation，說明baicalein乃是透過減少細胞凋亡保護細胞免受過氧化傷害。同樣地，在心肌細胞的缺血暨再灌流模型中，baicalein亦有效地減少了缺血暨再灌流所造成的DNA laddering，說明了baicalein對心肌細胞的缺血暨再灌流傷害的保護，也是透過減少細胞凋亡達成。 除了藥物方式的治療之外 (如抗氧化劑) ，對於心臟缺血暨再灌流傷害的治療事實上還有許多方式可以考量。在這些方法中，改變再灌流階段氣體的成分 (如二氧化碳濃度，以及隨之而改變的pH值等)，為一方便且實際可行的方式。因此，吾人比較於再灌流階段給予不同二氧化碳濃度的氣體通氣，觀察其對心肌細胞缺血暨再灌流傷害程度的影響。 吾人使用的高二氧化碳灌流氣體為 (hypercarbic reperfusion, 21% O2, 10% CO2, and 69% N2)，低二氧化碳灌流氣體則為 (hypocarbic reperfusion, 21% O2, 1% CO2, and 78% N2)，二者再與標準的I/R control (normocarbic reperfusion, 21% O2, 5% CO2, 74% N2) 相比。其結果發現，低二氧化碳再灌流將造成細胞死亡率大增 (80.4 ± 4.5%，與I/R control的54.8 ± 4.0 % 相較 P < 0.01)，且此細胞死亡之增加與其造成reperfusion ROS burst的增加有關，且此ROS的增加係來自粒腺體的電子傳遞鏈，因為同時給予粒腺體電子傳遞鏈complex III的抑制劑stigmatellin (20 nM)，將可使低二氧化碳再灌流所造成的ROS增加減少，並且減少低二氧化碳再灌流所造成的高細胞死亡率。 另一方面，高二氧化碳再灌流則可使細胞死亡率減少 (26.3 ± 2.8%，與I/R control的54.8 ± 4.0 % 相較 P < 0.001)。其保護的機轉除了與reperfusion ROS burst的減少有關外，亦與其在再灌流期的稍後階段造成nitric oxide的持續增加有關。而此一nitric oxide的增加，類似baicalein於再灌流階段所造成的結果，也和nitric oxide synthase的激活有關，因為nitric oxide synthase抑制劑L-NAME (200 μM)不僅使NO 下降，亦造成hypercarbic reperfusion的保護效果喪失。因此高二氧化碳再灌流對心肌細胞的保護係透過減少再灌流階段的ROS burst，以及nitric oxide synthase媒介的nitric oxide增加來達成。 基於前述臨床的觀察，吾人確知急救復甦後心臟功能對病患預後之重要性，同時找出可能影響此心肌功能損傷的相關因子 (如高劑量的epinephrine等)，對於日後發展替代藥物治療有其潛在價值。另一方面，在基礎層級的研究中，吾人找到一有效的抗氧化治療，具備應用於心肺停止病患急救治療之潛力，同時深入探究了其對心肌細胞缺血暨再灌流傷害的相關保護機轉，發現治療時機對保護機轉及治療效果的關鍵影響。這些研究的發現將可作為轉譯醫學發展的基礎，期待由動物層級的實驗，逐步推展至臨床前期試驗，經由類似第一部分的心臟功能研究，驗證抗氧化治療對復甦後心肌功能損傷及預後之改善，以期進一步進展至大規模的臨床試驗，有朝一日能夠實際應用於臨床病患，以改善病人的預後，達到此系列研究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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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背景與目的 女姓乳癌是國人女姓癌症死因之第四位，發生率逐年攀升。由於近年來診斷技術（乳房超音波、乳房攝影、立體定位切片等）的進步，早期乳癌的診斷率也不斷增加。原位乳癌（Ductal carcinoma in situ）就定義而言，它不會侵犯乳線管的基底層，因此也不具轉移的性質。然而，臨床上經粗針穿刺切片診斷之原位乳癌，在經過最終決定性的乳房手術（部份乳房切除或全乳房切除）後，卻有部分的案例，由原位性乳癌升級成侵犯性乳癌。病人往往也因此而必須再接受一次腋下淋巴結的手術以為癌症分期之憑藉。為了減少病人再次手術的機會，有些學者建議所有經粗針穿刺切片診斷之原位性乳癌患者在接受乳房手術的同時也應例行地接受腋下淋巴結切片手術。如此，便又進入另一過度治療的迷思裡。因此，如何尋找真正需要同時接受乳房手術及腋下前哨淋巴結切片的原位性乳癌患者乃當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1.2 研究材料與方法 我們收集自2003年7月1日起至2006年12月31日止，在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經由粗針穿刺切片診斷為原位性乳癌的患者，共計56名患者進入本研究。 本研究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份是以上述患者為樣本，探討經由粗針穿刺切片診斷為原位性乳癌最終卻升級為侵犯性乳癌的預測因子。由臨床表現方面、放射影像學方面、病理組織方面的諸多變因，經由統計檢定的方式，尋找可能的預測因子，藉以適用於未來的患者身上，盼能幫助選擇合適的病人接受前哨淋巴結切片手術，以期降低不必要的前哨淋巴結切片手術，減少併發症的發生。 第二部分則是探討以放射線同位素注射法施行前哨淋巴結切片之手術，最常出現的前哨淋巴結位置與體表相對應的皮膚標記之相關性，藉此提供未來手術切口位置及尋找前哨淋巴結的一種參考。 統計分析方面，我們以STATA 8.0 版軟體來計算。顯著的p值設定為<0.05。連續性變項（例如年齡，腫瘤大小，切片次數等等）及非連續性變項 （包括細胞核分化的程度，原位性乳癌的結構型態，是否出現乳小葉的癌化，壞死的型態，神經周圍的侵犯以及乳腺管周圍淋巴球的浸潤等等）皆被分類為兩個群組。以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及費式檢定 (Fisher’s exact test)用於評估各個變項是否與最終乳房手術結果升級為侵犯性乳癌有關。以邏輯回歸（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來探討最終手術結果與各個變項之相關（包括單變項分析以及多變項分析）。 1.3 研究結果 第一部份結果 56名經由粗針穿刺切片診斷為原位性乳癌的患者，於最終決定性的乳房手術後，25位 （44.6%）患者則升級成侵犯性乳癌。各個變項，在最終乳房手術術後仍為原位性乳癌，或侵犯性乳癌兩組之分佈，統計學上有意義的因子包括高度核分化（high nuclear grade）（p=0.006）以及出現乳小葉癌化 (lobular cancerization)現象 (p=0.036)。單變項分析的結果顯示，出現高度核分化的患者，有超過8倍的機會會在乳房手術術後，升級為侵犯性乳癌 (odds ratio [OR], 8.306;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 CI], 1.658-41.610)。出現乳小葉癌化的患者與未出現乳小葉癌化的患者相比較，有高於4倍的機會會在乳房手術術後，升級為侵犯性乳癌 (OR, 4.086; 95% CI 1.181-14.13)。以多變項分析邏輯回歸計算（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與升級成侵犯性乳癌有關的預測因子，僅有高度核分化這項變因具統計學上的意義(OR, 7.117; 95% CI 1.375-37.843, p= 0.019 ) 第二部分結果 26位 (44.6%) 患者前哨淋巴結的最熱點（hottest spot）出現在位置1。 19位 (33.9%) 患者前哨淋巴結最熱點出現在位置2。9位 (16.1%) 患者前哨淋巴結最熱點出現在位置3。最熱點出現在位置5的有2位 (3.6%)；出現在位置4的有1位 (1.8%)。本研究中，並無患者前哨淋巴結的最熱點出現在位置6。 1.4 結論 依據本研究，經粗針穿刺切片診斷為原位性乳癌的患者，前哨淋巴結最常出現的位置被以下數個標記所圍繞：胸大肌的外側緣，腋毛線之下方，腋中線以及與腋毛線切線方向平行向下移動2公分的一條假想直線。除此之外，我們回顧性地探討了56位經粗針穿刺切片診斷為原位性乳癌的患者，其臨床特徵，放射影像學以及組織學上的各個變項與轉變成侵犯性乳癌的相關性。出現乳小葉癌化以及原位性乳癌中出現高度核分化，在統計學上，皆與侵犯性乳癌相關。其中出現高度核分化這個變項，經過多變項分析之後，更是一個獨立的預測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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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微血管病變是造成糖尿病病患致病與失去生命的主要原因之一，有關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臨床表現、疾病分期以及有關的治療方針，都是以視網膜微血管病變的嚴重程度來作為評估的標準。因此糖尿病血管病變可說是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根本來源。目前研究的結論都顯示，在糖尿病血管病變的病理生理致病過程中，氧化壓力（oxidative stress）扮演一項舉足輕重的主要角色。所謂的氧化壓力的定義是體內氧化還原狀態的不平衡，這可能是導因於體內活性氧的製造過剩，耗盡抗氧化能力（antioxidant ability），造成體內氧化力遠高於還原力。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可以參與糖尿病血管病變的致病過程，因為活性氧本身即是一種作用在內皮細胞的第二訊息傳遞者（second messengers）。活性氧可以藉此調控血管平滑肌細胞的生長、移動與自然凋亡，內皮細胞的功能以及血管細胞外間質的形成。若是活性氧的過量產生無法受到嚴格的控制，將導致糖尿病血管病變的發生。 活性氧在眼睛發展成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時，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因為視網膜是一個非常耗氧的組織，同時視網膜的組成成分中非飽和脂肪佔了一大部分，因此視網膜經由因高血糖改變的生化反應與脂肪的過氧化，容易導致活性氧與過氧化脂肪生成增加，進而引起糖尿病視網膜病變。除此之外，眼球是一個封閉的器官組織，眼內產生的氧化物質比經血漿中擴散到眼睛內更容易影響視網膜病變的嚴重程度。 目前已知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與血管生成素-2（angiopoietin-2）在糖尿病視網膜病變致病過程中是二項非常重要的促血管新生多胜肽，兩者皆是因視網膜缺氧而刺激生成增加，也都是促進新生血管的發生。在增殖性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病患的玻璃體內也證明兩者皆升高。最近的研究也顯示，活性氧與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子和血管生成素-2有強烈的相關，可能是活性氧啟發一些特殊的訊息傳遞途徑，導致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子和血管生成素-2表現增加。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增殖性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患者的玻璃體中，偵測活性氧的含量，同時分析在不同嚴重程度的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患者，在玻璃體中活性氧含量是否有差異。 研究方法與病患 我們收集罹患增殖性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病患，且疾病必須達到接受手術治療的適應症。這些病患在台大醫院初次接受玻璃體切除，同時願意加入本研究計畫。總計收集有三十九位患者的39隻眼睛的玻璃體樣本(實驗組)，另外也收集了十六位非糖尿病患者的16隻眼睛的玻璃體樣本(控制組)進行活性氧的含量分析。所有病患的追蹤時間至少達十二個月。在增殖性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患者中，我們依據患者視網膜的纖維血管化增生的程度，再細分為三個組別。第一組(n=17)，小於三個部位的纖維血管性局部沾黏；第二組(n=12)，至少有一個大範圍沾黏或是在視神經部位、黃斑部或是大的視網膜血管上有玻璃體-視網膜沾黏；第三組(n=10)，玻璃體-視網膜沾黏延伸至週邊視網膜，或是無後玻璃膜剝離，同時也可以合併有牽引性視網膜剝離；控制組(n = 16)，非糖尿病患者。所有的玻璃體樣本皆是由病患同意下於常規手術中取得。所得樣本的活性氧含量分析皆是進行Luminol-enhanced的化學發光(chemiluminescence; CL)檢測。活性氧含量是以平均值 ± 標準差 CL counts/10 s來表示。結果的評估主要是三組不同嚴重程度的增殖性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患者與玻璃體活性氧含量之間的相關係；同時我們也研究玻璃體活性氧含量與最後手術結果是否有關聯性。最後我們利用多重因子線性迴歸分析病患的年齡、性別、糖尿病種類、患病年齡、高血壓、腎功能不全及以視網膜病變嚴重程度的分組方式等因子，來找出何種危險因子是玻璃體活性氧含量的主要決定因子。 結果 增殖性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患者的玻璃體活性氧含量(125.76 ± 351.72 counts/10 s)明顯的高於控制組(0.37 ± 0.72 counts/10 s; P<0.0001)。糖尿病組的玻璃體活性氧含量分別為1.86 ± 1.63 (第一組), 24.47 ± 22.68 (第二組), 與457.94 ± 597.01 counts/10s (第三組)；這三組組間的差異已經達到統計上明顯的差異 (P=0.001)。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只有以疾病嚴重程度的分組方式與玻璃體活性氧含量有最強且獨立性的相關(P=0.001)。最後手術的結果顯示，在第三組的患者中有三位發生無法再治療的視網膜剝離，同時這三位患者的玻璃體活性氧含量是最高的前三位。 結論 在我們的研究結果中發現增殖性糖尿病視網膜病變患者的玻璃體活性氧含量明顯高於非糖尿病患者。隨著臨床上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嚴重程度加重，玻璃體活性氧含量也會隨之增加。將活性氧定量或許可以當成手術後是否成功的指標；若是指數過高，手術時可以採取更積極的治療，例如合併鞏膜扣環手術、矽油灌注或是眼內注射抗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子等方法。這些結果顯示活性氧可能與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致病原因有相關，而且與病變的嚴重程度有正相關。將來可以延伸本研究的結果，來了解是否可以自由基清除者的藥物來降低眼內活性氧的程度，以達到預防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發生，或是用以治療糖尿病視網膜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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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cophenolate mofetil (MMF) 是一種免疫抑制劑，經常和其他抗排斥藥物合併使用在接受器官移植的病患上，預防移植器官排斥反應的發生。 Mycophenolic acid (MPA)是病患服用MMF之後，經過代謝在人體內所產生具有活性的代謝產物。MPA 主要作用在抑制purine 合成的de novo pathway，藉此抑制淋巴球的分裂來達成抑制免疫反應的目的。 一些研究指出血液中MPA 的濃度和急性排斥的發生率有相關。 而血液中MPA的濃度同時也和感染的發生率以及藥物毒性有相關。 目前在臨床上，MMF的使用是根據病患可以忍受的劑量，給予病患 口服一天兩次、 一次0.5~1g的MMF，而沒有監測血液中藥物濃度。 因此，在合併其他抗排斥藥物使用的情況下，不知道血液中MPA的濃度是否會因為併用其他藥物而改變。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比較服用不同免疫抑制劑，包括cyclosporine、 tacrolimus 或是sirolimus (沒有合併使用calcineurin inhibitor) 的腎臟移植病患，血液中MPA濃度的是否不同，以作為臨床上調整藥物劑量的參考。 本研究收集從2000年1月到2006年1月在台大醫院外科進行腎臟移 植，移植腎的功能穩定達六個月以上的病患。所有病患皆非B或C型肝炎的帶原者。根據服用的免疫抑制藥的種類將病患分為三組，包括cyclosporine 、 tacrolimus或是sirolimus三組。 除了上述藥物以外，病人服用的免疫抑制劑還包括口服類固醇以及每天兩次、每次0.5~1g的MMF。 從這些腎臟移植的病患採集服藥前、 服藥後半小時、 以及服藥後兩小時的血液並測量血清中MPA的濃度。 這些病患的腎臟功能、服藥前血液中cyclosporine、 tacrolimus或是sirolimus的藥物濃度皆定期每個月於門診追蹤六個月以上。血清中MPA濃度的測量是使用Emit® 2000Mycophenolic Acid Assay (Syva company, Dade Behring Inc., Cupertino, CA,USA)。 我們發現服用的MMF劑量明顯影響服用MMF後半小時血清中MPA 濃度(p=0.005, ANCOVA)，而相對之下體重對於服用MMF後半小時血清中MPA濃度較無相關(p=0.697, ANCOVA)。因此，之後的MPA濃度比較我們都使用MMF藥物每日劑量校正後服藥後MPA濃度(dose-normalized MPA concentration) 作比較。在已經收集的三組個案sirolimus，tacrolimus 以及cyclosporine 裡，cyclosporine 組的藥物劑量校正後服藥後半小時(C0.5h) MPA 濃度 (4+2.11 mg/L)明顯低於sirolimus 組(13.93+9 mg/L; P=0.004)以及tacrolimus 組(11.55+6.3 mg/L；P=0.034, multiple regression)。也就是在服用MMF的腎臟移植受贈者，如果同時服用cyclosporine會比同時服用tacrolimus或是sirolimus有較低的服藥後半小時MPA 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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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腦中風時，腦部組織缺血，腦血流中血紅素帶氧量降低。由於腦神經氧氣供應不足，因此腦血管產生立即反應，包括血管擴張、腦血流量增加等現象，同時腦部即誘發一連串基因或蛋白質的變化，其中許多血管相關基因會相對增加，而一些離子閥、輸送相關基因則可能降低。目前一些實驗室已成功藉調控某些血管生成蛋白的量，使中風模式後老鼠腦壞死範圍縮小。然而由於血管作用蛋白很多，彼此間又會相互作用，因此了解個別的、各種新的相關蛋白的作用為相當重要的課題。 血管生成素相似蛋白1(Angptl1)，為新近發現血管生成素相似蛋白質族中之一員 (Kim, et al., 1999b)，可調控血管增生，目前對其於生理上所扮演的角色，我們所知仍不多。我們發現在正常老鼠腦缺血後第七天，angptl1的表現量有增加的現象。 為了瞭解angptl1於腦中風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在膠質原纖維酸性蛋白(GFAP)啟動子-angptl1基因轉殖小鼠及正常小鼠上，分別引發局部腦缺血。在未引發缺血之基因轉殖鼠中，angptl1大量於腦部表現，使得大腦皮層微小血管密度有上升之情形。雖然基因轉殖鼠及原生型小鼠在發生局部腦缺血後，其中風範圍大小相同，基因轉殖鼠腦水腫的程度則較同一胎原生型之小鼠為小。我們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基因轉殖鼠的血腦障壁被破壞程度較原生型小鼠小，藉由中風後早期進行伊文斯藍滲漏實驗，我們證明基因轉殖鼠滲漏的程度較為減少。所以我們相信在局部腦缺血後，angptl1具有保護並維持血管完整性之功用。 Angptl1在胚胎發育或個體血管生成過程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目前我們所知的仍舊很少。為確定angptl1在胚胎生成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表現的部位，我們利用基因標靶以生殖出缺乏angptl1但同時帶有nLacZ品系之小鼠。取樣自E9.5天至六個月大的小鼠，進行ß-乳糖水解酶之染色後發現，angptl1最初會在旁軸的中胚層中表現。之後會轉至肌間質之結締組織(筋膜)、關節囊及軟骨膜(喉頭-氣管，肋骨及長骨)等處表現，但肌肉則無。血管系統、中央及週邊神經系統、消化、呼吸及其他主要器官系統中，並沒有任何angptl1之表現。根據所表現的位置可推測angptl1與結締組織及軟骨的發育有關。突變型小鼠沒有明顯的表現型，有可能是因為其功能仍受許多相關的因子之影響。 Adenosine為一血管擴張、新生物質，既往文獻有提到adenosine系統在腦缺血之生理變化佔有重要的角色。為了解adenosine A1受體於腦缺血模式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以Wistar大鼠作為實驗動物，阻斷其兩側頸動脈與中大腦動脈的血流，造成腦缺血現象。腦缺血的大鼠中，其大腦皮層內的adenosine A1受體之基因表現量，與經過sham作為控制組，以及在暫時缺血後恢復原先的血流的大鼠相比之下，腦缺血的大鼠，其大腦皮層的adenosine A1受體於核醣核酸（RNA）表現量，有明顯上升之趨勢；而經過暫時缺血又再灌流恢復血流的大鼠，adenosine A1受體於核醣核酸中的表現量與控制組的大鼠幾乎相同，並沒有明顯之提升。另外腦缺血後大鼠其adenosine A1受體蛋白質的表現，結果幾乎與RNA表現相同。由這些實驗數據，我們推測因缺血後，腦內會有補償反應的發生，導致adenosine A1受體的基因表現量增加，而adenosine A1受體的增加，推想是受傷的組織中產生出來之一種保護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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