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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發育時機對親子關係之影響研究

為探討青春期發育時機對親子關係的影響，本研究以兒童及青少年行為之長期發展研究(簡稱CABLE)計畫已建立之資料庫中的部分變項，進行次級資料分析。本研究選取同一群研究樣本於國一(2004)及國二(2005)兩年皆有填答問卷者的資料做分析，共2080份。根據研究樣本自陳於國二時第二性徵的成熟度，將其歸入「早發育」、「發育中」或「晚發育」三組中的一組。親子關係則以「父母支持」、「親子衝突」和「親子互動」為指標。利用多變項分析，控制其他影響因素以釐清青春期發育時機對親子關係的影響。結果發現，背景因素中的「父母管教方式」為正向之鼔勵、關懷或協助時，學生自陳之父母支持及親子互動較高，親子衝突較少；反之，管教方式若為負向的心理控制時，學生自陳之父母支持及親子互動較低，親子衝突較高。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響之後，在男生而言，屬「發育中」及「早發育」者，其親子互動程度顯著低於「晚發育」者；在女生而言，「早發育」者的親子互動程度顯著低於「發育中」及「晚發育」者。至於親子關係的另兩項指標，即「父母支持」與「親子衝突」，皆未受到青春期發育時機的影響。根據研究結果，建議父母應多關心子女在青春期的生理變化，特別是和同年齡者比較時，屬於「早發育」的孩子，並且多與他們互動。同時，父母對青春期子女的管教應採正向的鼔勵、關懷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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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憂鬱情緒與不適應行為的性別差異

本研究整合量性、質性研究方法探討青少年憂鬱與不適應行為表現及其相關因素之性別差異。調查研究對象來自國民健康局九十二年度科技研究發展計畫「探討台北市高關懷青少年憂鬱症相關因素之前驅研究」（DOH92-HP-1307）抽樣之國三學生樣本，男生208名、女生103名。質性訪談對象來自台北市某市立國中之個案輔導學生，男、女各2名。主要研究結果為： 1. 男生有22.7％屬憂鬱組（BDI-II≥17）；女生29.7％屬憂鬱組。女生平均（13.27±8.86）略高於男生（12.18±8.87），但平均數t檢定無顯著差異，只在哭泣、自殺意念等特定題目上的表現有顯著差異。 2. 在一年內曾有一項以上不適應行為者，男生有54.2％；女生有33.3％，男、女有顯著差異。男、女主要的差異在於攻擊型行為。男生攻擊型行為多於非攻擊型；女生則二者百分比相近。 3. 憂鬱情緒與不適應行為項目數的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結果，男女皆達到顯著正相關。憂鬱高低與不適應行為有無的交叉表分析顯示，憂鬱組有不適應行為的人數百分比高於正常組，但是在行為時間點及類型上有性別差異。 4. 憂鬱情緒之多元迴歸分析的顯著因素有性別差異，但解釋力最高的因素皆為神經質人格：男生的顯著因素（及其解釋量）有神經質人格（45.3％）、自傷因應（6.4％）、同儕壓力（3.2％）、情緒支持（2.0％）；女生有神經質人格（41.8％）、課業壓力（5.0％）、外向性人格（3.6％）、兩性壓力（2.3％）。 5. 不適應行為之多元迴歸分析的顯著因素有性別差異：攻擊型行為迴歸分析的顯著因素（及其解釋量）男生有家庭壓力（11.8％）、自傷因應（2.8％）；女生有自傷因應（18.0％）、直接行動（5.4％）、目前補習科目數（2.9％）。非攻擊型行為迴歸分析的顯著因素男生有自傷因應（16.2％）、家中小孩數（4.3％）；女生有自傷因應（27.7％）、師長支持（3.6％）。 6. 男、女情緒行為模式受到不同的關鍵事件影響，事件的對象、衝突的焦點、對事件的知覺等都有所不同；即使憂鬱與行為表現相似，受訪者各自的生命主題卻有個別差異（尋求同儕歸屬、權力抗衡、性別角色認同與兩性化發展、受排擠與疏離等），隱含情緒行為的社會化機制同時存在性別差異和性別特質的個別差異。相同的是，青少年男、女皆在人我關係中發展自我認同。 結論：影響青少年憂鬱與不適應行為的顯著因素有性別差異，受到性別社會化機制的影響。因而提出性別主流化的國中生輔導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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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與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關係之研究

背景：跨國跨時研究顯示所得與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的關係在低所得水平時是正相關，隨著所得水平提升正相關減弱，達到某一所得臨界值後，所得與死亡率開始呈現負相關。可惜並沒有研究以一國跨縣市跨時研究來探討兩者之關係並探討政策介入之影響。 目的：首先想瞭解以台灣為分析單位及以縣市別為分析單位分析所得與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的關係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是否不同？其次想瞭解造成這種不同階段關係改變的主要原因為何？第三想瞭解高低發展地區上述關係改變形態是否不同？第四想瞭解1997年強制戴安全帽立法政策介入對所得與死亡率關係的改變為何？ 方法：台灣為分析單位的所得指標是人均國內生產毛額，縣市別為分析單位的所得指標是家庭可支配所得，資料來源皆是主計處。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資料由衛生署統計室獲得。所得與死亡率之關係分別以所得分組、朴瓦松廣義程式估計線性迴歸模型與廣義相加非線性迴歸模型進行估計。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主要以年代、所得水平與地區發展程度來區分。 結果：以台灣為單位的分析結果顯示所得與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之關係的確在經濟發展初期呈現顯著正相關，隨著所得增加正相關減弱，當人均國內生產毛額超過6,223美元（1988年）後，兩者關係變成負相關，但是大於13,413美元（1997年）後負相關消失。以台灣縣市別為單位的分析結果也顯示類似的關係改變型態，當家庭可支配所得約47萬元（1989年）時開始出現轉折，但是在2001-2004年負相關強度也減弱。在1988年以前，家庭可支配所得是縣市別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的最主要解釋變項，1988年之後是教育程度。影響所得與死亡率關係改變主要是因為所得與暴露率（機動化程度）關係改變造成。在低發展地區出現死亡率轉折的所得臨界值（43萬元）比高發展地區（47萬元）低，當高發展地區持續出現負相關的年代，低發展地區還是持續正相關。1997年政策介入對高低發展地區的死亡率都有顯著下降影響，但是低發展地區所得與死亡率的相關性在1997年以後開始不顯著。 結論：台灣做為一個經濟發展後進者，再加上全球化的影響，台灣與歐美先進國家（可能是三四十年前）達到相同所得水平時，所能消費的車輛安全性、道路環境與相關交通安全措施都比較佳。因此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不會被所得命定，台灣可以在較低所得水平就出現死亡率下降趨勢。此外，台灣幅員小，道路安全行為與觀念在縣市間的傳散較快，道路建設與交通安全相關政策也都由中央推動。使得縣市別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更不會被所得命定，尤其低發展縣市可以在較低所得水平就出現死亡率下降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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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生異性交往經驗對人際關係之影響

爲瞭解青少年異性交往經驗對於其人際關係之影響，本研究使用兒童及青少年行為之長期發展研究(簡稱CABLE)計畫資料庫中2004年與2005年之部分資料，進行次級資料分析。本研究納入分析之樣本是於2004年(國一時)與2005年(國二時)皆有填答者，共1964人。 結果發現，研究樣本在國一時的異性交往經驗為：曾經交往過男女朋友的比率為11.24％；有6.38％的人曾經與異性牽手；曾與異性接吻者佔1.83％。在國二時的異性交往經驗為：曾經交往過男女朋友的比率為22.79％；曾與異性牽手者佔16.06％；曾與異性接吻者佔8.41％。在人際關係方面，研究樣本在國二時的「好朋友數」及「與好友互動程度」皆比國一時增加。採多變項分析後發現，「是否與異性交往」及「與異性交往程度」皆對「人際關係」有顯著影響。針對有異性交往經驗者的分析發現，與異性有牽手或接吻經驗者比無經驗者，好朋友數較多，朋友間的互動程度也較好。此外，在兩年間與異性交往程度略有增加者，其好朋友數減少的可能性，較與異性交往程度不變者來得高。 根據本研究結果，建議父母及師長重視國中生與異性交往的問題，並且關心他們因異性交往而在人際關係上的變化。必要時，應提供學生適時的協助與輔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