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國立臺灣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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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疾患是複雜且高度異質性的慢性精神疾病，迄今，我們對於情緒疾患高度異質性特徵了解仍有限，釐清不同表現型亞型、探討其臨床特徵、遺傳因子和可能的致病機制對疾病能夠精準治療十分重要。躁鬱症中有部分患者從未經歷過鬱症發作，稱為單極性躁症，其在全球光照充足的地區報告有較高的比例，可能是受季節變化影響。然而，單極性躁症佔台灣躁鬱症的比例尚不清楚，對於精神與其他身體疾病的共病也缺乏系統性的了解。此外，部分情緒疾患的患者的復發和季節變化具有高度相關，而季節適應性受到許多生理機制和生物節律時鐘基因所調控。晝夜節律障礙或時鐘基因突變和患者伴隨季節性特徵有關，並增加復發或睡眠障礙的風險。 綜合上述，本論文針對單極性躁症和季節情感性特徵進行研究，研究目標為：(1) 估計台灣躁鬱症患者中單極性躁症的比例；(2) 檢視單極性躁症的臨床與心理社會特徵，和終身共病狀況；(3) 檢視季節評估問卷結構和情緒疾患患者四季重複測量的信度，以及情緒疾患中具有季節情感特徵的盛行率；(4) 識別情緒疾患季節情感性特徵的潛在遺傳基因座；(5) 探索季節性情感特徵患者其候選時鐘基因表現量的四季變化。 本論文使用臨床回溯型研究和全國人口之世代研究分別估算單極性躁症在躁鬱症中的比例，並比較單極性躁症和雙極性躁鬱症之特徵差異。在季節情感性特徵方面，使用中文版季節評估問卷結構，並進行四季追蹤研究，以估計患者四季重複評估季節情感性特徵的信度，以及季節情感特徵患者的盛行率。研究也進行全基因體關聯性分析，使用連續分數以及類別型季節情感性特徵定義，探討與季節情感性特徵相關的遺傳因子。此外，利用四季追蹤資料，探索季節情感性特徵患者其候選時鐘基因表現量以及睡眠參數的四季變化。 研究結果發現單極性躁症在躁鬱症中的比例約為12.91%至14.87%，臨床特性有較多精神症狀、較少自殺行為，晝夜節律多屬於清晨型、有較好的睡眠品質，終身共病模式也不相同。季節情感性特徵方面，季節評估問卷屬於雙因子結構，受試者於四季重複評估季節情感性特徵具有良好的信度，大約四分之一的情緒疾患患者有季節情感性特徵。全基因體關聯性研究發現和季節連續分數最相關的位點為rs146370530位於USH2A基因上，和類別季節情感性特徵最相關的的位點為rs10810641位於BNC2基因上，其他與季節情感性特徵也有相關的基因包含LDB2、NPAS3、SHC4和SGCZ。時鐘基因的四季表現量變化方面，除了RORA以外，ARNTL、CLOCK、CSNK1D和NPAS2基因均有四季變化，其中CLOCK和CSNK1D四季變化在驗證樣本也有四季變化。我們進一步發現季節情感性特徵患者NPAS2的春季基因表現量顯著高於健康對照組，並在驗證樣本中有相同的結果。 透過不同的研究設計和資料分析，此論文探討兩種情緒疾患的亞型，並提供其臨床特性和實徵遺傳資料。然單極性躁症的潛在致病機轉尚不清楚，仍缺乏遺傳研究，未來應可以進一步進行研究。論文的結果有助於進一步了解情緒疾患的異質性，對於臨床預防復發和探討致病機制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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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Upadacitinib是近年通過核准治療活動性乾癬性關節炎 (psoriatic arthritis, PsA) 患者之口服標靶免疫調節藥物，本研究以系統性回顧方式整理相關臨床試驗實證並進行網絡統合分析 (network meta-analysis, NMA) ，以了解upadacitinib相較於其他新機轉藥物之療效及安全性差異。 研究方法：搜尋PubMed/Medline及Embase資料庫，截至2022年4月30日發表有關以JAK(Janus activated kinase)抑制劑(upadacitinib和tofacitinib)、新機轉生物製劑(介白素(interleukin, IL)-12/23抑制劑、IL23抑制劑及IL17抑制劑)及活性對照組腫瘤壞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抑制劑adalimumab為試驗藥物之隨機對照試驗，進行頻率學派NMA。分析之療效項目包括ACR (American College of Rheumatology Responses) 20/50/70、PASI (Psoriasis Area Severity Index) 75/90/100、指(趾)炎消退、接骨點炎消退、健康評估量表-失能指數 (Health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Disability Index, HAQ-DI)及最低疾病活動度，安全性項目為不良反應、嚴重藥物不良反應、感染、惡性腫瘤及主要心血管事件，並以P 分數(P-score)進行最佳效果排序。 研究結果： 共收錄22個隨機分派試驗進行網絡統合分析。Upadacitinib 15 mg相較於新機轉藥物，在ACR反應之療效與大多藥物相當，其中與新機轉生物製劑之核准劑量及tofacitinib相比有療效較優之傾向；而PASI療效雖與adalimumab相當，但卻顯著差於其餘新機轉之生物製劑；在指(趾)炎、接骨點炎消退、HAQ-DI及MDA，與生物製劑並無明顯優劣情形；另安全性結果項目中，upadacitinib 30 mg發生不良反應(P分數=0.05) 、嚴重藥物不良反應(P分數=0.06)及感染(P分數=0.06)之風險都較高。不論是療效或是安全性結果項目，其短期和長期治療大致呈現一致的結果。 結論： 在此NMA結果中，upadacitinib在改善周邊關節炎之療效，與其他藥物相當或有略優的趨勢，但在皮膚緩解效果則較差，故建議upadacitinib較適用於周邊關節療效較嚴重之患者，但用藥時需審慎評估藥物所產生之副作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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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所有癌症中死亡率最高的。為提高肺癌存活率，國際肺癌防治聯盟-肺志氣聯盟揭櫫於2025年將肺癌5年存活率翻倍的目標。本研究使用臺灣癌症登記中心1997年7月至2018年6月的肺癌資料，利用存活年-年代-世代模型進行臺灣肺癌患者存活率之未來預測。我們發現臺灣肺癌存活率在2004診斷年之前下降，此後上升。至2025年，肺癌五年存活率將從目前的23.8%提升至38.7%，增加絕對量為14.9%，提升倍率為1.6倍。肺癌存活率2004年後上升與標靶藥物和正子斷層造影納入健保給付的時間點相吻合。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肺癌篩檢亦有助益肺癌存活率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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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卵巢癌不論在台灣亦或是全球女性中，癌症死亡率排名都在前十名內，不同國家間診斷出卵巢癌的期別有所差異，而期別對於卵巢癌的存活率有顯著的影響，目前卵巢癌主要以發生率最高的上皮型卵巢癌(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為主，其中又可細分為漿液型(Serous)、黏液型(Mucinous)、子宮內膜型(Endometrioid)、明亮細胞型(clean cell)卵巢癌，不同亞型的卵巢癌發生率與存活率皆有差異，並且也具有種族間的差異，因此本研究期望藉由台灣癌症登記中心所蒐集的卵巢癌病人資料建立屬於台灣人的卵巢癌存活預測模型，再使用美國的癌症登記數據庫The 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 (SEER) 的資料來進行外部驗證及評估種族差異的影響，且希望藉由本研究成果能對於醫生診治不同卵巢癌亞型病人時能給予治療方案上的輔助。 方法：本研究主要使用台灣癌症登記系統(The Taiwan Cancer Registry, TCR)之長表資料，選取於2009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間診斷為卵巢癌的病人，追蹤至2017年12月31日，建立兩種存活預測模型，模型一納入常見臨床變項，模型二新增癌症特定因子變項，以期增加模型準確度；使用美國癌症研究所的SEER資料庫進行外部驗證，納入同樣的罹病年份與追蹤年數，可區分為白人、黑人、亞洲人的資料進行外部驗證及外推性研究。 結果：以所有死亡為終點的分析中，在模型一中達到顯著的變項有年齡(18－39, HR=1；40－49,HR=1.48, P=0.07；50－59, HR=1.53, P=0.054；60+, HR=2.59, P<0.001)；腫瘤亞型(Serous, HR=1；Clear cell, HR=1.85, P<0.001；Endometrioid, HR=0.9, P=0.438；Mucinous, HR=1.63, P=0.004)、腫瘤分級分化程度(Grade low, HR=1；Grade high, HR=2.12, P=0.002)、病理T(Pathological T1, HR=1；Pathological T2, HR=3.06, P<0.001；Pathological T3, HR=6.18, P<0.001)、病理M(HR=3.25，P<0.001)、是否進行化療(HR=0.69，P=0.027)與淋巴結侵犯比例(HR=2.34，P<0.001)，加入的交互作用項有：年齡*腫瘤分級分化程度、腫瘤亞型*病理N、腫瘤分級分化程度*病理M、病理N*病理M；在模型二達到顯著的變項有年齡(18－39, HR=1；40－49,HR=1.19, P=0.514；50－59, HR=1.01, P=0.78；60+, HR=1.96, P=0.009)；腫瘤亞型(Serous, HR=1；Clear cell, HR=2.93, P<0.001；Endometrioid, HR=1.68, P=0.002；Mucinous, HR=3.32, P<0.001)、腫瘤分級分化程度(Grade low, HR=1；Grade high, HR=2.05, P=0.003)、病理T(Pathological T1, HR=1；Pathological T2, HR=3.67, P<0.001；Pathological T3, HR=6.4, P<0.001)、病理M(HR=1.63，P<0.001)、治療後CA125數值(0-35 ug/ml, HR=1；35-100 ug/ml, HR=2.31, P<0.001；100+, HR=3.92, P<0.001)、是否殘存腫瘤(HR=2, P=0.005)，加入的交互作用項有：年齡*病理N、腫瘤分級分化程度*治療後是否殘存腫瘤；兩種模型的C-index數值不論在台灣或是美國資料集皆在0.7以上，且於存活預測的表現良好，存活與觀察間的差異大多數不超過5%。 結論：本研究所建立的兩種模型在預測台灣卵巢癌病人的存活上具有良好的表現，且在美國SEER資料中也同樣具有良好表現，基於種族的資料可證實本研究之模型具有外推性，期望可藉由本研究對於醫師在臨床治療決策的評估及醫病溝通上可達到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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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酒精的不當使用會導致眾多健康問題。然而，不只是酒精本身，酒精代謝基因對於健康風險也影響很大。在東亞人身上ALDH2基因 rs671位點的變異最為人熟知，而這樣的基因多型性和許多健康結果有關。雖然在臺灣有高達47%的民眾帶有ALDH2基因缺陷，但是尚未有研究針對臺灣人去討論究竟得知自己的ALDH2 rs671基因型，同時瞭解其在未來可能帶來的健康風險，是否會改變飲酒行為。因此，本篇研究意在探討ALDH2 rs671基因多型性和飲酒態度與行為之間的關係及衛生教育介入的成效。 方法 本篇研究的對象為國立臺灣大學的學生，年齡介於18至65歲。首先，受試者需填寫自評紙本前測問卷，包含飲酒行為、酒後反應、飲酒態度及酒精不耐症的認知，並且使用口腔拭子採集口腔表皮細胞，用以偵測ALDH2 rs671基因型（GG代表ALDH2酵素有活性、GA代表ALDH2酵素僅有部分活性、AA代表ALDH2酵素幾乎無活性），接著經過一段時間等待實驗結果，受試者會收到電子報告書，內容提及ALDH2 rs671基因型及相關衛教資訊，而在收到報告書的一個月後，受試者需再完成線上後測問卷，包含飲酒行為、飲酒態度及酒精不耐症的認知。在統計分析的部分，我們使用了單變量及雙變量分析來描述樣本組成，並且透過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評估衛生教育介入的成效，模型的結果包含飲酒頻率、飲酒量、飲酒態度及酒精不耐症的認知這四項，其中更以受試者的ALDH2基因是否有缺陷進行分層，同時校正性別、年級、飲酒習慣及基線分數。 結果 在本篇研究的樣本中，ALDH2缺陷（GA+AA）的盛行率為47.65%。超過八成的受試者目前偶爾飲酒，僅有約一成五的受試者目前有持續飲酒的習慣（達到每週150 c.c.且持續六個月以上）。飲酒量（p<0.001）、暴飲（p<0.001）、飲酒頻率（p=0.001）、酒後臉紅（p<0.001）、酒後心跳加速（p<0.001）都和ALDH2 rs671的基因型有顯著相關。在受試者收到報告書的一個月後，我們也發現到那些ALDH2 rs671為GG基因型的男性受試者其飲酒頻率顯著下降。此外，那些目前有持續飲酒習慣的受試者，不論ALDH2 rs671的基因型為何，相比於目前偶爾喝酒者，他們的飲酒頻率（GG: p=0.006, GA+AA: p<0.001）及飲酒量（GG: p=0.002, GA+AA: p<0.001）都有顯著降低。 結論 飲酒行為及酒後反應與ALDH2 rs671的基因型有顯著關聯，而在介入的一個月後，那些目前有持續飲酒習慣的受試者其飲酒行為顯著減少，本篇的研究結果也為臺灣校園探討ALDH2 rs671基因多型性與飲酒的關聯提供了初步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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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憂鬱症是一種常見的心理疾病，罹病人口在世界上越來越多，根據WHO統計，2019年約有3.8%世界總人口為憂鬱症患者。憂鬱症常見的治療方法包含：心理治療、藥物治療以及電療，其中以藥物治療為最普遍的治療方針。抗憂鬱藥為治療憂鬱症的主要精神藥物，種類繁多，以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製劑(SSRIs)為最常被使用的第一線抗憂鬱藥物。然而，憂鬱症患者對於SSRIs的治療反應差異非常大。目前臨床上，第一次服用抗憂鬱藥的病患必須花費數個星期的時間驗證醫師處方的抗憂鬱藥物是否對自己有療效。然而，最終約僅有三分之二的患者能對藥物治療有反應。因此，如何盡快辨識所用抗憂鬱藥物對患者是否有效已成為世界共同的重要議題。 在抗憂鬱藥治療效果的研究中，遺傳因子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目前關於抗憂鬱藥物治療反應的研究中，發現了很多潛在的相關遺傳因子，但是這些特定遺傳因子與抗憂鬱藥物反應的相關性僅在個別研究中被發現，而我們對於在GWAS研究結果中所發現的相關單核甘酸多型態性(SNPs)變異或基因座以及對抗憂鬱藥物反應機轉仍有許多無法釐清的部分。透過GWAS方法研究遺傳變異與性狀的相關性和運作機轉是困難的。相較而言，由基因表現量探究遺傳變異與性狀的相關性較直觀且能減少不確定性。PrediXcan是一種可透過統計方法由單核甘酸多型態性及性狀資料插補出基因表現量的程式。透過此程式，我們便能試圖由插補基因表現量找出抗憂鬱藥物和基因的直接相關性。 我們的研究旨在透過單核甘酸多型態型資料或插補基因表現量資料建立多個對抗憂鬱藥物治療反應的預測模型，並加以比較模型間的預測性能。最後透過預測模型或GWAS找到與抗憂鬱藥物治療反應有關的候選基因。 方法 我們的研究受試者共有567位，分別來自台灣、日本和泰國，並且被醫師依據DSM-IV診斷為憂鬱症的患者。這些患者依醫師處方分別服用escitalopram, citalopram, paroxetine, fluoxetine和fluvoxamine。此外在加入研究時以及每次的追蹤訪談中，我們會依據漢氏憂鬱症量表(HRSD)評估患者的憂鬱症嚴重程度。 預測SSRIs藥物治療反應的四個步驟如下：分層抽樣、GWAS、插補基因表現量、建立預測模型。首先，我們以4:1的比例將受試患者分為測試集與驗證集，並將所有的受試患者以SSRIs藥物種類的使用比例進行分層抽樣。此分層抽樣將進行五次以模擬五倍交叉驗證法。下個步驟則是執行GWAS，並依據GWAS的結果挑選出p值小於0.00001的指標SNPs當作預測因子。插補基因表現量的部分則是由PrediXcan進行預測，我們分別針對全血以及腦部下視丘兩個組織進行基因表現量的插補。預測模型採用研究者於2019年釋出的elastic net 模型；預測模型中所使用的權重則來源於PredictDB資料庫。最後，我們使用隨機森林法對預測模型進行訓練和預測，預測因子則包含人口學變項以及上述的遺傳資料。 結果 在SSRIs治療反應的GWAS結果中，我們發現了五個達到建議顯著水準(p-value<5×10-6)的SNPs。這五個SNPs分別為在XDH基因中的rs35519514、rs8005122,、CD70基因中的rs7252187、ZNF基因中的rs11665781與NRG3基因中的rs12240519。 SNPs資料建立的預測模型其準確率皆達到80%以上，AUC也都大於0.8；由插補基因表現量資料建立的預測模型準確率則有70%以上，AUC大於0.7；合併兩種資料的預測模型準確率則大多在80%以上，AUC也可達到0.8，其預測性能在單純由兩種資料各自建立的預測模型之間。 結論 總結而言，預測性能方面，合併兩種資料的預測模型其預測表現未優於僅由SNPs資料建立的預測模型，可能的原因包含插補基因表現量的權重所使用的參考族群與預測模型內的受試者族群不同，以及受試者人數較少，導致預測力下降。與SSRIs藥物治療反應有相關性的候選基因方面，NRG3基因在我們研究中的預測模型和GWAS的結果皆與治療反應有顯著相關性，可推測NRG3基因有可能影響SSRIs藥物的治療反應，應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證實NRG3與SSRIs藥物治療反應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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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研究目標：在短期內無法清除COVID-19疫情的情況下，是否能透過全民大規模接種COVID-19疫苗產生群體免疫，以達成與病毒共存的目標（維持社會經濟正常運作，且染疫後死亡率不高於流行性感冒（以下簡稱流感））是當前COVID-19防疫政策上最關鍵的問題。然而，針對此議題，目前尚缺乏具有實證數據佐證的數理模式研究。本研究擬依據臺灣2022年Omicron BA.2變異株疫情流行數據，建立COVID-19傳播數理模式，以分析是否可透過大規模COVID-19疫苗接種達成群體免疫，同時探討將COVID-19重症死亡率降低到接近流感水準的可行性。 方法：本研究建立考慮中重症率及死亡率之SARS-CoV-2 Omicron BA.2變異株SEIRS傳播動態模型。Omicron BA.2傳播動態流行病學參數及疫苗保護力參數皆依據系統性文獻回顧實證數據。本研究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根據臺灣2022年疫苗接種數，以數理模式擬合2022/3/10 至 2022/6/30 指揮中心公布每日新增通報確診人數、中重症人數及死亡人數，估計臺灣民眾口罩配戴率（與他人接觸時全程配戴口罩）隨時間變化趨勢、染疫後中重症率及中重症死亡率，以此為基礎，估計大規模疫苗接種對預防感染、中重症及死亡的效果，再進一步推估 2022/7/1至2022/12/31新確診及Rt值（effective reproductive number）變化趨勢，探討是否能夠將Rt值壓低到群體免疫閾值以下（Rt值<1且持續降低到趨近於0）。敏感度分析為以模擬不同比例（25%、50%、75%）確診者通報及接受隔離對民眾口罩配戴率、疫苗預防效果及中重症率的影響及不同染疫後保護期平均持續時間（90天、180天、314天）對Rt值及未來疫情的影響，計算其敏感度範圍（sensitivity range）。第二部分為以年齡結構模型（Age-structure model）（分成：≤ 19 歲、20~59 歲、≥60 歲）探討在理想疫苗接種率（第一劑：99%、第二劑：97.5%、追加劑：95%）情況下將COVID-19重症死亡率降低到接近流感水準的可行性，敏感度分析考慮不同防疫策略（配戴口罩/確診者通報及接受隔離）及具免疫逃脫特性的新變異株（傳播力為Omicron BA.2之1.34倍）流行等各種情境。 結果：擬合後本模型預測2022/3/10~6/30間通報確診人數、中重症人數及死亡人數均非常接近指揮中心公布之數據。透過模型擬合，可估計得到此波疫情本土流行病學參數如下：（1）民眾口罩配戴率先由75% (65%~80%) (2022/3/10) 逐步下降到55% (51%~60%) (2022/4/26) 再逐步提升至85% (83%~87%) (2022/6/30) ；（2）染疫後中重症率為2.3% (1.55%~2.75%)；（3）中重症死亡率為33%。大規模疫苗接種在族群層次對預防感染、中重症、死亡的效力分別為55.6% (36.2% ~ 62.2%)、91.4% (87.4% ~ 92.7%)、92.0% (88.2% ~ 93.3%)。若口罩配戴率為0%，僅憑大規模疫苗接種無法達到群體免疫，到2022/6/30前累積確診數將達9,325,123（6,626,819 ~ 10,801,246）、中重症數將達48,088 (33,093 ~ 56,877)、死亡數將達18,936 (13,012 ~ 22,408)，Rt值雖能短暫降到0.1 (2022/4/19 ~ 2022/4/25)，但隨著染疫後免疫力快速衰退，Rt值在2022/6/30會再上升到1.2 (1.1 ~ 1.3)，到2022年底仍在1.0，降不下來，而陷入持續流行（endemic）狀態。2022/7/1~12/31的疫情發展取決於口罩配戴率。若民眾口罩配戴率維持在85%，可望疫情能夠逐步趨緩到年底（2022/12/31新增通報確診數可降到358）；若民眾口罩配戴率在7/1後逐步放鬆至55%（2022/4/26水準），則疫情預期將在9月反彈，於2022/9/30達到高峰（2022/9/30新增通報確診數60,712）。敏感度分析顯示染疫後保護期平均持續時間對Rt值及未來疫情趨勢影響很小，在染疫後平均保護期為314天的最佳情況下，若全民皆不配戴口罩，僅憑大規模疫苗接種加上疫情爆發後的自然感染， Rt值會從0.9（2022/7/1）上升至1.4（2022/9/1~9/14）再逐步下降至0.9（2022/12/31），Rt值均在群體免疫閾值（1.0）上下波動，疫情均會持續流行，無法穩定地讓Rt值下降到趨近於0而達成群體免疫。即使在理想疫苗接種率的情況下，僅憑疫苗接種，在沒有新變異株出現的情況下，2023年COVID-19重症及死亡人數將達30,699人為2018年流感併發重症1,196人的25倍。必須加上口罩配戴率85%及50%確診者通報及接受隔離才能將COVID-19重症及死亡人數控制在接近流感的水準。然而若具有免疫脫逃能力的新變異株進入國內造成流行，僅憑疫苗接種，2023年COVID-19重症及死亡人數將高達36,142人（新變異株免疫逃脫能力0%）；113,901人（新變異株免疫逃脫能力50%）；235,069人（新變異株免疫逃脫能力100%）為2019年（Influenza vaccine-mismatched）流感併發重症2,325人的15~100倍。即使加上口罩配戴率85%及50%確診者通報及接受隔離，在面對新變異株的情況下一樣無法將COVID-19重症及死亡人數控制在接近流感的水準，2023年COVID-19重症及死亡人數將達3,144人（新變異株免疫逃脫能力50%）；41,106人（新變異株免疫逃脫能力100%）。 結論：本研究顯示僅憑全民大規模接種COVID-19疫苗無法將Rt值壓低到1以下，即使加上大規模疫情爆發導致的大量自然感染，Rt值仍會在1.0上下波動而使疫情陷入持續流行狀態，無法達成群體免疫而成功與病毒共存，且台灣社會還要付出大量中重症及死亡數的重大代價。若要將染疫後重症死亡率降低到接近流感的水準，全民必須嚴格遵守防疫規範，包括配戴口罩以及確診者通報及接受隔離以避免傳染他人，若防疫強度放鬆則必然導致週期性COVID-19疫情爆發及死亡潮，因此持續地採取高強度口罩配戴率是必要的。但即使如此，未來若無法成功研發及全面接種保護力更強的次世代疫苗，面對具更加強大免疫逃脫能力的新變異株從國外傳入國內造成社區傳播，仍無法避免爆發嚴重疫情，面對比流感高十到百倍的重症及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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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研究目標：邊境管制為防堵COVID-19疫情跨國擴散的重要公共衛生措施，但也會干擾維持社會經濟活力所需跨境商務及觀光人流。臺灣自2022年3月1日起調整防疫政策為「經濟與防疫並存」，並自2022年3月7日起將入境檢疫時間由14天縮短至10天。但3月底隨即在基隆爆發疫情並擴散至全臺灣，截至6月10日止累積染疫數達2,738,582人、死亡數達2,944人。此波疫情起因是否由縮短入境檢疫期所導致，目前仍缺乏嚴謹的流行病學研究；而當未來全民COVID-19疫苗接種率達理想水準，是否能進一步放寬邊境管制措施，開放更多旅客入境 (觀光客入境) 或免除入境檢疫期，而不危害本土疫情控制，目前亦未有數理模式研究。本研究擬以數理模式分析邊境檢疫期縮短與此波境內疫情爆發之關聯性，並進一步分析當境內COVID-19疫苗接種率達理想水準時，在放寬邊境管制時仍能將本土疫情控制在低度流行的必要條件。 方法：本研究建立考慮超級傳播者、SARS-CoV-2 Omicron BA.2變異株流行病學傳播參數、COVID-19疫苗保護力效果的SEIRS數理傳播模式。本研究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透過擬合臺灣真實疫情驗證模型正確性並估計本土流行病學參數 (境內口罩/社交距離比例)，進一步分析導致臺灣2022年疫情大規模爆發的因素。第二部分模擬當疫苗接種率達理想水準 (追加劑接種率達95%、第二劑接種為97.5%、第一劑接種率為99%)，在目前的3天入境檢疫期，仍然可將疫情控制在低度流行 (單日新確診人數小於1,000) 的必要條件，並模擬免除檢疫期的可行性。分析時考慮不同入境人數 (商務客方案：6,000人/天；觀光客方案：15,000人/天) 與不同旅客來源國風險等級 (中度風險國家旅客帶原率：2.5%；高度風險國家旅客帶原率：10%)。敏感度分析考慮更高傳播力的新Omicron亞型變異株對研究結果的影響 (基本再生數為Omicron BA.2變異株的1.34倍)。 結果：擬合真實疫情可計算出：2022年3月7日邊境檢疫期縮短至10天後，臺灣民眾口罩/社交距離比例由原本的75%下降至僅50%。若是接觸者追蹤及口罩/社交距離比例能維持在3月以前的高水準 (75%接觸者追蹤率、75%口罩/社交距離)，本土疫情可望仍被控制在低度流行 (新確診個案數在6月10日前均低於85人)，口罩/社交距離比例下降實為2022年上半年疫情大爆發之主要原因。第二部份模擬結果顯示：即使疫苗接種率達到理想水準，在6月15後入境檢疫期縮短至3天的情況下，口罩/社交距離比例必須持續維持在90%，才能將開放商務/觀光客入境後境外移入導致的本土疫情控制在低度流行 (單日新確診數高峰介於65至722)。敏感度分析顯示，若出現傳播力更高的新Omicron亞型變異株，口罩/社交距離比例需持續維持在95%以上。若完全取消邊境檢疫，則無法防止新變異株造成本土疫情大爆發。 結論：2022年3月7日邊境檢疫期縮短至10天後，理論上仍可將本土疫情控制在低度流行。境內口罩/社交距離比例下降實為2022年上半年疫情大爆發之主要原因。在目前入境檢疫期縮短至3天的情境下，即使疫苗接種率達理想水準，仍需持續維持95%以上口罩/社交距離，才能避免新Omicron亞型變異株境外移入造成新一波大規模本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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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目的 娛樂性愷他命長居台灣近二十年內非法藥物使用種類的前三名，其中，根據使用非法藥物遭到逮捕的數據，使用愷他命的再犯率仍然很高。然而，反覆使用和犯罪背後的原因很少被調查，可能是由於愷他命使用者尋求專業治療的比例較低及逮捕時僅援引行政處罰。在此情況下，深入了解愷他命使用者的質性研究方法可以及時洞察他們的使用行為。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長期愷他命使用者即使有強烈的戒癮意念仍反覆使用的背景，他們在成癮治療過程中遇到的障礙，以及這種反覆使用對他們日常生活的影響。 方法 作為一質性研究，本研究透過台灣北部一家當地醫院之精神科招募五名成癮治療專業醫事人員和兩名長期愷他命使用者，並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法蒐集訪談資料。由於愷他命使用者多為社會弱勢群體且較難觸及此群體，兩名長期愷他命使用者首先由醫院照護人員邀請受訪，然後由研究團隊完成招聘流程。此外，深度訪談由具有豐富質性研究經驗並熟悉訪談技巧的訪談人員進行，每個受訪者都接受了大約一小時或更長時間的採訪，並在知情同意的情況下完整錄音訪談過程。每個受訪者的錄音檔隨後由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的成員打成逐字稿。分析時首先根據紮根理論的框架對逐字稿進行分析以提取相關概念，然後將概念歸納形成核心主題後再進行主題分析。在研究過程中，筆者與訪談人員保持密切討論並反覆確認訪談過程中的細節，以確保訪談當下的特殊情境和重要訊息均被描述清楚且無遺漏。 結果 本研究研究發現，與愷他命長期使用者反覆使用相關的重要因素是他們的社交網絡連接方式，以及配偶關係、家庭、朋友和工作場所關係等重要關係的密切程度。這些關係的連接和建立代表愷他命使用者的社會支持和網絡。此外，台灣社會長期缺乏對成癮的認識，可能導致吸食非法藥物的污名化和標籤化，可能進一步影響使用者自身對成癮治療的理解和信念。由於他們在尋求治療過程中遇到的複雜性和障礙，將愷他命造成的腦部損傷無法充分解釋反覆使用愷他命的背後脈絡。 結論 反覆使用愷他命的背後脈絡涉及許多生物學和社會心理的多方面向，未來需要將其使用的緩解或戒治納入有關成癮知識的政策宣傳和健康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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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抗藥性結核病管理和治療持續為全球衛生的重大挑戰，了解抗藥性結核病區域性的傳播動態，可以幫助制定因地制宜的防治策略。本篇研究旨在結合基因體與流行病學調查資料，了解高雄抗藥性結核病的傳播動態與危險因子。 方法：本研究以高雄通報結核病個案作為研究對象，自2019年1月至2021年7月之間，前瞻性的蒐集通報且培養陽性之個案。將檢體送至全基因定序後，兩兩比較基因差距，將單核甘酸多型性（SNP）之位點小於5的個案視為基因群聚，並加入流行病學調查資料，找出基因群聚中的流病相關與可能的地理關連。 結果：在2,051位結核病個案中，有246位（12%）為抗藥性個案。抗藥性個案中，有32位（13%）判斷為基因群聚相關。在羅吉斯迴歸當中，相比較年齡大於65歲以上之族群，年齡小於65歲的族群有較高的風險被判斷為基因群聚（aOR=2.77）。並且在比較基因相似程度後，共有4位非抗藥與32位抗藥性個案，形成15個基因群聚，大多數基因群聚皆為2個人數。僅有2個群聚發現流病或地理相關性。從藥敏結果判斷在傳播過程可能累積抗藥性，不過在基因上沒有看到抗藥性位點變異累積。 結論：本篇研究發現在高雄，年齡和抗藥性傳播的基因群聚有顯著相關，抗藥性菌株傳播佔抗藥性結核病比例負擔不大。目前傳播群聚並未發現基因位點累積的變異，但仍無法排除抗藥性在傳播過程中累積的可能。透過全基因定序發現傳播群聚後，未來可採用回溯性的疫調方式，了解共同的傳染源或傳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