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國立臺灣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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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佔了人體細胞總數的一半以上，而它們大多都生活在宿主的腸道中，稱為腸道微生物，過去研究發現這些迷你居民與許多宿主的身體表徵和疾病有關，動物實驗更證明雙向腸腦軸的存在，顯示人類的第二個大腦－大腸及腸道菌相與宿主的壓力、焦慮、情緒和行為之間存在密切關係，腸道菌相在其中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情緒疾患中，憂鬱症在全球疾病負擔中名列前茅，每年奪走超過 70 萬人的生命，因此，研究人類腸道菌相和憂鬱症狀的交互作用或許可以使我們更加了解疾病機制。然而一項回顧性研究顯示，多篇研究在憂鬱與菌相組成之間的增減方向不一致，這可能不僅由環境造成，還與宿主基因有關，由於特定細菌豐度在雙胞胎研究中發現了適中的遺傳力，顯示宿主遺傳因子對腸道菌相的影響需要更全面的研究。微生物菌相與全基因體關聯分析 (mbGWAS) 近年來被用於研究宿主遺傳變異與菌相之間的交互作用，然而，即使最顯著的訊號也無法在重現在每篇mbGWAS中，且大多關注健康的歐洲及美洲人。 本研究欲探索臺灣人群中遺傳變異與腸道菌相之間的關聯，並評估是否可以複製先前mbGWAS的研究結果。此外，也單獨分析憂鬱患者的基因與腸道菌相之間是否存在特殊關係。 本研究在臺灣北部醫院招募了 280 位患有情緒疾患的成年人 (143位憂鬱症和 137位非躁症下的躁鬱症) 和 101名從未診斷為精神疾患的健康對照組。使用訪談和自評的問卷蒐集人口學、臨床和飲食變項。我們定序糞便樣本中的微生物16S rRNA 基因的 V3–V4 和 V4 區域，並以屬作為最小分類的腸道菌相資料；由血液樣本取得宿主遺傳變異。我們使用線性和邏輯回歸進行了 2 個模型 (全部個案和僅納入憂鬱病患) 來分析腸道菌相，並校正相關協變量以盡量減少它們對腸道菌相組成的影響，接著從模型中提出殘差，以累加性模型 (additive model) 進行遺傳關聯分析。 我們在通過品質控管的全樣本 (n=368) 和情緒疾患個案 (n=267) 中分別找到 14 個和 9 個達到 GWAS 顯著水準 (P < 5×10-8) 的菌相和遺傳變異之間的關聯，其中有4個基因 (LRP1B、NPSR1-AS1、MGAT5、SLIT3) 複製了之前的 mbGWAS 結果，儘管位點和相關的細菌種類並不完全相同。此外，我們也發現僅在憂鬱患者中特有的 5 個信號。然而，這些關聯的潛在機制仍然未知。 未來的研究需要擴大樣本數，以獲得台灣人群中更穩定且可重複的結果，並進行動物模型研究宿主的分子生物學和疾病機制。隨著遺傳變異對腸道菌相組成的影響有更進一步的發現，可以使我們對宿主-微生物的交互作用和疾病機制 (包括情緒疾患) 有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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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子宮體癌及卵巢癌年齡標準化發生率的長期趨勢皆快速上升,於最近 25 年間分別增為 5 倍及 2 倍。且分別於 2010 年及 2014 年超過子宮頸癌,成為目前台灣婦科癌症的前兩名。本研究收錄1995 年至 2019 年間被診斷患有原發性子宮體癌及卵巢癌的病例,利用年齡-年代-世代模型分析發生率的年齡,年代,及世代效應。我們發現兩種癌症的發生率在 25 年間迅速上升,子宮體癌年齡標準化發生率平均年百分比增加 6.5 %,卵巢癌則增加 2.8 %。兩種癌症發生率最初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迅速上升,在大約 50 歲時放緩上升速度而趨近平緩,形成一個鉤。年代效應隨年代推進而增加,子宮體癌的增加較卵巢癌快。世代效應方面亦是子宮體癌較卵巢癌大:出生世代從 1915 至 1995,子宮體癌發生率增為百倍,卵巢癌發生率增為 8 倍。本研究首度在子宮體癌與卵巢癌以及其各組織型態(黏液型卵巢癌除外)的發生率年齡效應觀察到與女性乳癌相似的克萊門森鉤。西方化過程可能是此兩婦科癌症發生率隨世代快速增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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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根據衛福部國人癌症相關死因統計，胰臟癌與卵巢癌的死亡率分別位居第七名與第十名。發生率有種族上的差異，兩種癌症都是白人的發生率最高，其次為亞洲人與黑人，其中胰臟癌死亡率(8.9/100,000人)跟發生率(9.5/100,000人)接近，尤其研究目標的胰臟管腺癌的五年存活率更未達10%，致死率相當高。透過流行病學和基因的研究，發現胰臟癌和卵巢癌之間存在一些共通性。有胰臟癌家族史的親屬罹患卵巢癌的風險為2.25倍，而有遺傳性卵巢癌的人罹患胰臟癌的風險是一般人的2到3.5倍，流病上的證據表明了胰臟癌與卵巢癌有相關性。基因研究方面，這兩種癌症有些致病基因是重疊的，例如常見的BRCA2。研究發現除了生活習慣等危險因子，基因變異約可以解釋5-6%的胰臟癌與10-15%的卵巢癌，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一個人的終生風險。大多數的胰臟管腺癌與卵巢癌在早期皆無明顯症狀，然而全部人做篩檢並不符合經濟效益，因為胰臟癌與卵巢癌的發生率低，因此找到特定的風險變異位點來區分高低風險人群，並針對高危險人群做定期追蹤與詳細檢查更有效益。胰臟癌與卵巢癌的全基因組關聯性分析研究多以西方為主，東方的驗證性分析發現，重疊的顯著相關基因有限，代表不同種族的結果無法很好地外推，因此臺灣需有自己種族的研究來找出胰臟癌與卵巢癌的相關變異位點，並建立多基因風險評分模型。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的病例組來自台大醫院，胰臟癌有180人，卵巢癌有91人。基因資訊是從血液檢體萃取出DNA後，用Axiom Genome-Wide TWB 2.0 Array Plate定序。對照組來自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共有4,999人，會從中以年齡及性別匹配1：4的人當作對照組。基因資訊是從血液檢體萃取出DNA後，用Axiom Genome-Wide Array Plate定序。本研究有3個模型，模型一有176為胰臟癌病人與704位對照組、模型二有85位卵巢癌病人與340位對照組、模型三有261為胰臟癌或卵巢癌病人與1044位對照組。第一部分為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在經過資料前處理和品質控制之後，根據既有的單倍型，判斷與千人基因組計畫的東亞參考族群中最相似的部分，加以插補未定序到的位點，插補完並經過位點的品質控制後得到約9百多萬個位點。樣本以年齡與性別來配對1：4的病例組與對照組。接著對單核甘酸變異位點進行關聯性分析，將找到的顯著基因與資料庫或研究比較。第二部分是建構多基因風險分數(polygenic risk score, PRS)模型。將插補後的資料分為80%的訓練集與20%的測試集。透過上一步全基因組關聯分析得到的摘要統計量，選擇顯著的位點，再用訓練集對這些位點進行關聯性分析。分數計算考慮了納入的p值與連鎖不平衡，透過訓練集得到的權重來估計出測試集的分數，最後依據AUC、準確率、F1指標來評估所建立的模型。 研究結果： 模型一找到878個顯著位點(p<2.69E-8)，模型二達顯著水準的位點有815個(p<2.71E-8)，模型三有4039個位點達顯著(p<2.63E-8)，將鄰近的基因與GWAS catalog比對，沒有相關基因與卵巢、胰臟疾病或是癌症被報導過，有數個基因被報導與乳癌、肺癌、攝護腺癌、大腸癌、膀胱癌相關。模型一得到胰臟癌的風險有37.6%受到7個位點的影響，AUC為0.7564，準確率為0.6648。模型二得到卵巢癌的風險有8%受到68個位點的影響，AUC為0.5753，準確率為0.5412。模型三用18個位點解釋得到胰臟癌或卵巢癌風險變異的能力高達41.7%，AUC為0.8654，準確率為0.7548。然而用一個英國生物樣本庫建立的胰臟癌多基因風險分數模型來驗證本研究，AUC下降至0.52。 結論： 透過全基因關聯性分析找到了許多與胰臟癌與卵巢癌相關的基因，且不管是分開或合併分析，都有重疊的基因或位點，像是TNFRSF14、LINC00970、GPATCH1、PSMD14、LINC00954、DDX6P1、LOXL2、AHCYP2，因此有共通性的胰臟癌與卵巢癌是可以合併分析的。將國外的研究與本研究比較，相同的位點等位基因頻率差距大，甚至風險方向性不一致，以國外建立的風險模型套用在臺灣族群也是表現不佳。這些都表明胰臟癌與卵巢癌在臺灣族群有不同於其他族群的相關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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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心血管疾病是全球主要的死亡原因，造成心血管疾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因素為冠狀動脈疾病、心臟衰竭、和中風。探討風險因子與心血管疾病風險之間的關聯性很重要，透過風險評估可以改善治療策略，而世代研究可以衡量特定暴露在心血管結局的發生率和危險因子。 方法：我們使用世代研究來探討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素和臨床結果。本博士論文包含三個研究：(1) 第一個研究利用金山社區心血管世代研究調查，探討一般民眾心因性猝死的危險因子 (針對年紀大於35歲、沒有冠心病、和左心室收縮功能< 35%者)。研究重點放在12導程心電圖、標準心臟超音波、和頸動脈超音波等篩檢工具的異常，利用佛萊明風險分數方法來發展預測十年內心因性猝死的評分系統，並使用自助抽樣法驗證。(2) 第二個研究針對心房顫動患者，我們使用臺灣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的醫療資料，來發展預測一年內中風評分系統，並進行內部驗證。(3) 第三個研究基於全國大型世代資料，探討臺灣地區罕見疾病類澱粉性沉積症患者的發生率，以及評估長期心室頻脈和心因性死亡的風險。 結果：(1) 嶄新心因性猝死預測分數系統 (CCCC-SCD-Score) 具有良好的十年內心因性猝死預測能力 (高風險切點: > 5; 一致性指數 [C指數]: 0.881, 95 % 信賴區間: 0.805-0.958; Hosmer-Lemeshow 適合度檢定: P值 = 0.82)，分數依年齡組別 (最高4分)、左心室肥大 (1分)、高血壓 (1分)、左心室射出分量 < 40% (1分)、主動脈瓣流速 > 190 cm/s (1分)、以及頸動脈斑塊分數 ≥ 5 (1分) 計算。(2) 透過評估電燒狀態新發展的心房顫動預測中風評分系統 (AF-CA-Stroke: 高風險切點: > 5; 一致性指數 [C指標]: 0.658, 95 % 信賴區間: 0.644-0.675; Hosmer-Lemeshow 適合度檢定: P值 = 0.81)，在預測一年內中風風險方面比傳統評分系統 (CHADS2，一致性指數 [C指數]: 0.577, 95 % 信賴區間: 0.570-0.584) 具有更好的辨別能力 (DeLong測試: P值 < 0.001)，分數依年齡組別 (最高5分)、未接受心房顫動電燒手術 (1分)、過去中風史 (1分)、慢性腎臟病 (1分)、其他過去心臟 (冠心症) 或周邊血管疾病 (1分) 計算。(3) 類澱粉性沉積症患者在臺灣的發生率為每十萬人年6.54人，心臟型類澱粉性沉積症患者在臺灣的發生率為每十萬人年0.61人。罹患有類澱粉性沉積症的患者未來發生心室頻脈的風險 (調整後風險函數比: 7.90, 95% 信賴區間: 4.49-13.9) 和心血管死亡風險 (調整後風險函數比: 5.09, 95 % 信賴區間: 4.23-6.12) 都較沒有罹患類澱粉性沉積症的患者高。 結論：瞭解各種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危險因子很重要，可以針對具有心血管事件高風險的患者，進行長期追蹤，以助於提供初級預防處置和治療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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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目標：兒童異位性疾病之盛行率在世界各國都普遍上升，但背後成因仍未完全明朗化。除了文獻探討之外，本論文第一部分，透過社區收案，嘗試瞭解兒童異位性疾病之盛行率並探討各種可能誘發過敏疾病的環境因素；第二部分則延伸針對兒童氣喘患者以隨機臨床試驗研究設計，評估給予口服乳酸桿菌屬益生菌後，能否改善臨床嚴重度以及對免疫生物標記的影響。 方法：本研究第一部分，從社區收案分析疾病盛行率，並進行「過敏及環境因子問卷」及「皮膚過敏原測試」進一步橫斷性分析。接著，第二部分收案符合資格之160位氣喘學童進行雙盲、隨機分派之臨床試驗，分成四組，在標準治療之外，分別給予安慰劑、Lactobacillus paracasei (LP)、Lactobacillus fermentum (LF)及兩者合併(LP + LF)之介入並持續追蹤三個月，分析氣喘嚴重度及免疫生物標記之前後變化。 結果：本研究第一部份，招募了3,192名社區兒童受測者，其中485名（15.2％）兒童患有異位性皮膚炎（Atopic Dermatitis），1,126名（35.3％）兒童患有過敏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552名（17.3％）兒童患有氣喘（Asthma）。在受測的氣喘兒童中大約有42%的兒童氣喘表現型（Phenotype）為異位性（Atopic）。受到環境二手菸暴露的兒童和居家環境中牆壁有長霉菌的兒童患氣喘的風險可能更高，粗勝算比（crude odds ratios）分別為1.25（1.03-1.52）和1.22（1.01-1.47）。我們發現塵蟎致敏與異位性皮膚炎、過敏性鼻炎和氣喘的風險顯著增加有關，校正後勝算比（adjusted odds ratios）分別為2.15（1.53-3.03）、1.94（1.46-2.58）和2.31（1.63-3.29）。第二部份研究中，以廣義估計方程模型分析，將接受LP、LF和LP + LF組別與安慰劑組相比，介入後氣喘嚴重程度顯著較低（分別為p = 0.024、0.038和0.007），Childhood Asthma Control Test得分則顯著較高（p＝0.005，<0.001和<0.001）。 LP + LF組表現出Peak Expiratory Flow Rate顯著增加（P <0.01）和免疫球蛋白E水準明顯下降（P <0.05）。 結論：環境暴露對兒童異位性疾病的發生有明顯相關，暴露於特定過敏原為異位性疾病之獨立危險因子，臨床隨機試驗顯示口服乳酸菌對氣喘兒童有明顯症狀改善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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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股骨頸骨折為年老族群常見之骨折型態，由於年長者之脆弱狀態，低能量的傷害即可對該族群中造成股骨頸骨折。雖然對於股骨頸骨折的治療共識為盡早進行外科介入，但由於此族群之多重共病症以及脆弱狀態之影響，外科介入所需的麻醉方式以及術後照護皆有許多複雜因素的考量。股骨頸骨折手術之麻醉方式通常為半身麻醉或是全身麻醉，惟半身麻醉為避免造成脊髓腔血腫，與下肢癱瘓，因此禁忌症包含病患凝血功能異常與服用口服抗凝血劑等。此外年長族群經常受到多重共病症以及其脆弱狀態的影響，以及術後可能需要到接受加護病房照護而延長住院康復日數之可能性，亦影響患者最佳麻醉方式之選擇。目前麻醉醫療對於此脆弱族群運用半身麻醉或全身麻醉何者為佳仍未有定論。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三 (1)探討影響股骨頸骨折年長族群術後須接受一般病房、加護病房照護，以及死亡之病患層面因素與麻醉風險因素之影響因子； (2)建立以實證為基礎包含前述術後狀態轉移之多階段風險預測模式； (3)依據(1)與(2)發展以病患術風險為基礎之精準麻醉方式評估架構。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納入臺北榮民總醫院自2016年至2020年間股骨頸骨折手術病患，以貝氏網路建立包含術後四種狀態(病房、加護病房、出院、死亡)以及包含病患層級因子、麻醉方式層級因子，以及術後併發症因子之轉移狀態多重影響因素結構。本研究運用寇斯等比風險迴歸模型(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Cox PHREG)評估病患術後於前述四種狀態間的轉移影響因子與轉移風險，並據以建立術後危險分數。運用此術後危險分數結合貝氏離散時間與離散狀態馬可夫迴歸模型(Markov regression model with discrete-state and discrete-time)評估不同風險層級之股骨頸骨折病患於術後狀態間轉移機率建立其轉移機率矩陣。利用此實證風險為基礎之轉移機率矩陣，本研究架構含括多因素之多階段術後風險評估模型作為麻醉方式之實證決策依據。 結果 本研究共納入1605位股骨頸骨折病患建立貝氏網路麻醉決策。由Cox PHREG 模式分析結果顯示，影響術後出院轉移機率的因子包含年齡、麻醉方式、ASA評分、術中出血、肺炎、心臟衰竭、糖尿病、術前血紅素低於10g/d。術後發生肺炎則顯著提高由住院轉加護病房之風險(風險對比值(HR): 12.7，95% CI: 3.73-42.88)，並延後由加護病房轉回病房之可能(HR: 0.31，95% CI: 0.13-0.73)。癌症為術後死亡之顯著風險因子(HR: 3.84，95% CI: 1.19-12.43)。本研究運用此寇斯迴歸分析建立之術後轉移風險分數評估此脆弱族群之臨床結果變化。其中康復出院速率以接受半身麻醉方式且術前為低風險病患最快，手術後一週已有85%的病患出院。而同時間(一周)接受半身麻醉但屬於中風險以及高風險病患出院比例分別為75%和71%。若同為接受半身麻醉但具有肺炎且屬於中風險之病患之病患，則需三週後才能達到74%出院。而具有肺炎且術前評估為高風險之病患族群三周出院比率則僅為57%。 肺炎對於接受全身麻醉患者之出院速率亦有顯著影響，接受全身麻醉中具有肺炎者其出院速率遠低於無肺炎者。如同接受半身麻醉病患，全身麻醉病患其術前風險越高之病患，出院速率越慢。接受全身麻醉病患中，無肺炎且術前風險低、中、高者其術後第七天出院機率分別為81.5%、70.1%，以及55.6%，對於接受全身麻醉且發生肺炎族群其21天出院機率分別為68.7%(術前風險為低)、41.2%(術前風險為中)，以及36.7%(術前風險為高)。 不論麻醉方式為半身或全身麻醉，術後發生肺炎對於病患臨床狀態惡化至需要加護病房治療皆為重要影響因素。而無肺炎的病患則是受到其術前風險影響，此術前風險對於病患術後臨床狀態轉移之影響在接受全身麻醉之病患相較於接受半身麻醉這又更為重要。 結論 本研究運用Cox PHREG 評估病患因素、麻醉術式因素，以及術後是否發生肺炎等多層面因素評估其對於病患術後不同臨床狀態進展之影響並且結合貝氏網絡架構以離散時間離散狀態馬可夫模型建立包含術前風險層級，術後是否發生肺炎之病患多階段臨床狀態進展路徑預測，據以提供此脆弱股骨頸骨折病患最佳麻醉方式選擇之實證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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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口腔癌篩檢為次段預防手段，旨在病灶發生前期施以早期治療或針對癌前病變提早介入，以期降低口腔癌死亡率，甚或發生率。然而，在篩檢到治療及最後追蹤會牽涉到不同階段，包括針對陽性的轉介、轉介後至確診，及確診到治療，任一時期的延遲均可能對口腔癌預後有不良的影響。 研究目的 本論文旨在利用近五年臺灣針對吸菸及嚼食檳榔的30歲以上成人口腔黏膜篩檢探討整個口腔癌篩檢多階段進程，及各階段的影響因素。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針對台灣2017-2021年參與口腔黏膜篩檢計3,115,239人次，探討其陽性、轉介、診斷、治療及預後。在各個階段先各別以傳統羅吉斯迴歸分析及Cox比例風險迴歸分析探討接受篩檢個案人口學變項及提供篩檢機構特質對於個案在各個階段的影響。隨後發展口腔癌篩檢健康照護多階段模式，利用貝氏蒙地卡羅Metropolis Hasting迴歸抽樣機器學習估計同時估計從篩檢、陽性、轉介、確診、治療至死亡之相關參數。 結果 2017-2021年參與口腔黏膜篩檢民眾的口腔黏膜下纖維化及均質性薄白斑比率約為4.87%，其他陽性發現比率約為2.88%，陽性個案中整體轉介率約為70%；年齡較長、單純吸菸或已戒菸戒檳、醫療院所篩檢、醫療層級較高、耳鼻喉科醫師或牙醫師、較嚴重陽性發現等均有較高的轉介率，影響的因子不論是利用羅吉斯迴歸分析或Cox比例風險迴歸均相似，在疫情前(2017-2019年)與疫情後(2020-2021年)各影響因子的顯著性及影響大小亦差異不大。 轉介個案中有1502人有口腔癌診斷，分析轉介至診斷間隔，發現年齡愈高，診斷愈慢 (相較於30-39歲，60-69歲者aOR=0.50 [95% CI: 0.27-0.94]，70歲以上者aOR=0.41 [95% CI: 0.20-0.84])。而教育程度為無或國小者(aOR: 1.56, 95% CI: 1.13-2.17)、由牙科醫師篩檢者(aOR: 2.06, 95% CI: 1.40-3.04)、篩檢結果為疑似口腔癌者(aOR: 5.35, 95% CI: 1.99-14.36)，診斷速度較快。針對確診者，男性(aHR=1.78, 95% CI: 1.29-2.46)及專科、大學教育程度以上(aHR=1.27, 95% CI: 1.03-1.58)接受治療速率明顯較快。 在口腔癌篩檢健康照護多階段模式中，疫情後出現陽性個案略多(aOR=1.04, 95% CI: 1.03-1.06)，但轉介速率較疫情前快 (aRR=2.36, 95% CI; 2.32-2.40)，男性轉介速率(aRR=1.03, 95% CI: 1.00-1.07)及接受治療速率(aRR=1.32, 95% CI: 1.26-1.40)均高於女性，其他延遲轉介速率的因素尚有年齡較輕、教育程度較低、嚼檳且吸菸、較基層篩檢單位、非牙科及耳鼻喉科醫師及山區離島縣市等。而延遲治療的因素則包括教育程度較低、較基層篩檢單位、牙科醫師、非醫療不足縣市。 結論 本論文針對口腔癌篩檢不同階段進展分析與其相關因素找出較有延遲轉介、診斷及治療的高風險對象，研究結果有助於針對高風險對象加強健康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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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許多研究運用靜息態與作業相關功能性磁振造影（tfMRI）揭露腦部影像與憂鬱症的關聯。儘管如此，腦部活動與憂鬱症之間的關係，至今仍未有一致的結論。這些分歧的研究證據，可能來自於過往研究中有限的樣本數，或是使用單變項分析。本研究嘗試在憂鬱症患者與無相關病史的健康受試者身上，探討其腦部活動與憂鬱程度的關聯。我們從英國生物樣本庫（UK Biobank）納入了417位憂鬱症患者與860位健康受試者。每位受試者都在功能性磁振造影掃描時進行了Hariri 等人（2002）設計的情緒性作業。我們也進一步套用了Schaefer等人（2018）提出的大腦區域-全域分割法執行腦影像的分析。我們觀察到，只有在被情緒性作業激起反應的腦區中，可以觀察到憂鬱程度與腦部活動顯著相關 （在PHQ-9與RDS-4的結果均為 rs = -0.183; p = 0.020）。在單變項模型中，我們透過Wilcoxon等級檢定發現功能性磁振造影訊號對憂鬱症患者與健康受試者，在其憂鬱程度的預測力存在顯著差異。在對PHQ-9的預測上，腹側注意力與感覺運動聯合皮質區網路對憂鬱症患者預測度較好（p < 0.001）、邊緣與預設模式網路則對健康受試者較佳（p < 0.001）。在對RDS-4的預測上，除了額葉頂葉注意力網路外，所有網路都對憂鬱症患者有著較好的預測能力。在對PRS的預測上，則是腹側注意力網路對健康受試者有著較好的預測能力（p = 0.043）。最後，在多變項模型中，我們的結果顯示了效果量與預測度彼此相關（PHQ-9：r = 0.085，p = 0.004；RDS-4：r = 0.062，p < 0.001）。總結來說，本研究的結果為腦部活動與憂鬱程度的預測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以及不同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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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與目的 周邊血液中表現異常的微小核醣核酸 (microRNA, miRNA) 和思覺失調症有關。然而， miRNA 表現量在不同時間長度的長期追蹤的研究當中結果並不一致，每篇研究探討的 miRNA 數量亦有不同。對於臨床效益重要的是基線 miRNA 表現異常能否預測數月後的臨床結果。目前為止只有一篇研究檢驗單一miRNA (miR-195)，並發現其基線表現量與兩個月後症狀改善之間有關，然而在全基因體中是否能發現更多表現異常且和症狀改善之間有關的miRNA目前並不清楚。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利用微陣列 (microarray) 實驗找出能預測病人治療六個月症狀改善的miRNA，以及探索其潛在的生物功能。 方法 本研究於臺灣北部 3 間醫院及 2 間診所招募而來並且在 6 個月後仍可以追蹤到的 41 位首次發作精神病病人。治療 6 個月後活性與負性症狀量表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得分下降 20% 以上定義為治療反應良好者 (n=17)，其餘病人為反應不佳者 (n=24)。使用 GeneChip miRNA 4.0 Array 掃描病人基線的周邊血液單核細胞中 miRNA 表現量，統計方面使用多變量羅吉斯迴歸分析校正病人年齡及來源（住院/門診病人）後找出潛在和臨床症狀改善有關的 miRNA，微陣列分析中差異倍數 (fold change) 最高的前 15 個且顯著的 miRNA 使用定量即時逆轉錄聚合酶連鎖反應分析 (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as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 做再次的驗證。並利用Ingenuity Pathway Analysis (IPA) 預測被驗證的 miRNA 所調控的基因及了解潛在的生物功能。 結果 在 15 個再次驗證的miRNA中，僅有 2 個 miRNA（hsa-miR-34a-5p和hsa-miR-299-5p）在校正病人來源（住院/門診病人）和年齡後仍然和病人治療六個月後症狀改善之間有關。合併hsa-miR-34a-5p和hsa-miR-299-5p的曲線下面積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達85.8% （95%信賴區間：74.7-96.8%）。使用IPA分析顯示hsa-miR-34a-5p調控的基因參與神經傳遞有關的路徑，而hsa-miR-299-5p調控的基因參與在和發炎反應有關的路徑。 結論 基線周邊血液中表現較高的 hsa-miR-34a-5p 和 hsa-miR-299-5p 與治療六個月後較高的機率成為治療反應良好者有關，這兩個 miRNA調控的基因可能有助於闡釋並支持思覺失調症患者治療反應異質性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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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是全世界女性最容易罹患的癌症。乳癌發生率的世代效應在西方國家並不明顯，但是包含臺灣在內的部分亞洲國家世代效應卻非常的強。一個國家/區域內部也可能存在世代效應的差異。本研究使用臺灣癌症登記中心1997至2016年的女性乳癌資料，並利用年齡-年代-世代模型來比較臺灣城鄉之間乳癌發生率的世代效應。我們發現臺灣女性乳癌發生率的世代效應在城鄉之間有明顯的差異。都市地區的乳癌發生率在所有的世代都高於鄉鎮地區的乳癌發生率。但是鄉鎮地區的乳癌發生率上升速度比都市地區快。出生於1992年的女性相較於出生於1917年的女性，罹患乳癌的風險在都市地區和鄉鎮地區分別約為22倍和11倍。城鄉之間乳癌發生率的差異正隨著世代增加而縮小。都市化和西方化可能為這些趨勢背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