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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肺腺癌具有EGFR基因變異者之一線治療策略成本效用分析

隨著現代癌症治療標靶藥物發展的日新月異，如何在最少的健保預算下增加晚期非小細胞肺癌EGFR陽性無法手術的病人，最多的無惡化存活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較佳的生活品質校正年(quality adjusted life-years, QALYs)並增進健保資源的永續經營。本研究利用經濟評估的方法比較晚期非小細胞肺癌具有EGFR基因變異者之一線治療策略成本效用分析。 方法:由2014年至2017年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庫及國民健康署癌症登記表全人口檔獲得晚期非小細胞肺癌具有EGFR基因變異者之真實資料，分析病人在接受三種標靶藥物Gefitinib、Erlotinib及Afatinib，三種一線不同治療策略的無惡化存活期與整體存活期(Overall Survival, OS)，並利用文獻回顧取得在不同治療策略下病人的效用值(Utility)，比較在三種一線治療標靶藥物治療下的存活情形與成本差異，進行成本效用分析及多維敏感度分析，計算其品質校正人年。 結果:與Gefitinib相比Erlotinib的ICER值為新台幣697,318元、Afatinib的ICER值為新台幣1,787,675。成本效果接受曲線(CEAC)結果顯示使用Erlotinib在願付價格為新台幣960,650元時具有成本效益的機率為50.1%，隨著願付金額的上升，使用Erlotinib治療策略的成本效益機率越高。Afatinib在一倍GDP(新台幣800,542元)時，具有成本效益的機率為40.8%，在願付價格為新台幣1,761,192元時具有成本效益的機率為50.1%。隨著願付金額的上升，使用Afatinib治療策略的成本效益機率越高。 結論:使用Erlotinib及Afatinib治療非小細胞肺癌EGFR陽性病人與Gefitinib相比當願付價格越高時，具有成本效益的機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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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醫院推行品質改善專案後效應之探討

背景與目的 品質改善專案在台灣的醫院行之有年，維持專案持續性效應是一大挑戰，尤其是在人員或組織變動的情境中。過去文獻顯示，即使專案後效應的特性及內涵有被討論，但僅止於概念性的描述，大多文獻對影響品質改善專案後效應的因素做探討，僅部份量測工具被開發，很少針對品質改善專案後效應的內涵來探討。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運用混合方法研究探討品質改善之專案後效應並試著建立概念性架構。研究架構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探討品質改善專案後效應之潛在構面，第二部分為發展相關構面及組成的量表，第三部分為進行構面及組成項目的信效度驗證，同時提出品質改善之專案後效應模式架構 方法 本研究針對長期參與醫療品質獎主題類及突破品質系列之醫院，依醫院屬性及所在區域作立意取樣的篩選。參考整合推行架構，草擬訪談大綱，完成個人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會，並將訪談內容整理文字過程以NVivo作為輔助，除方便文字編碼與搜尋外，亦協助計算各因素之題目及次數，進而將概念做不同層次的因素歸類。接著透過密集的討論並參考相關文獻與模式，根據彙整之因素，發展為「「品質改善活動後效應維持之初擬概念模式」。接著則進行問卷的調查，以網路問卷方式收集問卷。結果計有21家醫院同意參與，回收450份有效問卷。接著以問卷結果進行探索因素分析、信度分析，檢視各量表之建構效度，以及使用因徑分析找出各影響因素間的直接與間間關係建構此理論模式。最後經專家會議討論後，修正並確認研究結果。 結果 本研究提出品質改善後效應模式的三個階段與九個構面，分別為階段一初始狀態(sustainability initiation)，此階段指的是品質改善活動結束後進入效果維持及執行單位的狀態，包括「品改活動特性」及「單位同仁特質」二個構面。階段二為效應維持(sustainability actions)，此階段指的是院方及單位維持效應的運作機制及相關的資源及人員情境因子，分別為院方維持機制的「系統支持」及執行單位的「日常管理」；影響維持機制的「內外資源改變」及「人員異動」，此階段各構面的互相作用是形成改善後效應的主要因子，同時亦是此模式的核心。階段三為改善後效應維持(sustainability impacts)的內涵，包括個人及組織層面的效益，短期對個人的「內外部顧客效益」即對病人及同仁的實質效益；中期促成組織調整的 「組織結構效益」即促成品質相關結構制度氛圍的形成，及長期的「組織成長效益」。最後，提出九個構面間不同構面間的十三個關聯性。 結論 本研究重要結論為品質改善後效應的內涵不只包含直接改善成效，更包含組織的成長與效益；品質改善後效應是經不同階段的構面互相作用而形成的；改善後效應的維持應考量情境變化；改善後效應的注重，可使品質專案改善模式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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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醫院醫師的醫療糾紛恐懼之本質、工作環境相關因素與其影響

目的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四：(1)以深入訪談探討醫療糾紛恐懼的本質，包括其內容與影響；(2)發展問卷量表工具以測量醫師的醫療糾紛恐懼，並檢視其信效度；(3)以實證研究檢驗醫師個人特質、工作環境因素對於醫師的醫療糾紛恐懼之預測性；(4)並檢驗醫療糾紛恐懼對於醫師疲勞、防禦醫療與離職意願的影響。 方法 針對目的一，採用立意取樣方式，深入訪談來自不同地區、年齡層、科別、性別共30位醫師，以紮根理論方式探討醫師的醫療糾紛恐懼之本質與其影響。針對目的二，利用開放編碼與軸心編碼分析，發展醫療糾紛恐懼量表，並召開專家會議以獲得問卷的表面效度，最後再以全國的急診醫師為調查對象，檢驗此量表的建構效度。針對目的三及目的四，以同一調查樣本，檢驗醫療糾紛恐懼以及各變項之相關性，總共回收1,045份有效問卷。 結果 訪談結果顯示，醫療糾紛恐懼本質為：(1)「訴訟的恐懼」，包括「過程」和「結果」；(2)「聲譽受損的恐懼」，包括「一般聲譽」和「專業聲譽」；(3)「暴力的恐懼」，包括「言語暴力」和「肢體暴力」；(4) 「對媒體的恐懼」，包括「大眾媒體」和「自媒體」。 針對研究目的二，因素分析萃取出兩個因素：其一為「感知的負面後果」，其內容包含「聲譽受損的恐懼」、「暴力的恐懼」和「對媒體的恐懼」；其二為「感知的風險」，其內容包含「訴訟的恐懼」和「感知的醫療糾紛威脅」，兩個分量表的信度良好，Cronbach’s α分別為0.946與0.838。迴歸分析結果顯示，「醫療糾紛經驗」、「工作量」、「醫院究責」皆為醫療糾紛恐懼兩個分量表的預測因子；而醫療糾紛恐懼兩個分量表均可預測醫師的工作疲勞、服務對象疲勞、防禦醫療和離職意願。 結論 本研究指出，臺灣醫師對於醫療糾紛的恐懼不僅來自訴訟，也來自其他不同來源。本研究並指出，過去的醫療糾紛經驗、過多的工作量和醫院究責會加重醫師的醫療糾紛恐懼，進而增加醫師疲勞、防禦醫療和離職意願。醫院管理階層應定期舉辦醫療糾紛的教育活動，以降低醫師對於醫療糾紛之恐懼，一旦出現醫療糾紛爭議，應在過程中對醫師當事人提供足夠的保護措施，並減少對醫療糾紛的究責文化。衛生主管機關則應制定相關政策，關注醫師工作量，並對媒體與訴訟程序進行規範，才能減少醫師的醫療糾紛恐懼、疲勞、防禦醫療與離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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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期間陪病者對住院病患就醫經驗與病患觀點出院狀態之影響

研究目的：國外許多研究皆已證實家庭能夠作為病患的代理人，與醫護人員溝通、並且調整照護，進而滿足病患真實需求並且達到更好的照護效果，而以病患為中心的照護在照護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腳色，然而也有研究認為家庭參與不一定會為病患滿意度或是健康結果帶來正面影響。目前國內對於家庭參與照護之相關研究較少，本研究主要想探討家庭參與對於病患整體就醫以及出院復原狀態是否有影響，並且了解以病患為中心的照護模式在照護過程中產生的影響，作為未來醫療院所照護流程改善的依據，也期望本研究能夠強化家庭在照護中的量能，提供政策制定者未來擬定相關策略之考量重點。 研究方法：採橫斷性研究設計，以全國與健保合作之醫療院所作為收案院所，針對年齡大於20歲以上的出院病患作為收案對象，並以自填式問卷收集資料，問卷收集方式有出院告知、網路、郵寄以及電話訪問，最後分析11,819份問卷，經過除錯後樣本數為11,202份，再將資料遺漏且無法插補之之資料刪除，最終共7,623筆資料納入本研究。描述性統計說明資料的分布；推論性統計分為雙變量分析以及多變量分析，雙變量分析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進行，觀察樣本的分布情形；多變量分析以複迴歸進行分析，了解陪病者身份與結果變項之間的關聯性以及以病患為中心照護是否有調節的效果；最後，以路徑分析進行中介變項是否存在。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發現親友陪病能夠提升病患就醫經驗分數以及病患自評出院復原狀態。調節作用方面，本研究發現部分的以病患為中心照護面向(醫師照護、護理照護以及整體就醫推薦)與陪病者身份，在整體就醫經驗評分方面，具有調節效果，但對於出院復原狀態並無調節作用。最後，本研究亦發現以病患為中心照護對於陪病者與病患整體就醫經驗評分、病患自評出院復原狀態之間存在中介效果；而有無醫院看護則是會直接影響整體就醫經驗評分/病患自評出院復原狀態，以病患為中心不屬於中介效果。 結論：根據本研究之發現，陪病者對於就醫經驗的影響會透過以病患為中心照護作為中介變項，再影響到結果。而親友參與能夠提升以病患為中心之照護，進而帶來正向的就醫評分與出院復原。因此，政策制定者應該將以病患為中心之照護納入品質評鑑之依據；醫療院所方面，應強化家庭在照護中的參與度，對於無陪病或是看護陪病的病患，須格外加強以病患為中心的照護模式，提供高品質的醫療服務，使病患獲得較好的就醫經驗與健康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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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力與社會支持及自我效能之相關暨對透析患者疾病逆境與健康相關生活品質調節效果之探討

研究背景：台灣末期腎臟病發生率與盛行率長期高居世界第一，而末期腎臟病患大多在全民健保的給付下採取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的方式維持腎臟功能以延續生命。2016年末期腎臟病盛行率已達3,392 /每百萬人口(USRDS 2018)，且台灣透析病患約佔全民康保納保人口的0.3%，但卻花費10.4%的全民健保費用，成為健保的沉重負擔。接受透析治療的病人除了飲食、飲水的限制外，生活型態及人際關係也遭遇重大的轉變，這些都會影響病患的生理及心理生活品質。復原力是指一個人具有的特質或能力，能使處於危機或壓力情境的個人，免於高危險情境、慢性壓力、或長期嚴重創傷之影響，已在心理、健康等領域受到廣泛探討，也有研究探討復原力與癌症或糖尿病病患生活品質之間的相關性，近年在心理學領域已有多國針對復原力的調節效果進行研究。復原力作為一種可以被強化的能力，受到個人內在與外在的影響，其中由家人或朋友提供的社會支持以及隨環境、年齡、知識變動的自我效能皆可以透過改變提升，進一步使復原力得到強化。 研究目的：探討復原力是否有具調節透析病患疾病逆境與健康相關生活品質之效果，以及復原力與社會支持、自我效能之間的相關性。 研究設計：本研究採橫斷性研究，以問卷調查的方式，經由訪員面訪收集問卷資料。問卷發放採立意抽樣，研究對象為臺大醫院、臺大醫院北護分院、部立臺北醫院與敏盛醫院穩定透析三個月以上之血液透析與腹膜透析病患。測量工具包含腎臟疾病生活品質量表、復原力量表、社會支持量表與透析自我效能量表，共461份有效問卷。 研究結果：未加入復原力作為調節變項前，透析病患的疾病逆境分數越高、復原力的分數越低，生理層面與心理層面的生活品質分數皆越低。社會支持和自我效能與復原力呈現正向相關(p<0.0001)。檢驗復原力的調節效果後，復原力未對生理層面生活品質的分數有顯著調節效果，對腎臟疾病的負擔與心理層面生活品質的分數有調節效果。擁有高復原力的透析病患即使有較高的腎臟疾病負擔，心理層面生活品質的分數下降較少(p<0.0001)。 結論：復原力對透析患者腎臟疾病的負擔與生理層面生活品質有調節效果，社會支持和自我效能與復原力有顯著正向相關。 關鍵字：健康相關生活品質、復原力、社會支持、自我效能、血液透析、腹膜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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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評鑑層級與醫療品質相關性之探討－以醫療品質資訊公開指標為例

研究背景： 為確保醫療院所之健康照護品質、促進醫療資源的有效利用，衛生福利部與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共同辦理了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並依此評定各醫療院所之醫院評鑑層級。衛生福利部也於2008年陸續於醫療品質資訊公開網，公開各層級醫院之品質指標，以期使民眾有更公開透明的醫療院所品質資訊可以參考，進而增進民眾在選擇醫療院所時的選擇能力。過去文獻指出評鑑結果與未必能反映出較好的照護品質，以及品質公開系統之間的不一致會造成民眾就醫選擇的障礙。然而過去國內則較少有研究探討醫院評鑑與醫療品質資訊公開指標的關聯性。 研究目的： 探討醫院評鑑所反映的醫院層級，是否與醫療院所在醫療品質資訊公開指標上具有顯著的相關性。以及醫院層級的差異與醫院層級的變動是否也反映了各層級醫療院所在醫療品質上的差異與變動。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橫斷式研究法，以2008年到2018年間，醫療品質資訊公開網中所公布的三類疾病別與處置別：急性心肌梗塞、糖尿病、透析治療，以及醫院整體性指標共16項品質指標進行分析。資料分析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透過多變項分析，在控制權屬別、分區別、年度別、教學等級等醫院特質後，探討醫院層級別在三類疾病別與處置別的品質指標中，是否有顯著差異。第二階段則是針對2008年到2018年間醫院層級有發生變動的醫院，並以13項指標，比較其與變動前後的醫院同儕間品質的差異，檢視其評鑑等級的變動是否也反映在其醫療品質的表現。 研究結果： 第一階段的研究結果顯示，在本研究挑選的16項疾病別品質指標中，共有10項指標於醫院層級別呈現顯著差異。其中共有7項急性心肌梗塞的指標在平均數的比較上，皆是醫學中心優於區域醫院，區域醫院又優於地區醫院，但在糖尿病與透析治療的相關指標中，則無顯著差異。第二階段的研究結果顯示，在醫院層級升格的11間醫院中，僅有3間醫院的品質表現是明顯優於原層級醫院群體，且與新層級醫院群體之品質表現相當。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醫院評鑑之結果，未必能反映不同層級醫院在部分常見疾病別與處置別照護品質之品質表現。針對醫院評鑑結果與醫療品質資訊公開指標的不一致性，建議未來應進一步探討品質資訊公開與醫院評鑑標準中對醫療品質的測量，是否能全面性反應個別醫院醫療品質之良窳。使得民眾在參考醫院評鑑結果或品質公開資訊進行就醫選擇時，能夠更清楚醫院的高照護品質，進而做出更合適的就醫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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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重度級與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之空間可近性分析

研究背景：建立起系統性提供急重症治療的區域化照護服務，被廣泛認為是能夠提升照護品質的有效策略，台灣於2009年實施醫院緊急醫療能力分級制度，依據醫院之緊急醫療處理能力進行分級，期望透過區域化提供照護服務的方式，使急重症之病人獲得適當、即時之服務，而透過地理資訊系統進行空間分析，將能夠了解急重症醫院在黃金搶救時間內之可近性，但目前此類型的研究並不多。 研究目的：本研究從空間分佈觀點，探討台灣重度級和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在15公里、30公里的服務範圍，並針對重度級和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提供之四項服務項目：緊急外傷醫療、高危險妊娠、急性腦中風、急性冠心症，計算台灣各次醫療區中不同急重症之潛在需求者，未能獲得重度級與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醫療服務之人口比例，最後，運用吉尼係數與羅倫茲曲線，探討各次醫療區之不同急重症的醫療資源分佈狀況。 研究方法：本研究以ArcGIS的ArcMap第10.4版進行路網分析（Network Analyst）中之服務範圍分析（Service Area Analysis）和起點-終點矩陣（Origin-Destination Matrix）進行製圖和計算，並且以計算吉尼係數和繪製羅倫茲曲線的方式，對各次醫療區之醫療資源分佈進行評估。 研究結果：整體而言，玉里、成功、恆春、鳳林這四個次醫療區的急重症醫療資源可近性較差，在各次醫療區中，全體人口對外科醫師、育齡婦女對婦產科醫師、老年人口對神經外科醫師、老年人口對內科醫師的吉尼係數分別為：0.268、 0.25、0.369、0.233，且從羅倫茲曲線中可以觀察到，有3.4%的老年人口沒有神經外科醫師之醫療資源。 研究結論：台灣當前的緊急醫療資源仍存在空間上分佈不均勻的狀態，建議未來研究可持續以地理資訊系統之方式分析不同醫療資源之分佈，並期望政策制定者持續重視、提升緊急醫療資源不足地區之空間可近性。 關鍵字：緊急醫療資源、可近性、空間分析、羅倫茲曲線、吉尼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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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消費者採用AI健康聊天機器人之意圖建模：實證觀點

對基於行動醫療應用程式(mHealth APP)的介入研究已引起學者的極大關注，然而過去大多數的研究都集中在以研究為主導的應用程式(APP)，以及其使用於過重與肥胖成年人之有效性，少有研究針對一般消費者對採用mHealth APP進行體重管理之態度進行探討。本研究以延伸整合型科技接受理論(UTAUT2)為理論基礎，提出一個整合個人創新性(personal innovativeness)和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之創新綜合模型以探討最顯著影響消費者使用人工智慧(AI)驅動的健康聊天機器人(health chatbot)進行減重和健康管理的因素。本研究所開發在Line™ APP平台上運行的健康聊天機器人，能以近乎即時的方式促進準確分析以及健康諮詢。 本研究制定了一份自填式問卷，並於2019年11月23日至12月30日期間對20歲以上的台灣成年人進行了線上調查，其後使用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對研究假說進行檢驗。針對415份的有效問卷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模型可解釋87.1%的行為意圖差異；習慣是預測使用者意圖方面表現最強的自變數，其次是績效預期、社會影響力、網路外部性以及個人創新性。社會影響力與個人創新性是透過績效預期來影響使用者意圖。多群組分析(multi-group analysis)結果顯示使用者的性別與APP使用經驗對研究模型中某些假設的關係具有調節作用(moderating influence)，然而使用者的教育程度、慢性病、身體質量指數(BMI)與年齡並未具有類似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以實證資料驗證UTAUT2模型中影響使用者採用健康聊天機器人以進行減重與健康管理的主要因素。這些理論架構和實證資料有助於尋求將UTAUT2模型的應用性(applicability)擴展到健康聊天機器人的研究人員，以及尋求促進此類聊天機器人的採用的業者。未來研究者可擴展本模型以探討行為意圖對實際使用行為的影響。 關鍵字：行動醫療、UTAUT2模型、人工智慧、網路外部性、個人創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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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日間照顧中心活動對認知障礙者活動量的影響

研究背景：台灣65歲以上老人中以輕度認知障礙者占18.32%，確診為失智症者約7.93%。台灣失智症盛行率隨年齡增加有急速上升的趨勢。認知功能障礙者久坐、降低社交活動的特性，長時間不活動容易導致功能快速衰退，故本研究以日間照顧機構下相同活動的架構為基礎，探討認知功能障礙程度、活動興趣、活動參與度、活動類型與日間活動量的關係。 研究方法：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50歲以上且MMSE分數小於(含)24分者，共16人。使用受試者在2018年10月至12月在桃園某醫療院所之日間照顧中心期間，透過配戴手環方式記錄的日間活動量數據資料。本研究以兩組樣本T檢定、皮爾森相關係數分析、卡方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研究變項與結果變項之雙變量分析後，再使用廣義估計方程式進行多變量分析，比較不同認知障礙程度、活動興趣、活動參與度與活動量的關係，以及各類型活動下的活動量差異。 研究結果：輕度比重度認知障礙者的活動量高，但兩組活動量下降趨勢沒有差異；高度興趣比低度興趣組活動量少，且在社會互動活動下，高度興趣活動量下降趨勢顯著多於低度興趣組；高參與度組活動量高於低參與度組，但在益智增能活動下，高參與度組活動量下降趨勢顯著多於低參與度組。所有活動量都有隨時間下降的趨勢，但未達顯著差異；各類型活動介入後都比無活動介入時的活動量下降更少，其中以文藝心理及體能促進活動可減緩最多的活動量下降，但無顯著差異。 討論：不同認知障礙程度者的活動量沒有顯著差異，但是輕度比重度者認知障礙組活動量下降多一點，推測是因為輕度認知障礙者保有較佳的自主意識，對循環性的活動安排，缺乏興趣或情緒疲乏，以致減少活動。受試者的活動興趣多被評為低度興趣，但參與度則普遍被評為高參與度，顯示日照機構工作人員推動活動參與成效。然而高參與度組比低參與度組活動量下降更多，推論在沒有興趣的支持下，受試者被動參與將無法對活動量下降的狀況產生影響。受試者被評為高度興趣的活動主要為靜態活動，因此高度興趣活動量顯著低於低度興趣組的現象推論是由於活動性質造成，造成真正參與活動者活動量反而較少。重要的是各類型活動介入後活動量都比無活動介入時來的高，且任何一類活動介入後可以減緩活動量的下降，其中以體能促進、文藝心理活動延緩下降成效最佳，因此活動介入對延緩活動量下降速度是有益的，但是仍建議未來日照中心透過經常變換不同種類活動的方式來維持長者的興趣。 結論與建議：本研究建議日照機構應重視長者興趣，傾聽長者對活動的反饋，使活動設計能符合長者興趣；活動的設計與安排應多元化並具有彈性，避免循環性的活動造成情緒疲乏，也可以透過增加活動的挑戰性，吸引輕度認知障礙者參與。對重度認知障礙者而言雖然運動功能稍弱於輕度認知障礙者，但是整體活動量並不亞於輕度認知障礙者，因此，鼓勵重度認知障礙者參與活動也非常重要。此外，在活動以外的時間受試者多呈現低活動量狀態，故建議未來日照中心應給予娛樂設施，讓長者空閒時間自由使用，減少久坐、不活動的現象。雖然無法逆轉活動量逐漸下降的趨勢，但整體而言，活動介入有助於減緩認知障礙者活動量下降的速度，因此促進各種活動參與是日照機構的重要任務，建議未來日照機構投入更多資源，積極推動不同種類的活動，滿足不同興趣、需求的長者並且思考輕度失智與中重度失智長者的活動需求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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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質計酬及照護協調對糖尿病腎病變病患照護利用及結果之影響

目標：糖尿病腎病變因其耗費健保資源甚多，後續更因病程進展需要透析治療，實為我國亟應積極照護之慢性疾病，爰我國已針對是類病人提供糖尿病及慢性腎臟病論質計酬方案多種，惟針對多種論質計酬方案之照護結果與照護利用之研究甚少，並缺乏照護協調相關研究。本研究針對多種論質計酬方案對於糖尿病腎病變病人之照護結果及照護利用影響進行探討，並分析照護協調對於該影響是否具有中介效果。 方法：本研究採回溯性世代研究法，利用初級與次級資料，以診所為分析單位，探討糖尿病腎病變病患參加論質計酬方案情形對病患照護結果及照護利用之影響，並分析照護協調於兩者關係間之中介效果。本研究以27家診所之病患為研究對象，在初級資料部分，郵寄「慢性病照護評估工具(Assessment of Chronic Illness Care , ACIC)」結構式問卷，收集醫療相關人員照護協調分數。次級資料則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8年至2019年「基層診所暨社區醫療群推動預防失能之慢性病介入服務試辦獎勵計畫」資料庫，選取本研究個案參加論質計酬方案情形、人口特質、醫療機構特質、照護結果及照護利用等相關變項。使用傾向配對法增加個案之可比較性後，以迴歸分析瞭解參加論質計酬方案情形對病患照護結果及照護利用之影響，並進一步探討照護協調是否對於論質計酬方案與照護結果及照護利用間之關係造成影響。 結果：照護利用(腎絲球過濾率追蹤、糖化血色素追蹤)顯示參加多種論質計酬優於僅參加1種或未參加者，惟照護結果(糖化血色素)卻顯示非P4P組及參加1種P4P組均優於參加2種P4P組。本研究目的二顯示參照組為參加2種P4P組時，非P4P組及僅參加1種P4P組與照護協調分數為負相關，顯示參加較多種論質計酬期照護協調分數較高。研究目的三，慢性病照護協調可顯著降低糖化血色素、血壓、低密度脂蛋白之不良結果。研究目的四顯示對照護結果與照護利用之部分項目有中介效果。 結論：糖尿病腎病變實為影響我國公共衛生之重大疾病，當前已發展為整合照護之論質計酬制度，多種研究結果及本研究結果亦說明結合多項單一疾病論質計酬制度有利於病人之照護利用結果，且多重慢性協調照護亦為推動良好疾病照護成果之要素之一。後續可利用ACIC量表檢視慢性病協調照護要素是否齊備，進而增進醫療服務品質，提供國人更優質之糖尿病腎病變照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