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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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車是台灣重要交通工具之一，發生車禍比例偏高，法醫實務相驗中，摩托車車禍自撞與被撞的判斷，影響保險給付或責任的歸屬，常是爭執的原因。有鑑於此，本研究在探討自撞與被撞中傷勢或其他因素之差別，以提供法醫實務相驗的參考。主要收集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2005年1月至2006年2月，摩托車車禍死亡案件84件。案件包括自撞51件與被撞33件兩種撞擊型態，分析自撞與被撞傷勢計量、傷勢面積、傷勢面積比例、車禍環境、人口學、酒精等因素的差別，單變項連續分析使用t-test；類別用卡方檢定統計方法；多變項分析使用羅吉氏迴歸逐步遞減模式。結果顯示單變項分析中年齡、道路狀況、行駛方向、頭部正、背面及胸部正面、背部、上半身正、背面傷勢面積、下肢正、背面，足部、傷勢面積百分比等變項，存在顯著差異。羅吉氏迴歸模式中年齡、頭部正面、頭部背面、胸部正面、上肢正、背面、足部及傷勢面積百分比具有顯著意義，在自撞中，頭部、胸腹部及下肢正面傷勢較明顯；反之，被撞中則以背部擦挫傷較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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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從民國71年始，癌症即高居民眾死亡原因的第一位。衛生署民國93年報告指出肺癌及大腸直腸癌分居民國88年癌症死因的第一位及第三位。暴露環境化學毒物是肺癌及大腸直腸癌的致病因子之一。環境化學毒物包括香煙煙霧 (BaP是代表物) 與戴奧辛 (TCDD是代表物)。流行病學的資料顯示，暴露這些物質會增加民眾罹患肺癌及大腸直腸癌的危險性。BaP與TCDD是多環芳香烴受器 (AhR) 之配基。標的細胞暴露BaP與TCDD後，能活化AhR，進而促進調控細胞色素P450 1酵素 (CYP1)基因表現，代謝產生致癌性中間產物，可能使細胞進行惡性轉化。動物實驗證實BaP與TCDD具有致癌性，且經由AhR訊息傳遞路徑。因此，致癌性AhR配基之暴露可能藉由活化它們的受器與增加特定CYPs表現而參與癌化過程。近年來，研究顯示CYP1B1在人類大腸直腸癌及肺腺癌細胞株及組織有過度表現 (overexpression) 的現象。人類肺腺癌之AhR過度表現與CYP1B1表現呈正相關。因此，AhR的活化及CYP1酵素的過度表現可能參與人類惡性腫瘤之形成。既然AhR配基及CYP1酵素與人類惡性腫瘤之形成相關，本研究的目的有三：1) 檢定肝臟及肺臟細胞對AhR配基的選擇敏感性；2)以大腸直腸癌與肺腺癌”腺瘤-腺癌”模式，檢定AhR及CYP1B1表現的情形；3)檢定抽煙、AhR或CYP1B1表現與肺腺癌預後之相關性。實驗結果顯示TCDD誘導公小鼠所產生之肝毒性，其病理變化，包括：肝細胞水腫 (edema)、肝血竇擴張 (sinusoidal dilatation)、脂肪變性 (fatty change)、及局部肝壞死 (focal hepatic necrosis)。TCDD誘導之肝毒性具有區域選擇性的敏感 (zonal selective sensitivity)，以中央小葉區之肝細胞對TCDD最敏感。在大鼠肺組織與人類肺細胞株中，TCDD/BaP誘導CYP1A1/CYP1B1表現主要於CCSP-positive cells (Clara cells)，因此bronchiolar Clara cell對於TCDD/BaP較basal cells或纖毛柱狀細胞敏感。在大腸直腸癌與肺腺癌”腺瘤-腺癌”模式研究中，資料顯示CYP1B1過度表現發生在癌前病變與侵犯性癌。因為CYP1B1過度表現開始於癌前病變(腺瘤)，所以推測CYP1B1參與大腸直腸癌與肺癌之早期癌化。已知香煙萃取物處理肺細胞株可以活化AhR，並且抽煙是肺癌的致病因子，本研究亦發現肺癌抽煙者平均存活時間比肺癌不抽煙者短 (Log rank test, p < 0.05)，因此抽煙可以作為預測肺癌預後的獨立指標。從肺腺癌存活與AhR或CYP1B1過度表現分析，AhR或CYP1B1蛋白質表現與肺腺癌預後無關。綜合言之，在肺腺癌與大腸直腸癌組織中，CYP1B1在腺瘤與腺癌過度表現，但是在正常黏膜上皮表現不強。這個重要的發現顯示CYP1B1過度表現可能参與人類肺腺癌與大腸直腸癌的早期癌化。此外更可以利用這個特性作為肺癌與大腸直腸癌早期診斷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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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迄今仍為人類主要之癌症，屬於一種多因子的疾病。胃癌的致病原因相當複雜，與許多基因甚至環境因子及幽門桿菌感染皆有關聯。也就是說，無法以少數幾個因子就來瞭解或評估胃癌，且其有關之致癌因子至今仍在發掘之中。 為了尋找潛在的致病基因，可以利用基因組上一些小的變異來縮小基因圖的範圍，亦即可以利用個體基因之間的某個鹼基的變異來定位基因圖。單核酸多形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是人類基因多樣性最豐富的表現，而且是尋找常見複雜疾病基因遺傳最好的資源。 經查文獻所得與胃癌有關之基因單核酸多形性之研究，包括p16, p21, p53, TNF, GST, IL-1, IL-4, MK...等等，但因大多數研究僅限於單一基因而已，不易同時比較各因子之間的關聯性。本研究即藉由同時研究比較數種與不同之人類胃癌致癌機轉相關之基因單核酸多形性，來探討複雜多因子之間的相關性。 實驗結果顯示，p53，IL-1RN，TNF-alpha及GST-M1基因之單核酸多形性，與人類胃癌之危險性有關；而p16，p21，p53，IL-1Bp及MK基因之單核酸多形性，則與胃癌致癌機轉中之部分相關因子間之互動有關。至於IL-1Be5，IL-4p及IL-4i3基因之單核酸多形性，則因樣本數不足，尚未達到統計學上之顯著意義。 人類基因單核酸多形性之研究，可以幫助釐清各個基因及其他因子與疾病的相關及和環境的複雜互動，並能藉以進一步瞭解疾病之致病機轉或用於評估疾病之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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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型 (tissue-type) 及尿激素型胞漿素原活化劑 (urokinase type plasminogen activator；tPA and uPA) 參與纖維蛋白溶解系統 (fibrinolysis system)，在細胞外基質 (extracellular matrix) 中將未活化態的胞漿素原 (plasminogen) 催化成具有活性的胞漿素 (plasmin)。近數十年來的研究發現，胞漿素原活化劑在神經系統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組織重組 (tissue remodling)、神經元贅生 (neurite outgrowth)、突觸可塑性 (synaptic plasticity) 及記憶形成 (memory formation)，特別是絲胺酸型蛋白酶 (serine type protease) 與突觸可塑性有很大的關聯性，而組織型及尿激素型胞漿素原活化劑皆是一種相當典型的絲胺酸型蛋白酶。在先前的研究中證實，胞漿素原活化劑參與了許多型態的突觸可塑性，如：長期增益效應 (long-term potentiation；LTP) 及windup。而另一種windup-like是藉由反覆低頻刺激骨盆神經 (pelvic never) 所誘發的，稱之為骨盆神經－尿道反射 (pelvic nerve-to-urethral reflex；PUR reflex)，並且被證實為麩胺酸系依賴型 (glutamatergic- dependent) 的神經可塑性，但截至目前的研究並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說明胞漿素原活化劑在骨盆神經－尿道反射迴路上的角色。所以本篇研究的目的為要觀察胞漿素原活化劑對此塑性增益現象的影響及其調控的機制。本篇實驗發現可以藉由電刺激骨盆傳入神經引發骨盆神經－外尿道括約肌反射的塑性增益現象 (測試性及反覆性電刺激分別為1.1 ± 0.1及15.3 ± 0.6 spikes/ stimulation, P<0.01,n=30)，而自椎管注入胞漿素原活化劑及其抑制劑可以改變此塑性增益現象 (RS+ tPA及RS+ tPA-STOP分別為30.1 ± 0.9及5.6 ± 0.1 spikes/ stimulation ,P<0.01, n=7)，並且在胞漿素原活化劑之抑制劑減弱塑性增益現象之後，可以透過注入胞漿素原活化劑將該現象部分回復 (RS+ tPA-STOP及RS+ tPA-STOP+ tPA分別為5.6 ± 0.1及12.2 ± 0.9 spikes/ stimulation,P<0.01,n=7)，而被胞漿素原活化劑之抑制劑所減弱的塑性增益現象同時也可以被麩胺酸系接受器之致效劑部分回復(RS+ tPA-STOP、RS+ tPA-STOP+ NMDA 及RS+ tPA-STOP+ Glu分別為5.6 ± 0.1、25.7 ± 0.3及30.1 ± 1.0 spikes/ stimulation, P< 0.01,n=7)。接下來分別藉由麩胺酸系接受器之抑制劑將塑性增益現象減弱之後，利用蛋白激酶A (protein kinase A；PKA) 之活化劑將此現象部分回復(RS+ CNQX、RS+ APV及RS+ CNQX+ PKAA、RS+ APV+ PKAA分別為3.3 ± 0.3、1.1 ± 0.9及11.7 ± 0.4、10.0 ± 0.5 spikes/ stimulation,P< 0.01,n=7)，由以上的實驗可以證實，胞漿素原活化劑藉由影響骨盆神經－尿道反射迴路上麩胺酸系接受器的效力，來調控藉由反覆性刺激骨盆傳入神經引發之骨盆神經－外尿道括約肌反射的塑性增益現象，而此調控的角色也許會透過PKA的路徑來促進，但確卻的調控機制需要更進一步實驗來釐清。而胞漿素原活化劑在臨床上是否具有治療尿路動力學上的價值，仍需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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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的 在台灣未有人以傳統的細胞遺傳學方法G-banding及頻譜式染色體分析法(SKY)來研究這些因嚼食檳榔所引發口腔癌細胞之染色體變異。在本文收集92位因嚼食檳榔而得口腔癌之病人，分析他們染色體的變異與國外因嚼食煙草及抽煙引起口腔癌病人的染色體變異作一比較。 材料及方法 在2001-2002年之中，收集92個口腔癌病人組織，這些腫瘤切塊在組織培養之前先切成小碎片，經以酵素collagenase及dispaseII處理後放入Bio-MAX之組織培養液培養。借由傳統的G-banding method及使用頻譜式染色體分析法(SKY)探討口腔癌細胞之染色體變異。 結果 不正常的染色體反復地出現在某些特定的染色體，尤其是Y 染色體丟失(loss of Y chromosome)、4號染色體整條染色體丟失或長臂部份不見了、8號染色體的長臂同質化 [i(8q)]及17號染色體整條染色體丟失或短臂部份不見了。與國外因嚼食煙草及抽煙引起口腔癌病人的染色體變異比較結果，並無明顯差異。 結論 1.在本研究發現嚼食檳榔所引發口腔癌染色體的變異，基本上與在2006年發表的106個與煙草有關的口腔癌染色體變異很類似。顯示口腔癌變是與染色體的變異有關，與刺激源的種類無關。 2.本研究發現4號染色體短臂丟失、8號及17號染色體長臂增長及長臂同質化(isochromosome formation for the long arm)都與抑癌基因消失有關，會增加癌變之機會。 3.雖然Y染色體的消失有年齡因素的影響，但我們卻也發現口腔癌病人Y染色體的消失，似乎反眏出病理性結果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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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用之金屬材料應用於臨床治療上最常見為金屬矯正支架(metal bracket)與矯正金屬線(metal wire)。矯正中，為了預防蛀牙與保持牙周之健康，氟化物之使用非常頻繁，金屬矯正裝置於此環境下可能會發生腐蝕，腐蝕後釋出之物質是否對於人體組織有影響，以及當腐蝕後之裝置是否會影響臨床上矯正牙齒之移動等問題乃是值得研究與探討之主題。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ㄧ）、金屬矯正支架與金屬矯正線於含氟化物下之腐蝕性變化；（二）、由腐蝕之金屬矯正裝置釋出物（即金屬離子溶液），對於細胞之生物相容性；（三）、由腐蝕之金屬矯正裝置於模擬口腔中之環境，比較矯正支架與矯正金屬線組合下之摩擦力大小，以提供臨床上治療或是材料研究上改進之參考。 研究材料採用為市面上常見之矯正用之四種廠牌金屬矯正支架，採用之矯正金屬矯正線為不鏽鋼線、鎳鈦線和鈦鉬線。腐蝕之浸泡溶液為人工唾液（Sali lube, Sinphar, Ilan, Taiwan, pH6.75）、調整酸鹼值之人工唾液（pH4）和氟化鈉溶液（APF, pH 3.5）。所有金屬材料於實驗前均以超音波去離子水清洗，再以酒精（ethyl alcohol）除去表面之油質。本研究分為三部份，其方法如下：（一）以電化學分析金屬線與矯正支架之腐蝕程度、以電子顯微鏡觀察表面結構，以金屬原子吸收光譜儀分析釋出之金屬溶液中金屬離子之釋出變化；（二）以MTT分析金屬釋出液作用於細胞後之存活率；以DNA裂片分析探討細胞基因之傷害；以西方墨點法分析細胞內蛋白訊號釋出之變化；（三）以萬能試驗機測試矯正支架與金屬線之靜摩差力與動摩差力。 研究結果顯示：（一）發現當矯正金屬線與金屬矯正支架於含氟之酸性環境下會產生腐蝕效應，本身金屬表面結構上會有腐蝕現象出現。不同條件下有不同之釋出金屬離子濃度，不同廠牌之金屬矯正支架有不同量之金屬離子釋出。於pH 4人工唾液與pH3.5 APF條件下鎳離子、鉻離子與鐵離子之釋出量顯著增加(p<0.05)。（二）當矯正金屬於含有氟化物之酸性液體中，發生腐蝕後之釋出液體會對於U2OS細胞與HGF 細胞造成細胞毒性，隨著釋出液濃度增加細胞之存活率下降(p<0.05)；釋出液對於U2OS細胞作用較HGF 細胞作用敏感。當細胞與矯正金屬釋出液作用，因毒性發生死亡之途徑，研究結果顯示矯正金屬線可能由於凋亡之出現，而矯正支架則未見造成細胞凋亡。於矯正金屬線萃取液對U2OS 細胞之訊息傳遞研究，經西方墨點分析結果發現均有出現ERK, Caspase 3, JNK 和p53蛋白環帶。矯正金屬支架腐蝕萃取液經西方墨點分析結果發現有p53 和caspase 3之環帶出現，未見有ERK和JNK出現。（三）於腐蝕後之矯正支架與矯正金屬線之摩擦力研究，發現摩擦力均因氟化物處理而有增加 (p<0.05)。靜摩擦力均大於動摩擦力，大小次序為TMA線＞NiTi線＞不?袗?線(p<0.05)。 結語：矯正金屬於酸性或是含有氟化物之環境下會產生腐蝕現象並釋出金屬離子，於試管中之研究結果認為釋出物對於細胞會造成傷害，且腐蝕之裝置對於牙齒移動之影響因子之ㄧ摩擦力也會造成影響，因此於臨床上建議可選擇不易腐蝕之矯正支架、矯正中之患者減少使用含氟化合物之口腔保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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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巨腸症 (HSCR) 或稱為先天性腸管無神經節細胞症係因結腸遠端的腸壁內神經節細胞缺少，而造成腸道功能的阻塞現象，也是新生兒腸阻塞最常見的原因之一。先天性巨腸症的基因變異主要來自於二種不同的receptor-ligand 機制，包括RET-GDNF-NTN和 EDNRB-EDN-3-ECE1及SOX10基因的發現。RET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和EDNRB (endothelin receptor B) 基因已經被報導與先天性巨腸症有相關性。我們在中台灣地區收集了55位典型先天性巨腸症病人的DNA樣本及這些病患中部份雙親的DNA，針對RET 與EDNRB基因進行聚合酵素連鎖反應後定序DNA。在55位中發現有兩位同卵雙生兄弟在RET基因的exon 19 codon 1062的位置 A 轉換為G (Y1062C)，這位置已被報導與信息傳遞有相關性。同時在病人與正常族群中在exon 2,7, 11及13皆有發現多型性基因(SNPs)，而exon 15在正常族群中也有多型性的現象。在這些位置病人與正常族群的對偶基因分布在統計學上有顯著差異。在exon 2和13中基因型的分布情形病人有較多的比率為AA/GG，與正常族群有較多的比率為AG/GT有顯著的不同。又發現在exon2,7及13這三個多型性位置對偶基因的傳遞有不均的現象。此實驗是目前台灣針對先天性巨腸症病患基因研究的首例。我們更進一步在小兒外科收集具有嚴重腸道蠕動功能異常之病患如無肛症或是無肛併有假性巨腸症以及小兒腸道假性腸阻塞病人作為典型先天性巨腸症之對照組。在上述RET基因的五個多型性位置對偶基因的分布在無肛併有假性巨腸症與正常族群統計上並無明顯不同。在假性腸阻塞病人與典型先天性巨腸症病人間對偶基因分布在這幾個多型性位置有顯著差異。有趣的是在RET基因中exon2及13等多型性位置對偶基因分布假性腸阻塞病人與正常族群統計上也有顯著差異。在c135 (exon 2) 中對偶基因G及c2307 (exon 13) 對偶基因T 由典型先天性巨腸症病人至正常族群再到假性腸阻塞病人有逐漸遞增的現象。在這些多型性位置無肛併有假性巨腸症與正常族群間基因型的分布非常相似反映出兩者間對偶基因的分布也相似。從另一方面，假性腸阻塞病人與典型先天性巨腸症病人及正常族群基因型的分布在這五個多型性位置卻有顯著區別，顯示假性腸阻塞病人其對偶基因分布在這些病患中具有獨特性。更進一步我們也發現在exon 2 及13對偶基因的傳遞不論是假性腸阻塞病人或是無肛併有假性巨腸症皆無不均的現象。結果明顯顯示在RET 基因中這五個多型性位置為台灣典型先天性巨腸症所特見。此外我們也利用組織切片染色和組織免疫染色法，分析出先天性巨腸症病人受侵犯的結腸段缺乏神經節細胞，在無肛症併有假性巨腸的病人異常組織部位發現有神經節細胞，但較正常組織部位少。最後更進一步收集先天性巨腸症與無肛症併有假性巨腸病人，經手術切除病變部位的組織，利用二維電泳分析蛋白在正常與病變結腸組織中的差異表現，並且以MALDI-TOF 質譜儀鑑定蛋白。分析發現HSP27在先天性巨腸症部份病人與無肛症併有假性巨腸病人的病變部位組織與正常組織表現量有差異。但HSP27的表現量我們並未得到一致的結果。因此HSP 是否與先天性巨腸症的病因相關，需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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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世界家庭醫學會組織 (WONCA) 於1981年對基層健康照護所下之定義，家庭醫師應扮演四個角色：（一）處理病人目前表現出來的健康問題；（二）養成病人正確的求醫行為；（三）注意並處理慢性或不活動性的健康問題；（四）推動促進健康的預防保健措施。 本研究研究目的：（1）探討加入與未加入醫療群家庭臺中市都會會員之病患區對於家庭醫師照護制度的重要性之態度之差異（2）探討病患個人特性對家庭醫師照護制度態度之影響。（3）瞭解民眾自覺健康狀態與是否患有慢性病對於家庭醫師照護制度服務之需求。 本研究採橫斷面調查研究法，主要工具為自填式結構性問卷，於94年12月15日至95年2月15日，針對台中市、山線、海線各一家診所進行調查，最後有效問卷為191份。 本研究的重要研究結果如下： 一、 整體民眾對於家庭醫師照護制度的態度是重視的，台中都會區民眾較重視家庭醫師在醫治者與協調者的角色，對於家庭醫師擔任朋友、教師、顧問的角色則較不重視，儘管民眾開始重視家庭醫師照護制度，但是對家庭醫師的看法仍維持在醫師的傳統角色。 二、 加入醫療群家庭會員之受訪者，其對家庭醫師照護制度的重視程度顯著高於未加入者，顯示目前的家庭醫師照護計畫仍具有一定的成效，透過家庭醫師計畫的推展，家庭醫師制度可慢慢深植於民眾內心，或許可以改變目前不正常的就醫行為。 三、 自覺健康狀態不良之受訪者較為重視家庭醫師對於診療或諮詢的提供，尤其是假日與非門診時間；自覺健康狀態不良之受訪者亦家庭醫師對個人病歷與用藥記錄的完整以及專科醫師的轉介；此外，自覺健康狀態不良之受訪者較為重視家庭醫師提供健康諮詢與預防保健服務。自覺健康狀態與是否有慢性病等需要因素會影響對家庭醫師照護制度的態度。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一、 目前家庭醫師照護制度之推展仍有其成效，若能持續推展，應能漸漸改變民眾的就醫習慣，長遠來看，不但可使醫療產業結構正常化，亦可減少不必要的醫療資源支出。 二、 民眾對家庭醫師的概念仍停留在傳統的醫治者角色，建議相關單位應加強家庭醫師在健康諮詢的繼續教育，而主管機關應提供相關誘因，以提升家庭醫師與社區民眾對於健康諮詢的注意。 三、 由於目前不論是否加入醫療群家庭會員，其就醫時之權利義務並無分別，家庭會員仍可自由選擇其他醫療院所就醫，建議主管機關應提供家庭會員誘因，使得家庭會員選擇其他願所就醫的比例盡可能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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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993年GINA (Global Initiative For Asthma)依病人的日、夜間症狀、發作頻率、尖峰吐氣流速等。將氣喘分成輕度間歇性、輕度持續性、中度持續性及重度持續性等四級。並依此分級而有不同的用藥。但這所有的用藥中，不外乎有幾大類。口服或吸入劑型的乙型支氣管擴張劑、口服或吸入劑型類固醇、茶鹼、白三烯受體拮抗劑等。本研究是採用健保局2002年1月份到3月份所有申報資料，共有5,474,067次處方箋。陳述性的研究此六大類抗氣喘藥物在有氣喘診斷及在非氣喘診斷下的醫師處方型態。同時探討不同科別的醫師 (兒科、家醫科及其他) ，對氣喘病童的用藥組合。更進一步研究，吸入劑型的氣喘藥物在不同科別醫師的使用情形。 氣喘的醫療費用及資源使用情形，在世界各國都有探討，而且也顯示佔所有病童醫療資源中不小的份量，但台灣目前的資料仍少見，因此我們比較氣喘病童及非氣喘病童在門診、急診及住院費用是否有所不同。 環境中避免接觸過敏原是治療氣喘中除藥物的使用外，最重要的一環，其中空氣污染是空氣中無法避免的過敏原之一，也是讓氣喘急性發作的誘因，因此最後我們探討空氣污染在氣喘急性發作的角色。 研究結果顯示，其中有氣喘診斷的處方共225,535次，非氣喘診斷的處方共5,248,532次。就單次處方僅使用一類抗氣喘藥物中以口服乙型支氣管擴張劑的使用頻率最高，不論是在氣喘診斷組或非氣喘診斷組或是在不同年齡層都是最高(77.6% - 52.6% Vs 84.8 % - 62.8%)。若是二類藥物合併使用則是以口服乙型支氣管擴張劑合併茶鹼或是乙型支氣管擴張劑合併口服類固醇是最常見的組合。至於在GINA準則中強調的控制型的吸入型類固醇則佔3.1~11.0 %。因此在有氣喘診斷及在非氣喘診斷下的醫師處方型態是類似的。 在不同科別醫師對氣喘病童的用藥組合上，在一次的處方簽中，只用一種氣喘用藥，口服乙型支氣管擴張劑在三個科別的醫師都佔最高比例，小兒科醫師佔70.4%，家醫科46.9%，其他科別佔58.0%。其次是茶鹼。一次處方簽有兩種氣喘用藥中，以口服類固醇合用乙型支氣管擴張劑或乙型支氣管擴張劑合用茶鹼是最常被三個不同科別的醫師所處方。但在單一使用吸入型類固醇中，小兒科佔7.8%，家醫科佔5.6%，其他科佔8.0%。而使用吸入型擴張劑，則以家醫科佔最多(14.9%)，其次是其他科別醫師(7.2%)，而小兒科醫師只佔(3.1%)。 對吸入型劑型而言，在16歲以下，2002年1月1日至3月31日，在所有氣喘病童處方簽中，曾用過吸入型支氣管擴張劑，小兒科醫師佔16.2%，家醫科醫師佔12.6%，其他科醫師佔22.7%。而曾經開立吸入型類固醇的處方中，小兒科醫師佔13.9%，家醫科醫師佔6%，其他科醫師佔12.9%。2歲以下的病童在所有年齡層中，最少使用。在小兒科及其他科醫師，使用越多種氣喘用藥，越容易開立吸入型劑型，而家醫科醫師較常使用吸入型支氣管擴張劑，較少使用吸入型類固醇。 至於氣喘的費用，我們共評估33,461位3-17歲病童，在200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的就診情形。當年的氣喘發生率為6.0%，在所有急、門診及住院的就診平均次數，氣喘病童都比非氣喘病童為高。氣喘病童在醫院中門診及其所有費用，是非氣喘病童的2.2倍。在所有氣喘病童的花費中，真正因氣喘求診的費用佔20%，其餘80%費用則非因氣喘求診。在因氣喘求診中，門診(診所及醫院)的費用佔3/4，急診及住院則佔1/4。 在空氣污染與氣喘的急性發作而言，我們測量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一氧化硫及微塵浮粒等五種污染物，其中，二氧化氮、一氧化硫及微塵浮粒與氣喘病童的急性發作有顯著正相關，在大人空氣污染與氣喘的急性發作則僅呈現正相關，並沒有統計學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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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簡單、快速的梯度迴旋動脈質子標記灌流影像可在不使用顯影劑的情形下迅速查看局部組織灌流情形。本文主要目的是將梯度迴旋動脈質子標記灌流影像 (gradient-echo arterial spin tagging, GREAST)與首波動態灌流影像 (first-pass perfusion MR imaging)，比較應用於中風及類中風病人。 材料與方法： 梯度迴旋動脈質子標記灌流影像的技術是使用梯度迴旋脈衝加上選擇性的前飽和射頻(selective pre-saturation radiofrequency)，在10~20秒，應用於每個標記 (tagged images)及標準控制影像 (control images)。空間前飽和射頻是在短暫的重覆循環時間(TR)內將流入的質子予以飽和化，進而達到穩定狀況 (steady-state effect)。影像參數 (imaging parameters)：重覆循環時間 (TR)：15毫秒，迴旋時間(TE )：1.5毫秒，折角 (flip angle)：20度，解析度 (matrix)：256 x 160，掃描時間：19秒，共有23位病人，25個病變，在1.5高斯的核磁共振機器接受梯度迴旋動脈質子標記灌流影像與首波灌流影像的檢查，利用定性 (qualitative)及視覺 (visual) 來分析影像。 首波灌流影像的檢查首波灌流影像是以SE/EPI (multislice spin echo/echo-planar images)技術來偵測相對大腦血流體積 ( r-CBV) 。其重覆循環時間 (TR)：1900毫秒，迴旋時間(TE )：80毫秒 結果： 在中風病人中(5位病人，6個病變)，在梯度迴旋動脈質子標記灌流影像與首波灌流影像中，皆可發現區域灌流減少(hypoperfusion)。在類中風病人中 (18位病人，19個病變) 在梯度迴旋動脈質子標記灌流影像中，除了出血病變之外，並沒有呈現出區域低灌流現象。 我們初步經驗發現梯度迴旋動脈質子標記灌流影像的診斷效力與首波灌流影像相當甚至更好。 結論： 在梯度迴旋技術的協助下，梯度迴旋動脈質子標記灌流影像有較好的雜訊比(signal to noise ratio, SNR)、空間解析度(spatial resolution)，而且迴旋時間極短，所以可以將磁場屏蔽雜訊(magnetic susceptibility artifact) 降到最低。 而且梯度迴旋動脈質子標記灌流影像在不須使用外來顯影劑的情形下，可以增加核磁共振檢查在臨床上的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