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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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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評估黏液性上皮卵巢癌組織中,第17號染色體多套畸形(polysomy-17)對HER2狀態所造成的影響。 研究設計:在49例黏液性上皮卵巢癌組織晶片中,我們根據2010年全球胃癌第三期臨床研究(ToGA trial)對小切片檢體的評分基準,以4B5抗體免疫組織化學染色(immunohistochemistry; IHC)方法,分析HER2受體蛋白表現強度;以Abbott/Vysis, PathVysion Her2 DNA Probe Kit螢光原位雜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方法,分析Her2基因數量擴增比例。橘色螢光訊號代表「Her2基因」;綠色螢光訊號代表「第17號染色體著絲粒區(chromosome 17 centromere locus,CEP17)」;也間接作為「第17號染色體」的計數標誌。 結果:我們的數據顯示:「Her2基因數量擴增比例(FISH)」與「HER2受體蛋白表現強度(IHC)」二者的整體一致性非常好(34/35=97.14%; kappa=0.9224)。Her2基因FISH比例擴增個案百分比,隨者HER2受體蛋白IHC表現強度(陰性、模糊、陽性) 三個等級,呈現漸增趨勢(0%,14.29%,88.89%,P<0.001)。第17號染色體著絲粒區「校正前」之Her2基因數目中位數,也隨者HER2受體蛋白IHC表現強度三個等級,呈現漸增趨勢(1.80,1.90,9.90;P<0.001); 而「校正後」之Her2基因數量比例(又稱為FISH)中位數,同樣隨者HER2受體蛋白IHC表現強度三個等級,呈現漸增趨勢 (1.13,1.09,5.73; P<0.001)。此外;在「第17號染色體多套畸形」亞群體中,其「校正前」Her2基因中位數,顯著高於「非第17號染色體多套畸形」亞群體中者(2.50 vs. 1.85,P=0.009);但在前述二亞群體中,其個別「校正後」Her2基因比例(FISH)中位數相比較,則無顯著差異(1.14 vs. 1.19,P=1.000)。 結論:第17號染色體多套畸形本身並不會顯著影響HER2受體蛋白IHC表現及Her2基因數目擴增。理由是:第17號染色體多套畸形經第17號染色體著絲粒區校正後,伴隨增加具功能性的Her2基因數目,僅呈現簡單算數級數增加,實際擴增之Her2基因數目有限,因此,HER2受體蛋白表現強度增加,也相對很有限。然而,「Her2基因數量比例(FISH)擴增」與「HER2受體蛋白表現強度(IHC)增加」兩個現象,是現今預測HER2單株抗體藥物對乳房、胃、胃食道交界處等癌症患者療效預後與藥物敏感評估的重要因子。未來希望對黏液性上皮卵巢癌病患開發其它拮抗HER2標靶藥物提供參考,針對晚期或復發黏液性上皮卵巢癌病患,有機會被納入開發拮抗HER2新藥臨床試驗;一旦HER2標靶抗癌新藥研發成功後,對於此類病患的治療,將有很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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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主要是估計台灣地區中年人的身體質量指數軌跡圖,以及分析八年後與衰弱之間關係。 研究方法:在這個長期追蹤的前瞻性研究中,數據資料是從臺灣地區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調查 ( Taiwan Longitudinal Study in Aging )所取出。這項研究是從1999年至2007年,追蹤8年期間。首先用群組化軌跡模式估計出最適當的身體質量指數曲線,最後軌跡分組共四組:持續正常偏低組 ; 持續正常偏高組 ; 持續過重組 ; 持續肥胖組。再以持續正常偏高組別當作參考組,使用邏輯式回歸來評估不同組別身體質量指數軌跡及是否增加未來的老年衰弱的風險。 研究結果:1999年參與者共1609人,體重位於持續正常偏低組共316人;持續正常偏高組共737人;持續過重組共449人;持續肥胖組共107人。在基本資料分析中,四組在性別比例、年齡分布、社會參與情形、抽菸狀況與慢性疾病罹病數量有顯著的差異。除上述變項調整外,另調整了教育程度、收入滿意度、自評健康狀況、喝酒等變項,進行多變項邏輯式回歸,結果顯示相較於持續正常偏高體重組,持續正常偏低組別[Odd ration(OR)= 1.794 (1.050-3.065) ;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 1.050-3.065]及持續肥胖組[Odds ratio (OR) = 2.013;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 1.013–4.001]有較高未來老年衰弱的風險,且統計學上有意義。 結論:台灣中年體重軌跡曲線趨向持續不變,多數人落在持續正常偏高組別,以此做參考組比較,持續正常偏低組及持續肥胖組老年衰弱風險增高,持續過重組則無統計學上意義。本研究並未發現肥胖矛盾情形(obesity paradox),在台灣政策制定者對於中老年人體重控制仍以維持於正常範圍為佳,而過重之健康影響仍需更多研究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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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焦慮對病人而言,可能會造成負面之影響,包括延遲傷口之癒合、潛在呼吸道感染及免疫功能改變等的問題進而延長住院,增加死亡率等。本研究旨在討音樂介入或精油按摩對呼吸器病人焦慮指標─主觀焦慮程度、生理指標及血清皮質醇之影響。期望本研究結果能提供更具實證之依據,以提供臨床醫護人員能以最安全簡單之方法,減緩使用呼吸器病人之焦慮狀況,減少後遺症之發生,提升護理品質。 研究方法及資料:本研究為隨機對照試驗,以加護病房使用呼吸器病人為樣本,隨機分配至三組,分別為音樂介入組、精油組及對照組。音樂介入組聽30分鐘自選音樂,精油組為精油塗抹及按摩背部5分鐘,對照組為給予無音樂之耳機30分鐘,介入前以結構性問卷、生理徵象及血清皮質醇基礎,介入30分鐘後再次測量結構性問卷及血清皮質醇,期間則每10分鐘監測生理徵象連續60分鐘。結構式問卷,包括基本資料、中文版焦慮情境量表、視覺類比量表。資料分析方法以SPSS for window 17.0套裝軟體進行,採描述性統計呈現變項資料的屬性及卡方檢定進行三組同質性分析,以ANOVA檢定三組的平均數是否有顯著差異,事後比較則以Bonferroni法校正。以Difference in difference,評估介入後特定時間點三組焦慮量表、生理指標及血清皮質醇與介入前升降的變化與比較進行推論。 研究結果:在主觀焦慮指標部分─音樂及精油按摩組介入30分鐘後在視覺類比量表及焦慮情境量表有顯著之差異;在生理指標部分─音樂的介入對於心跳、血壓等反應在20分鐘後即開始產生,但其介入到40分鐘後可能疲乏,其效果並無顯著差異。精油按摩對於心跳、血壓的指標在介入30〜40分鐘後才產生,但介入後60分鐘仍具有效果。三組對於呼吸速率的影響並無顯著差異;在血清皮質醇部分─在音樂介入組有顯著差異,精油按摩組則無顯著差異。 結論與建議:音樂介入和精油按摩可以減輕使用呼吸器病人之焦慮程度,而停止介入後其效果仍可持續長達30分鐘。音樂與精油按摩是安全性高且具便利性的輔助療法,建議加護病房之臨床工作人員可以同時使用音樂及精油介入替代使用鎮靜劑等藥物減緩病人之焦慮,增進病人之舒適進而提升護理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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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目的與重要性 背景: 人體的耳膜是分開外耳和中耳的生物薄膜,是人體中極少數由三個胚層共同形成的組織。若是耳膜缺損會造成程度不一的傳導性聽力障礙而影響生活. 耳膜急性的破損(acute perforation),多導因於異物傷害或是巨大氣壓變化創傷而成,耳膜可能在非感染的環境下用3-6周的時間自行癒合; 但仍有約兩成的耳膜持續破損而需要進一步補救,因此,臨床上針對急性破損的處置一直是大家還在研究的區域,目前的共識為保持無感染且輕微潮濕的環境將更有助於耳膜的癒合。 同時人們試圖了解耳膜的癒合機制, 生長點的位置以及可能的影響因素:生長基質, 濕度,中耳通氣功能與藥物…等。本研究即是建立在先前其他學者的研究基礎上, 嘗試了解不同藥物搭配明膠海綿對於耳膜癒合的影響。 目的與重要性: 希望藉著大鼠的耳膜觀察:巨觀(顯微鏡/耳內視鏡檢視: 記錄與觀察癒合情形); 微觀(分期採檢耳膜組織以進行病理形態與螢光免疫染色觀察)來了解耳膜癒合的組織變化並記錄藥物對耳膜癒合之影響,了解其副作用與優劣,希望有機會能夠實際應用在臨床病人身上。 研究材料與方法 基於耳膜組織的相似度與實驗可操作性, 選用體重約300-350公克重之SD品系雄性大鼠來進行研究, 藉由明膠海綿去保持濕度同時攜載藥物以類三明治填塞法附著破損耳膜, 在不同時序下 (術後 day 3, 7, 14)記錄耳膜癒合情形。 選擇臨床上耳部手術常用藥物與具有潛力的藥物為實驗基底, 分別為: Cefazolin(抗生素)、 Hydrocortisone(類固醇)、 Retinoic Acid (維生素A酸) 與Epidermal growth factor (表皮生長因子) 來操作。 除了用顯微鏡以及耳內視鏡進行耳膜觀察,後續採用解剖步驟取得完整耳顳部組織, 進行脫鈣、包埋、染色與後續玻片製作,而後再由病理科醫師協同進行判讀。 組織學的部分採用Hematoxylin and eosin (H&E) staining、免疫染色的方式來評估發炎反應(myeloperoxidase for lymphocyte), 新生耳膜厚度 (Pan-CK for keratin thickness) 與血管新生狀態 (CD 31 for angiogenesis)等, 以作為將來臨床上耳填塞藥物的選擇. 結果 本實驗共有12隻大鼠接受耳膜修補手術,一耳為藥物實驗組而另一耳為對照組, 術後皆沒有傷口感染之情形 。 術後第三天時在免疫生化染色的組織玻片鏡檢下,可見hydrocortisone與epidermal growth factor 有較少量的發炎反應。在術後第七天時耳膜已初步癒合,其中以Retinoic acid 與 epidermal growth factor之新生耳膜最厚,同時有結締組織的形成;在術後第14天,所有破損的耳膜都已癒合,以CD 31 染色可見retinoic Acid 與 hydrocortisone呈現較多血管新生活動的影像。 因此,由大鼠耳膜的實驗結果,同時考慮到臨床病患的應用性,明膠海綿吸附retinoic acid 與epidermal growth factor的組合,也許能夠成為應用於人體急性耳膜破損研究上的最佳組合。 討論 耳膜的修復過程類似於身體其他黏膜組織,有急性發炎期、表皮細胞組織移生與組織重新塑形時期。 選用明膠海綿以類三明治法扮演藥物乘載的角色與黏膜生長的支持架構,不僅能保持潮濕環境以利組織生長,同時完成藥物粘覆傷口的目的,應用在急性耳膜破損的修復相當實用。 在第七天即初步癒合的耳膜比較上以 retinoic acid 與epidermal growth factor 有較明顯增厚的耳膜與結締組織,印證此兩者有促進黏膜修復的能力。 以耳內視鏡觀察第14天癒合的耳膜時,發現 hydrocortisone 與 retinoic acid 的耳膜較為潮濕並呈現紅色,CD31免疫染色上血管新生的數量也以這兩組顯著增加。 而hydrocortisone在初期觀察有較少的免疫球密度,可能減少發炎現象並延遲傷口癒合的時間,但在第14天最終厚度上面則與對照組以及cefazolin 組沒有明顯差異,故推測只要保持適當癒合環境與適當一次性的劑量,類固醇應可減少發炎同時不至於造成感染或是癒合不良的情況。 本次研究乃施行於耳膜急性破損,且採用一次性給藥模式,但真正人體的疾病上,急性耳膜破損八成以上會自行癒合,僅約兩成真正需要處理。在慢性中耳炎的表現,常包含有耳膜 、聽小骨,中耳耳咽管功能與中耳腔感染的問題,複雜度更高,因此觀察急性耳膜破損的動物實驗與人體實際應用間,有著本質上的盲點,所以本次藥物與明膠海綿的研究結果,可作為一個中繼點(check point),在應用上也必須強調其侷限性而不能夠全一而論,未來還需要更大型且長時間追蹤的研究以印證其臨床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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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目的 醫療院所的抗生素管理,對於有限醫療資源的保護和對抗多重抗藥性細菌都相當的重要。我們分析探討一家社區醫院因組合式抗生素管理系統建置的前後對於細菌抗藥性的影響。 研究方法 我們連續性觀察一家地區型醫院。自2013年1月後抗生素管理系統的介入,包含:核心管理團隊的建立,院內使用指引建置,醫療人員教育訓練,以及抗生素資訊審核系統。我們進一步計算介入前區間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以及介入後區間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所有類別抗生素的使用量,抗生素藥物費用,平均住院天數,死亡率,以及細菌對抗生素敏感性變化的分析。 結果 本研究結果顯示,某社區醫院依據機構的特性,而推行組合式抗生素管理系統。可以達到大部分管制性抗生素的減少使用,雖然對平均住院天數及全原因死亡率未達統計學上有意義的影響,但是對於總抗生素藥費有統計學上有意義的下降,達10.1%(p=0.009),且多種細菌對抗生素敏感性的改善,包括Escherichia coli對Amikacin的敏感性(74.8%  92.0%,p<0.001);Kleibsella pneumoniae對Ceftriaxone(55.9% 67.2%,p=0.039),Piperacillin/tazobactam(60.0% 67.2%,p=0.017),Ciprofloxacin(49.7% 65.5%,p<0.001),Amikacin(76.8%  90.8%,p<0.001);Acinetobacter baumannii對Ciprofloxacin(5.3%  16.0%,p<0.001)及Imipenem/cilastatin(16.3% 36.2%,p<0.001)。而格蘭性陽性菌部分,亦觀察到Staphylococcus aureus對Oxacillin(29%  37%,p=0.013)及Gentamicin(40.6%  66.8%,p<0.001)的敏感性也有改善的狀況。 結論 依機構特性推行組合式抗生素管理系統管理,可以有效減少廣效性抗生素的使用,進而減少抗生素總藥費,和改善細菌對抗生素的敏感性。 關鍵字 管制性抗生素;抗生素管理;多重抗藥性細菌;抗生素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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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葡萄製品成分「異戊胺」藉由抑制發炎反應及減少一氧化氮產生來改善菌血性休克小鼠存活率及早期凝血障礙的機制探討。 當病人罹患內毒素休克 (endotoxemic shock)或敗血性休克 (septic shock, SS)時,會導致許多症狀,其中包括彌漫性血管內凝血(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 , DIC)現象。敗血性休克(SS)會引起凝血時間 (coagulation time)先縮短,然後逐漸增長,最終變得延長並引發DIC。異戊胺(isoamylamine, IA)是葡萄製品的主要成分之一,經過我們實驗可以改善內毒素 (endotoxin)-脂多醣體(lipopolysaccharide, LPS)誘導內毒素性休克的存活率。這項研究的目的著重在闡明IA改善LPS誘導早期的凝血病變。我們研究了IA對凝固系統的外在途徑-凝血酶原時間(prothrombin time, PT)和內在途徑-部分凝血活酶時間(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的影響;在LPS腹腔內注射 1mL的1,000 ppm IA給藥後,接著從小鼠抽取的血漿中進行 PT與 aPTT測試。在施予 LPS後1小時後,1,000 ppm IA可以改善 PT縮短的現象,但對 aPTT不具影響;也就是 1,000 ppm IA具部分中介LPS誘導的早期損傷,在小鼠被 LPS處理後1小時,能改善血漿中 PT縮短之影響。此外,我們發現 1,000 ppm IA在小鼠肝細胞萃取物中,係可以透過的 p-ERK / p-p38信號路徑來減弱 MMP-9蛋白的表現量。本項研究主要著重在 IA對血液凝固功能和發炎蛋白的影響。在當前缺乏 SS有效治療的情況下,IA能夠提高存活率並且提供避免在內毒素性休克期間,導致患者死亡的另一選擇。 在 IA對凝血功能的影響,以不同時間處理研究 (time course study)及不同劑量研究 (dose response study)來實驗。在時間處理部分,小鼠於 1000 ppm IA注射後1小時,aPTT即出現延長特性,而 PT則需在2小時後才延長;在劑量處理部分,小鼠於注射後3小時,1 ppm IA 即可使 aPTT產生顯著延長特性,而 PT延長則需 1,000 ppm IA處理才出現延長。小鼠經注射1,000 ppm IA後,產生有aPTT 延長 22.0%(p值 <0.001)、血小板數目被抑制 25.9%(p = 0.039)及 NO產生受抑制 22.3%(p = 0.013)等特徵,也就是一氧化氮抑制似乎與血小板抑制相關,而這現象又與 aPTT延長相關。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腹腔注射IA後,小鼠凝血系統包括內在和外在途徑遭受到抑制,於注射後三小時,IA更能顯著降低血液中的白血球與血小板計數、以及降低血漿中的NO生成。 二、在台灣正常人口中 Schober檢驗的人體測量。 對於評估包括僵直性脊椎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簡稱AS)在內的下背痛(lower back pain),有必要測量下背部活動性。在日常免疫風濕科與骨科門診,原始的Schober測試 (original Schober’s test, OST)及修改的Schober測試(modified Schober’s test, MST)普遍被用來測量下背的活動性。據我們所知,本論文報告是東方正常人群中唯一的人體測量參考研究。從年齡最小(20-30歲)到年齡最大(70-80歲)的正常人群體,男性受試者之 OST隨年齡增長從5.0 cm下降至3.1 cm,女性受試者則從3.6 cm降至2.4 cm。使用統計學比對分析,在任一年齡層男性 OST數據都比女性 OST高,p值在 0.009~0.001之間(71~80歲之群除外)。在三個年齡組別中的每一個群組,不論男女性別之OST和MST,都有良好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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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甲狀腺細胞學抽吸結果為分化不明非典型細胞(atypia of undetermined significance)或分化不明濾泡性病變者(follicular lesion of undetermined significance)有5-15%的機率為惡性腫瘤,臨床上病人可選擇追蹤或是直接手術;但近年來新的報告顯示這類患者有手術者6-96.7 %者為癌症,故如何判定病人為高危險群而需要手術就變得相當重要。有很多的資料顯示甲狀腺刺激激素(TSH)的上升與甲狀腺癌的風險增加有關,因此這篇研究的目的是要探討甲狀腺刺激激素的濃度是否可以輔助超音波及臨床危險因子做為這類患者甲狀腺癌的預測因子。 研究方法及資料: 本研究在彰化基督教醫院進行,採用回溯性資料收集;研究對象為2006/1~2017/1間所有甲狀腺結節患者接受手術者其術前細針抽吸結果為分化不明非典型細胞或分化不明濾泡性病變的人。我們以病理組織報告來確認良惡性,惡性患者我們僅收入分化型甲狀腺癌患者。每位個案我們收集距離細針抽吸前後3個月內的血清甲狀腺刺激激素濃度、年齡、性別、腫瘤大小、超音波影像、癌症期別、病理報告等,經統計分析後找出與甲狀腺癌相關的獨立變項。 研究結果: 研究案例一共157人,其中良性患者66人,惡性患者91人。多元邏輯斯迴歸分析顯示在分化不明非典型細胞或分化不明濾泡性病變者身上血清甲狀腺刺激激素濃度與甲狀腺癌有顯著正相關(p =0.0014)。惡性組的平均甲狀腺刺激激素濃度顯著高於良性組( 1.68 ± 1.05 mIU/L vs 1.06 ± 0.74 mIU/L, p =0.0001);而當與甲狀腺刺激激素濃度小於0.45 mIU/L者的惡性機率14%相比,甲狀腺刺激激素濃度大於等於1.8 mIU/L時,惡性機率為78%,有顯著差異(p < 0.0001)。此外年紀較輕、結節大小較小及超音波影像有惡性徵者也與甲狀腺癌有顯著相關(p <0.05)。最後在惡性患者中再進一步分析,顯著較高的甲狀腺刺激激素濃度也在T3患者(T3對T1,p =0.0476)跟側頸部淋巴轉移的患者(N1b對N0,p =0.0414)身上被觀察到。 結論與建議: 甲狀腺細胞學抽吸結果為分化不明非典型細胞或分化不明濾泡性病變者,其血清甲狀腺刺激激素濃度越高者甲狀腺癌的風險越高,未來可能可以利用甲狀腺刺激激素濃度的資訊來輔助這類患者決定是否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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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口腔鱗狀細胞癌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SCC),為最常見之頭頸部癌症,佔人類惡性腫瘤 1%-2%,且有不良的預後和低生存率等特徵。WNT1-inducible signaling pathway protein 1 (WISP1) 為隸屬於 Cyr61、CTGF、Nov 等 CCN 家族之 cysteinerich的細胞外間質蛋白,其功能被認為與癌變有關。因此,本研究在探討WISP-1之單核甘酸多型性 (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與口腔癌的易感性和臨床特徵的相關性。研究方法/資料:本研究收集了900名OSCC病患和1200名健康對照組,利用 Real-time 聚合酶鏈反應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分析6個WISP-1的SNP位點。結果顯示帶有至少一個G-allele的WISP1 rs2929970多型性者具有較高的 OSCC 易感性。此外,與吸煙者相比,具有較高頻率的WISP1 rs2929970(AG + GG)之非吸煙者患者有較晚的臨床分期 (Stages III和IV) 以及較大的腫瘤尺寸。另外,有嚼食檳榔且帶有 WISP1 16893344 (CT+TT) 的 OSCC 病患,有較低的淋巴轉移風險。總結:此篇研究結果顯示,WISP1 rs2929970 與抽菸和 WISP1 rs16893344 與嚼食檳榔的複合結果皆會助長 OSCC 的發生。因此,WISP1基因多型性或許可作為 OSCC 的篩檢及治療標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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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瑞特氏食道是下食道鱗狀上皮被柱狀上皮取代的一種病變,其重要性在於有較高的機會變成食道柱狀上皮癌,有關於台灣本土性巴瑞特氏食道的資料甚少。本研究共採兩部份,第一部份為回溯性納入台灣中部某一醫學中心接受高階健康檢查中心檢查之族群,期限是2006年至2009年,共有7712人納入,其中巴瑞特氏食道者有95人。第二部份為前瞻性納入台灣中部某一醫學中心肝膽腸胃科門診確診為巴瑞特氏食道病患,期限是2012年至2014年,共納入152人。本研究結果包含以下發現:(1)巴瑞特氏食道族群有顯著較高比例符合代謝症候群診斷;(2)體重過重或肥胖與巴瑞特氏食道並無顯著關係性存在;(3)巴瑞特氏食道大多為短型,佔93.4%;(4)男性巴瑞特氏食道相較於女性擁有較嚴重的內視鏡表現以及病理發現;(5)伴隨化生不良組織之巴瑞特氏食道皆屬於短型,且有較高的喝酒與抽菸比例;(6)巴瑞特氏食道族群生活品質影響因素為焦慮、憂鬱以及典型胃食道逆流症狀嚴重度;(7)TGF-β值或是PAR-2值在巴瑞特氏食道相比於食道中段與胃底部有顯著意義的下降。本研究探討台灣華人患有巴瑞特氏食道者的臨床相關表現,對於早期診斷此疾病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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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器相關肺炎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 VAP)是常見 的院內感染,其會增加病患的死亡率及浪費許多醫療成本,正確且及時的診斷VAP,可以幫助臨床人員及早給予適當治療,降低病情嚴重度及死亡率。目前在VAP的診斷上,仍舊存有疑慮,客觀的診斷方式 (生物標誌-Biomarker)可以減少個人判讀的誤差。過去的研究指出,在免疫調節機制上,基質金屬蛋白酵素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s)佔有一個重要的位置,而在MMPs家族中,基質金屬蛋白酵素9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9;MMP-9)被證實和嗜中性白血球的遷移、吞噬細菌能力及活性氧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的產生有關聯性,而且,在呼吸道發炎及肺部感染疾病上,均可見MMP-9濃度與活性的增加。多篇研究佐證MMP-9在肺部的發炎機制上,佔有一席之地,但並未有研究探討呼吸器相關肺炎與MMP-9的關聯性,因此,本研究試圖使用MMP-9做為呼吸器相關肺炎病患診斷的依據。本研究為回溯性觀察型研究,共收錄30個VAP及12個未發展成VAP的呼吸器使用病患,另外收集了30個健康的個案做為對照組,VAP的診斷方式依據American Thoracic Society (ATS)標準。收集的個案血液檢體使用免疫酵素連結反應 (ELISA)和明膠酶譜分析法 (zymography)進行MMP-9濃度及活性的偵測。在結果上面,我們發現VAP病患血漿中的MMP-9活性量及濃度明顯高於非VAP病患和健康的族群,而經過治療後的VAP病患,MMP-9活性量及濃度均呈現明顯的下降;另外,血漿中的MMP-9表現量和臨床肺部感染指數clinical pulmonary infection (CPIS) score (r=0.409, p=0.007),白血球White blood cell (WBC) (r=0.620, p<0.01)及嗜中性白血球neutrophils counts (r =0.335, p=0.035)有著明顯的正相關性;使用MMP-9做為VAP病患的診斷工具,設定cut-off為92.62 ng/ml ,在ROC curve上,表現出良好的辨識力 (AUC=0.863, 95% CI=0.761 to 0.932)。總結以上的結果,MMP-9似乎可以被運用於呼吸器相關肺炎的診斷,未來或許可以更進一步的應用在相關的治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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