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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因子Heath-Jarrow-Morton模型隱含參數之估計~T-Bill分析

摘要 本研究的重點在於估計HJM模型的隱含參數及衡量模型的有效性。 在估計參數方面，主要問題發生於遠期債券定價公式中存在隨機項。不過在Musiela, Turnbull and Wakeman（1993）及Jarrow and Turnbull（1994），推導出定價公式的封閉解後，我們可利用其定價公式來估計其中的參數，解決隨機項處理的問題。估計HJM模型隱含參數的實證方法為常應用於一般均衡模型之實證方法，且該隱含參數隨時間與到期日不同而不同。 本研究另一重點在於檢驗HJM模型的有效性，衡量模型之有效性在於評估HJM估計參數是否適當，本研究利用HJM模型所估計參數來作避險理，並以傳統的Modified Macaulay Duration避險策略來作避險效果的比較。 本研究所得的實證結果簡述如下，在推估參數方面，我們發現，採用Difference model實證模型，以第二組工具所得的參數估計值較好， 我們發現其所得到的參數值，λ值、σ2值，不僅隨到期日不同而不同， 亦隨時間作變動。而在避險效果方面，利用HJM模型估出之參數所從 事的避險，與傳統Macaulay Duration的避險方法來比較，發現在採靜態 避險方面，HJM模型的避險效果優於傳統 Macaulay Duration避險方法。 若採動態避險，則兩方法都使避險投資組合值很接近於零，亦即避險得 很好。所以，若採動態避險方面，兩方法的避險效果所差無幾。 關鍵字：HJM模型、GMM法、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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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上市公司國際策略聯盟宣告對股東財富影響之研究

先前有關美國國內策略聯盟宣告的研究已經顯示出公司宣告策略聯盟能為股東帶來正向的財富效果，但並沒有文獻針對國際策略聯盟宣告對股東財富影響來作研究。然而，國際策略聯盟此種合作型態，已成為目前國際上企業間用來進入國外市場，追求多樣策略目標最流行的一種方式之一。 本研究在樣本期間1989~1998年共十年間找出了504個國際策略聯盟宣告樣本，共553家公司，分佈在105個不同產業中，利用事件研究法研究發現美國上市公司宣告國際策略聯盟對股東財富有正的影響。在分群樣本中，本研究發現科技策略聯盟宣告對股東的正向影響在平均數差異性檢定上，顯著的高於行銷策略聯盟。 更進一步地，本研究利用橫斷面分析尋找影響宣告公司股票報酬率的變數，本研究最後發現顯著影響宣告公司的變數有三，分別是：(1)市值較小的公司和異常報酬成負向關係、(2)Tobin’s Q和異常報酬成正向關係及(3)公司自由現金流量和異常報酬成負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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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團隊之團隊關係、任務特性與團隊承諾之研究

虛擬團隊之團隊關係、任務特性與團隊承諾之研究 研究生：盧莉萍指導教授：李弘暉博士 元 智 大 學 管 理 研 究 所 摘 要 本研究針對虛擬團隊做一研究，其中自變數為團隊關係與任務特性，應變數則為團隊承諾，並且將溝通工具做為本研究架構之控制變數。以了解團隊關係與任務特性對團隊承諾的影響以及在溝通工具的控制下，對團隊承諾的影響為何，其中團隊關係為團隊凝聚力與團隊合作；任務特性為技能多樣性、工作重要性、工作自主性、工作完整性以及工作回饋性；團隊承諾則為價值承諾、留職承諾與努力承諾三部分。在統計方法上則使用相關分析、逐步迴歸分析、以及變異數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1. 團隊關係中之團隊凝聚力與團隊合作對團隊承諾具有顯著差異，但僅有團隊合作對團隊承諾具有預測能力。 2. 任務特性中的任務重要性對團隊承諾具有預測能力。與其他構面相較，「任務重要性」就成為團隊隊員投入工作的重要指標項目，顯示「工作重要性」是影響團隊承諾高低的主要關鍵因素。 3. 團隊合作與工作重要性對努力承諾具有預測能力；團隊合作與工作重要性對價值承諾具有預測能力；團隊合作對留職承諾具有預測能力。故團隊關係中的團隊合作與任務特性之工作重要性對團隊承諾的影響力大過於其他構面。 4. 控制變數--溝通工具對團隊承諾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以面對面溝通做為溝通方式的虛擬團隊之團隊承諾較以電子郵件為溝通方式之團隊承諾為高，但電子郵件與電話以及面對面溝通與電話之團隊承諾則無顯著差異，因此面對面溝通方式之團隊承諾仍高於其他二種溝通工具。 本研究之結論為，1.重視社會性資本的建立與累積；2.強調目標與任務的重要性；3.善用不同的溝通工具。 關鍵詞：虛擬團隊、任務特性、團隊關係、團隊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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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成員資訊回饋能力對快速回應影響之研究

有鑑於專業的IC設計公司，在本質上實為一虛擬的企業，其本身只專注於IC的研發設計，而將生產製造的過程委由外部的加工廠來進行。各晶圓廠及外包廠商雖定期將相關的生產資訊回饋給IC設計公司，但由於資訊整合上的困難，使得所收到的資訊並未能與其內部的資訊系統相結合，而資訊的處理方式也大都停留在手工處理的方式，不僅不能及時處理龐大的資訊，同時容易造成人為的疏失。基於此本研究提出一個簡易的資訊流通整合架構，意在建立起一個簡單又有效率的資訊回饋及整合機制，以解決IC設計公司在資訊回饋及整合上的困難，並期望藉由此簡易的資訊流通整合的架構，達到企業營業活動上的各項快速回應事項。依照此簡易的資訊流通整合架構，晶圓廠及外包廠商將生產資訊及相關回饋資訊，透過 Internet的傳輸方式傳給IC設計公司，經過轉換成XML的資料格式，再與IC設計公司內部應用系統的資料格式作比對，然後轉換成與其內部應用系統相同的資料格式，最後將資料匯入到應用系統達到資料整合的目的，而不需透過人工的輸入或轉檔，不僅節省人力的負荷，同時提升資料處理的效率，更達到降低營運成本及縮短交易處理周期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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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禁用制度』對工作滿意度及組織承諾之影響

中小企業一直是台灣經濟的主體， 而中小企業的特徵又以家族企業佔大多數，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皆集中於企業主之家族成員，因此企業之經營決策受到家族影響甚鉅。長久以來，家族企業雖為台灣經濟發展扮演重要的角色，其貢獻自是不可抹滅。然而，家族企業因為受其組織的特性和管理模式之限，因而或多或少的影響組織之公正性，卻是不爭的事實。 本研究特別以與家族企業精神差異很大的個案公司，於實施『親屬禁用制度』後之影響進行實證研究。該個案公司雖然實施此制度多年，但是員工所持看法與反應如何，從未深入探究。本研究根據相關文獻並參考該制度內容，預測施行該制度後，員工對此制度的態度越正面，其所感受到的組織公正越高，則工作滿意及組織承諾也會越高。同時，預測組織公正為員工對『親屬禁用制度』所持態度與組織承諾、工作滿意之中介變項。 本研究以個案公司－W公司員工為研究樣本，針對該公司現有間接員工進行問卷調查，合計發放問卷260份，回收230份，其中15份為廢卷，有效問卷215份。利用因素分析，發現對於『親屬禁用制度』之態度，可分為整體支持度、了解程度、制度正面效應、制度限制面等四個構面。 研究發現，當員工認為公司越符合組織公正(程序公正、分配公正)，則員工之工作滿意度及組織承諾也越高；當員工覺得該制度正面效應越大，則認為公司越符合組織公正(程序公正、分配公正)，則其工作滿意度及組織承諾也越高；此外，透過統計檢測本研究結果，也支持組織公正（程序公正、分配公正）為「制度正面效應」與工作滿意度、組織承諾之中介變數的假設。 整體而言，本研究之基本假設及預期結果經實證研究之後，大多數均能獲得部份或完全支持。本研究之結論，除可做為個案公司繼續執行或修改該制度之參考依據外，亦提供國內其他企業有意推行此制度者，另一個值得參考的另類經營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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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不安全感與組織承諾、工作滿足關連之研究--以企業赴大陸投資為例

近年來，台灣企業不斷赴大陸投資，尤其製造業為了取得較低成本優勢，其趨勢更為明顯。企業赴大陸投資，經營重心會隨著投資進度而改變，比較常見的負面影響是本地組織縮編、裁員、甚至關廠以及人員外調。所以，本地員工可能會產生工作不安全感，本研究先在文獻中探討工作不安全感的理論架構、工作滿足、組織承諾、個人技能對公司的重要性、及員工對企業赴大陸投資的看法等文獻，了解工作不安全感前因及對組織行為的影響，其次探討工作不安全感的三種量表，最後選擇其中多構面量表，再以問卷施測，以驗證基本假設。 本研究以Greenhalgh與Rosemblatt（1984）的多構面工作不安全理論架構為基礎，參考Ashford, Lee, & Bobko (1989)發展之工作不安全問卷，收集各廠商員工工作不安全感、工作滿足、組織承諾、個人技能對公司的重要性、員工關於赴大陸投資的看法、與個人及公司基本資料，主要研究議題包括：1.工作不安全感和組織承諾與工作滿足的關係研究；2.技能對公司的重要性程度與工作滿足、組織承諾的關係；3. 個人對企業赴大陸投資的看法與工作滿足、組織承諾的關係研究；4.技能對公司的重要性、及員工關於赴大陸投資的看法，個別對於工作不安全感與工作滿足、組織承諾之間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以國內九家赴大陸投資的廠商其員工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合計發放160份，回收143份，其中11份廢卷，有效問卷132份。以階層迴歸分析之研究結果發現受測者的工作不安全感對組織承諾有顯著解釋力，但對於工作滿足並無顯著解釋力。員工個人技能對公司重要性、個人對企業赴大陸投資的看法，均與組織承諾、工作滿足呈顯著正相關。技能對公司重要性、及個人對企業赴大陸投資的看法，對於工作不安全感與組織承諾或工作滿足之間的相關性，均不具有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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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認購權證市場過度反應實證研究

所謂過度反應（Overreaction）意指投資人在過度預期的情況下，過去報酬率較高與較低的股票皆會產生報酬率反轉的現象。若以事件研究的觀點解釋，則為市場對於好的訊息會產生過度樂觀、過度預期的效果，此時證券價格會超過其理論的基本價值（fundamental value），而在事件反應過後報酬率則會有向下修正的趨勢；反之，市場對於壞消息的發佈也會有過度悲觀、過度預期的效果，此時證券價格會低於理論的基本價值，而在事件反應後報酬率也會有向上調整的趨勢。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認購權證市場過度反應行為』，研究期間自民國86年9月至89年9月，研究樣本包括99支個股型認購權證與15支組合型認購權證，期望透過De Bondt and Thaler（1985）提出的輸家贏家檢定法、輸家贏家事件研究法與Lo and MacKinlay（1988）提出的變異數比例分析法，實證台灣認購權證市場短期過度反應行為與反向操作策略之可行性。 研究結果顯示台灣認購權證市場不存在過度反應現象，推論其可能原因為發行券商皆能夠善盡造市者價格發現與價格穩定之功能，在市場價格超漲超跌時，進場修正投資人不理性之過度反應行為；其次，市場不存在過度反應行為亦間接證實弱勢效率市場的存在；此外，我們在進行分組討論時亦發現，標的證券價格波動程度為影響權證市場過度反應與否的重要因素，當標的證券價格波動程度越低，則權證過度反應現象越明顯，因此『組合型權證』、『標的風險值較低之權證』與『傳統類股型權證』相對於『單一型權證』、『標的風險值較高之權證』與『電子類股型權證』而言，有較明顯的過度反應現象；最後在實證市場型態與過度反應行為時則發現，多頭市場（非金融風暴期間）相對於空頭市場而言（金融風暴期間），有較明顯的過度反應現象，此實證結果與絲文銘（1994）之實證結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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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信、外資及散戶從眾行為之探討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探討共同基金的從眾行為及共同基金對外資與散戶投資行為的影響。本研究的研究期間由1995年至2000年8月，利用91家曾被選為摩根指數成份股的公司為研究樣本，觀察國內196檔共同基金的月持股資料，研究方法則利用Lakonishok et al. (1992) 提出了方法來衡量共同基金的從眾行為，研究發現國內共同基金的從眾行為程度約為5.22%，高於美國市場的3.4% (Wermers, 1999)，而且國內的基金經理人較傾向於跟隨其他經理人買進相同的股票。進一步探討公司規模對從眾行為的影響，發現大型股的從眾程度高於小型股；另外在產業別方面，以電子產業的從眾程度最高，金融產業次之，而一般產業的從眾程度最低，符合產業風險愈高，從眾行為程度愈高的論點。 因為本研究的研究期間含概整個東南亞金融風暴的發生期間，故本研究進一步探討外在環境對從眾行為的影響，發現當外在環境極為惡劣時，共同基金的買進從眾行為的程度會下降而賣出從眾行為的程度則會增加，此現象以小公司、金融產業及電子產業最為明顯。雖然國內共同基金之間存在著從眾行為的現象，但本研究發現國內共同基金的從眾行為是因為共同反應新的訊息而形成的，並不是因為代理問題或是為了維持私人聲望而造成的，因此共同基金的存在有助於使證券市場更有效率；但在金融風暴發生期間，共同基金的從眾行為則較不理性，尤其是在投資金融產業方面。 根據Grinblatt et al. (1995) 指出美國市場的共同基金有77%會採行正向回饋交易策略，國內的共同基金對一般產業採行正向回饋交易策略，而且追漲的現象較殺跌明顯，而對金融產業則改以負向回饋交易策略為主，其程度以金融風暴間期較明顯，致於電子產業的投資策略則無一定的規則，只有在金融風暴期間有輕微追漲殺跌的現象。 雖然法人的投資比重正逐年增加，但國內證券市場至今為止仍以個別投資人居多，法人與個別投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亦值得我們深入研究，於是本研究利用Probit 模型來探討投信、外資與個別投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結果發現投信與外資之間是正向互動關係，其程度以金融產業最為密切，其次為電子產業與一般產業；個別投資人的投資行為則與共同基金明顯相反，而與外資輕微的反向操作，其程度以電子產業最明顯，一般產業次之，但在金融產業方面，共同基金與散戶之間則沒有明顯的關係。根據從眾行為對股票報酬影響的結果可知，共同基金擁有優異的選股及擇時能力，特別是在投資電子產業方面，由此可知個別投資人總是資訊落後者，其會買在最高點而賣在最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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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購併下組織文化與組織承諾之研究--以立榮航空為例

企業購併下組織文化與組織承諾之研究─以立榮航空為例 元智大學管理研究所 研究生：龔靜雯 指導教授：李弘暉 博士 摘 要 近年來，由於產業競爭方式丕變以及經濟不景氣，使得全球性購併風潮持續延燒，企業欲藉購併來達到綜效的發揮。然而不少企業進行購併後，卻常發現在組織規模擴大的亮麗外表下，購併所帶來的實際績效並不如原先預期。造成購併失敗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之一就在於企業購併時忽略購併後相關的「軟性議題」。 本研究以立榮航空購併大華、台灣航空為個案進行探討，以瞭解企業購併下組織文化與組織承諾間的關係。根據研究結果所得之結論有下列幾點： 1.主併(原立榮)與被併(大華、台灣)公司員工對購併後的組織文化認知仍存有顯著差異。主併公司員工認為目前的立榮文化偏「成長調適型文化」及「理性市場型文化」；被併公司員工則視目前的立榮文化偏「理性市場型文化」與「層級節制型文化」。但若以此實證結果推論，「理性市場型文化」應為目前立榮文化中的一股強勢文化。 2.以競值途徑為基礎所區分出的四種文化類型中，其中「凝聚共識型文化」與「成長調適型文化」皆對情感性、規範性承諾最具影響力。若以構成競值途徑的兩價值主軸來分析，上述兩種文化類型不論組織視野焦點放在內部或外部，其組織結構重心皆強調「彈性」的重要性。 3.以競值途徑為基礎所區分出來的四種文化類型中，以「理性市場型文化」及「層級節制型文化」對持續性承諾最具影響力。若以構成競值途徑的兩價值主軸來分析，上述兩種文化類型不論組織視野焦點放在內部或外部，其組織結構重心皆強調「控制」的重要性。 4.公司別、職位別、年齡別與在原公司服務年資別皆會對組織承諾造成顯著影響效果。 5.若分別以公司別、職位別、在原公司服務年資別為控制變數，可發現其皆會對組織文化與組織承諾間的關係造成顯著影響。 關鍵字：企業購併、組織文化、組織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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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公司技術升級與競爭：實質選擇權分析

高科技企業為獲得持久性競爭優勢，不斷投資於技術升級活動，是不可獲缺之關鍵。然而於高度不確定之產業環境下，為達成技術升級目標並對企業資源做最有效配置，精確的資本預算方法是必備條件。本研究經文獻探討發現，傳統資本預算之淨現值法，忽略高度不確定性下之不可撤銷與可延遲投資行為特質，且未將投資決策之管理彈性納入考慮，使得淨現值法低估投資方案之實際價值。於現今新興之資本預算方法中，考慮市場成長機會及經營彈性成本之實質選擇權評價方法，可適切地描述不確定性下之企業投資決策，並突顯投資管理彈性之價值。 本研究擬以實質選擇權資本預算方法，應用於高科技產業廠商進行製程創新技術升級投資計畫之評價。並以Cournot模型及廠商雙方技術升級競爭型態為分析架構，試圖將廠商之競爭活動與技術升級先佔優勢引入評價模型中，並考慮成本領導優勢之存在性，市場需求不確定性、廠商投資決策之管理彈性與不可撤銷性。本研究利用動態規劃分析方法及向前歸納法(backward induction)，求算出於兩種技術升級路徑及三個技術階段下廠商技術升級投資計畫價值之封閉解(close form)、投資決策準則以及技術升級路徑之實現條件。 本研究發現，於廠商均進行技術升級活動之技術階段下，市場需求價格、保留價格過程之趨勢率及波動度、需求價格低限，與投資計畫價值呈正相關；而技術升級後之邊際生產成本、折現率與投資計畫價值呈負相關。本研究亦利用數值分析方法，試圖探討各參數變動對於市場均衡價格以及投資決策之影響。結果發現，成本領導廠商與非成本領導廠商成本降低的程度愈高，將增加成本領導廠商獲得技術領先地位之動機，並使企業之投資門檻降低。折現率、需求曲線斜率及投資於技術升級活動之沉沒成本的增加，將減少成本領導廠商處於技術領先之機會，並提高企業投資之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