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學國際貿易研究所學位論文
中原大學,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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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股價指數期貨引入，對現貨市場之波動性行程是否造成改變，進行探討。過去文獻往往只著重在大盤股價指數期貨對其標的現貨市場波動性的影響。至於大盤指數中，各組成類股指數之波動性行程，是否會因類股指數期貨契約的引入，造成對應之類股指數波動性有所變化，則較沒有被討論。除簡單GARCH模型外，我們利用可以刻畫槓桿效果的EGARCH模型，來協助此議題的剖析，並利用近期Chou(2005)提出的CARR模型來輔助分析結果的穩健性。結果發現，類股指數期貨契約的引入，確實會增加其對應現貨市場中的資訊傳遞流量，以及資訊傳遞的速度。電子類股指數以及金融類股指數因為還有本身對應專屬的指數期貨，因此，波動性的結構型態轉變更為顯著且類似。塑化類股雖然沒有對應之指數期貨，但它的交易量對台股大盤指數而言，佔有顯著比重，在大盤股價指數期貨的帶動下，塑化類股指數波動性的變化結構，類似金融類股指數以及電子類股指數。可能的理由之一為大盤股價指數交易下，所伴隨之資訊的外溢效果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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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眾多籌資管道當中，企業選擇海外存託憑證作為其中長期資金的來源，掛牌公司具有那些特點影響其發行意願？海外掛牌後是否能增加公司績效？為瞭解海外存託憑證的發行因素以及對公司績效的影響，本文以臺灣上市上櫃電子資訊公司作為研究對象，研究期間自1991年至2004年，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有40家公司，無發行者有557家公司，為考量研究對象數目之限制，故採取含橫斷面與時間序列之混合型資料（Panel data）進行分析，扣除沒有資料及資料不全之樣本數後，共有211個年觀察值（year-firm observations）發行存託憑證，2,630個無發行，全體有效年觀察值為2,841個。 首先，我們發現海外交易所掛牌公司（SEC）、OTC與 144a公司及無海外掛牌公司三群在財務特性上有顯著不同。 本文並採用Logistic迴歸模型，探討那些財務特性會影響公司海外掛牌與否，並發現，公司績效低、公司規模大、低財務槓桿比率、低外銷比率、低固定資產比率、高資本支出比、股票流動性較高、成立時間較不久、上市公司，對存託憑證的發行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並用Logistic迴歸模型預測存託憑證的發行機率。 再採用兩階段最小平方法聯立方程式模型（2SLS Model）探討存託憑證的發行與否及其發行機率對公司績效的影響，結果發現：存託憑證的發行與否與公司績效呈顯著負向影響，即高公司績效的公司傾向不發行存託憑證，低公司績效的公司傾向發行存託憑證，有發行存託憑證的公司其與公司績效呈顯著負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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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係研究台灣上市公司研發支出、槓桿與公司經營績效的互動關係，資料取自1990至2003年，654家在台灣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公司，總計有9,156個觀測值進行研究。研究方法則是採用三階段最小平方法聯立方程式模型（3SLS Model）及分群檢定。 研究結果發現，研發支出與Tobin’s Q，互為顯著且正向且影響關係；而槓桿比與Tobin’s Q，互為顯著且負向關係；研發支出和財務槓桿則互為顯著且負向影響關係。另外，有發行海外可轉債的公司，較沒有發行之公司，有顯著較高的研發支出比及財務槓桿；而有發行海外存託憑證的公司，較沒有發行之公司，則沒有顯著較高的研發支出比，且相反的，還有較低之財務槓桿。由此可知，這兩種海外籌資，係顯示截然不同之無形資產投資資訊及資本結構政策。究其原因，可能在於企業在海外舉債，難度及風險皆遠高於海外釋股，籌資環境亦較為競爭，必須投入較多的研發費用，以保持本身的競爭優勢；當然，發行海外可轉債是一種負債融資，造成較高的槓桿比毫無疑問。反觀，海外釋股之信號，通常不外忽股權稀釋，股本增加及每股盈餘稀釋，較少動機係為投入研發而做，因而當然與研發投入間之關係為不顯著；另外，股權增加自然導致槓桿降低，亦是相當合理的。最後，高科技產業無論對Tobin’s Q或是研發支出比，皆有顯著且正向之影響，顯示高科技產業在研發資產之投入較高，且帶來較高之Tobin’s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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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係研究台灣首次上市上櫃公司之經營績效、銀行往來關係及承銷商聲譽間相互影響關係，分別以杜賓Q與股東權益報酬率、銀行往來家數及承銷商市場占有率作為其代理變數。本研究並以圖型方式針對三個內生變數之趨勢做一分析比較，另依內生變數在各產業的分佈，探討其差異性。本文選取之樣本，為自 1991 年至 2002 年在台灣證券交易所及中華民國櫃檯買賣中心首次公開上市上櫃（Initial Public Offerings,IPOs）公司，有效樣本為735個。IPOs 公司相關財報資料、銀行借款資料及承銷商資料，取自台灣經濟新報、台灣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各公司年報及各券商網站。本研究利用三階段最小平方法（3SLS）聯立方程式模型來檢視台灣 IPOs 公司之經營績效、銀行往來家數及承銷商聲譽間相互影響關係。結果發現，銀行往來家數與經營績效間呈現雙向顯著負向影響關係，表示銀行往來家數愈多的公司，績效愈差；且績效愈佳的公司，傾向與較少的銀行往來。承銷商聲譽與經營績效間則呈現雙向顯著正向影響關係，隱涵 IPOs 公司因存在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因而使用聲譽佳的承銷商，較有正面的信號放射效果，間接對公司股價及經營績效有正面的影響；另外，績效較佳的 IPOs 公司，亦傾向找聲譽佳的大承銷商來承銷，以期充分展現其績效佳的實質。最後，IPOs 公司之銀行往來家數與承銷商聲譽間則有雙向顯著負向影響關係，表示銀行往來家數愈多的公司，傾向選擇小承銷商來銷商；而與聲譽佳的承銷商往來之 IPOs 公司，則會與較少的銀行家數往來或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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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業為一國之基礎工業，產業特性為資本、技術與能源密集；此外，鋼鐵業的產業關聯性高，緊密聯結經濟體系中之上游原物料與下游工業。基於鋼鐵工業的發展與其他產業間關係緊密並會影響一國之工業化程度，其經濟地位極為重要，然而鋼鐵業的成長亦與世界經濟息息相關，2001年，全球鋼鐵市場因供需失衡以及經濟萎縮則進一步造成對鋼鐵需求的銳減。有鑑於鋼鐵對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本研究首先就鋼鐵分類與鋼鐵市場特性、產業發展逐一討論。隨後，依據前述分析選取影響鋼鐵價格之重要因素(例如：全球粗鋼產量、全球鋼鐵價格指數、煉鋼原料價格指數、中國焦炭產量、中國重工業產值等)進行實證分析，希望藉以瞭解鋼鐵市場中鋼鐵價格及其影響變數間的互動關係。本研究使用E-views軟體，先對變數作單根檢定，並以VAR 模型估計變數間的互動關係。之後，依據變數間的相互影響關係再分為四組變數加以探討，各分別以VAR 模型進行配適，經配適後若殘差項仍具有異質變異現象，則再進一步結合多變量GARCH(1,1)模型探討。實證結果顯示煉鋼原料與燃煤、焦炭等因素會影響鋼鐵價格，證明煉鋼原料價格與燃料成本上漲時，鋼鐵價格會隨之上升，意謂對煉鋼原料及燃料的需求增加會造成鋼鐵價格上的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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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來國際經濟快速發展下，倫敦金屬交易所（LME）之國際銅價由1997年10月的均價每噸2,052.26美元，上漲至2005年10月的均價每噸4,059.76美元，漲幅高達97.8%，將近一倍。由於銅是經濟發展上最重要且運用最廣的基本金屬，銅的應用中，64%是運用在目前影響全球經濟發展最大的電子電機產業，而其中60%是使用在電線電纜此一影響各國基礎建設的重要產業，且銅亦佔線纜產業各產品成本20~95%不等；因此，瞭解國際銅價之重要影響因素將有助於相關用銅產業，尤其是線纜產業，有效降低購銅成本之風險，提早因應變局，進而增加產業之競爭力。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國際銅價決定機制與影響因素。首先，先就國際銅價決定機制及相關影響因素做敘述性探討，並佐以相關走勢圖觀察，而考量之相關因素包括供需關係、國際經濟發展、全球物價水準、銅的生產成本、投資基金操作、相關商品如石油的價格波動、美元匯率、用銅行業發展趨勢的變化等面向；接下來，本研究對銅及線纜產業及其兩者相關性做探討，實證的方法則主要以VECM方法估計並觀察各影響因素間之衝擊反應函數，以分析變數間的相互影響情形，也同時分析各因素間之長短期影響關係。 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LME庫存量、美國及大陸工業生產指數、OPEC原油價格等皆會對LME銅價產生長短期影響；LME庫存量與LME銅價為反向影響關係，美國及大陸工業生產指數、OPEC原油價格與LME銅價則為正向影響關係。針對此一結果，本研究建議國內相關電線電纜產業在採購銅板時，應觀察的相關影響因素包括如銅供需狀況、國際上主要國家經濟發展狀況、及相關商品價格如油價等。當這些變數的發展會預期到長期國際銅價的上漲時，應增加長約採購比例，以降低營運風險並確保供料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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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與經濟發展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幾十年來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能源早已成為經濟發展與提高國民生活水準所不可或缺之重要投入要素。第二次石油危機後，所歷經的一段低油價時期，因為碰上經濟的快速起飛，更是使得台灣對能源的需求增加更加快速，藉由觀察能源效率指標可了解能源投入與產業經濟活動產出的關係，在能源永續發展的目標下，各國皆致力於投入提升能源效率之研究，而基於國家經濟整體發展的前提下，如何兼顧能源效與經濟效益則是一大課題。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係要探討台灣主要製造業部門中之食品及飲料業、紡織業、紙、紙漿及紙製品製造業、塑膠製品製造業、金屬基本工業、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化學製品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等九個產業，民國70年至民國92年間能源投入與其他投入間替代關係之變動情形，並同時觀察產業能源彈性值之變化趨勢，進而歸納探討產業能源使用效率的變化情形。 實證研究中運用GL成本函數模型估計我國各產業能源效率、投入替代關係及能源投入技術變動偏向之變化，根據實證結果，可以歸納得到以下幾項結論及經濟意涵：(1)根據能源投入自身價格彈性之估計結果發現，能源價格變動與非耗能源產業能源投入間之關係是呈現負向，即能源價格上升，非耗能源產業會降低能源投入，如果政府或產業要降低能源投入之使用，價格政策是可以考量的；而根據耗能產業能源投入自身價格彈性之估計結果，則顯示出能源價格政策不一定永遠有效。(2)根據能源投入與其他投入之交叉價格彈性之估計結果，各產業別因投入相對價格之變動，可觀察出能源投入與其他投入之替代關係。產業配合政府所制定能源政策可將投入間替代關係列入參考，因為生產組合改變對於產業之生產成本勢必產生影響，更進一步可能會影響產業或國家競爭力。(3)本研究根據能源產出彈性之估計結果討論各產業能源投入與產出間邊際效益之變動，根據估計結果觀察各產業各年度能源投入與生產總值之變動情形，得知歷年能源彈性值之估計結果下降，原因可能是邊際能源投入之減少或邊際產出減少，因不同形成原因，對各產業能源效率之變動的解讀也不同。(4)在本研究中估計各產業Allen-Uzawa偏替代彈性及Morishima替代彈性，透過Allen-Uzawa偏替代彈性之估計結果，可得知二投入間替代關係。相較於Allen-Uzawa偏替代彈性，觀察Morishima替代彈性可得知投入間替代關係的變動。(5)關於產業能源投入技術變動偏向之估計結果顯示除了紡織業外，其餘各產的技術變動呈現相對降低能源投入成本的情形，即生產技術變動有朝向節省能源投入的方向發展。(6)透過觀察各產業實際資本投入與最適資本投入之比，可以得知一產業是否有投資低估或過度投資的現象。投資不足或過度投資可能源自於大環境不景氣、產業結構轉變、生產技術的革新或政府政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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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係以研究台灣資訊電子業上市公司，使用研發支出、槓桿與托賓Q為預測內生變數，再加上現金流量對銷售比、實際課稅稅率、股價成長率、固定資產對總資產比、公司規模、銷售成長率、資產支出比、公司成立年限、股利支付率等外生控制變數。探討槓桿對研發支出與托賓Q之聯立關係，將針對台灣資訊電子業上市公司進行實證比較分析。 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採用混合式三階段最小平方法聯立方程式與納入增額法來強化聯立方程式實證效果，探討在不同條件下是否影響變數之間的關係。在研究樣本方面，本研究共選取了自1991年至2004年，188家資訊電子業上市公司之全體有效樣本為2,632個觀察值。以研發支出對銷售比、研發支出對總資產比分別為研發支出指標，長期槓桿、總槓桿分別為財務槓桿指標，以及托賓Q、資產報酬率分別為獲利能力指標，由實證發現混合式三階段最小平方法聯立方程具有解釋研發支出、槓桿、獲利能力三個內生變數指標的關係，結果發現對於原始樣本或是採取增額法之聯立方程式來看，財務槓桿的高、低樣本群選擇對於托賓Q均具有相同顯著且負向的影響。而研發支出的高、低樣本群對於托賓Q，具有顯著正向的影響，亦即投資決策會受到公司成長機會的影響，當公司本身獲利能力愈好，投入研發活動的意願會愈高；當公司本身獲利能力下滑時，投入研發活動的意願會降低。 再者，發現研發支出高的公司，無論是在高槓桿或是低槓桿時，都較研發低的公司來看都有較佳績效的情形。同樣的，無論是由高研發支出的同時或者是低研發支出的同時，低槓桿的公司又都有較高槓桿的公司有較佳績效的情形。換言之，高研發支出不論其槓桿是否使用公司績效都有較佳的情形，但是低槓桿的公司，不論其研發支出使用情形，低槓桿公司又較高槓桿的績公司有更好的績效，所以，槓桿是與研發支出呈負向的影響關係而研發支出與績效是呈正向的關係。因此，從長期槓桿或是總槓桿來看都有相同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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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應用Parasuraman et al.(1988)提出服務品質缺口模式，對國內H銀行實際導入催收系統的成效進行調查，以全省173家分行催收人員(含經辦及主管)為調查對象，由於H銀行在民營化後，基於提升催收效率目標下，自行開發及導入催收系統，在催收業務繁重且人力精簡的前提下，H銀行內部資訊人員(MIS)則扮演極重要的角色，故本研究乃針對以催收人員預期與實際感受到MIS人員提供之服務品質的差距(SERVQUAL)為自變數，以催收人員感受的滿意度為依變數，進行迴歸分析。 本研究經統計分析後，獲致以下結論： 一、 利用因素分析修正後的SERVQUAL以22個題目，衡量MIS人員之服務品質構面為「有形性」、「可靠性」、「反應度」、「信賴感」以及「關懷度」等五構面。 二、 發現「有形性」與「可靠性」之服務品質均對使用者在使用催收系統時，在系統層面的滿意度有顯著的影響，亦即系統產出及資訊品質將左右使用者在系統層面的滿意度，而「快速反應」、「信賴感」與「關懷度」的服務品質則對使用者與MIS人員的溝通與互動滿意度有顯著影響，即MIS人員在與使用者溝通互時，其本身態度將影響使用者對該系統的滿意度。 本研究結果顯示系統層面與人際關係層面的滿意度，受到不同的服務品質因素的影響，故結果具有提供一個多元層次衡量導入催收系統的滿意度。 關鍵字：催收系統,服務品質,MIS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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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已是全球重要議題，大自全球性企業，小至國內中小企業都面對此問題。本研究以「信仰基督教」的台灣企業領導人為對象，探討基督徒企業領導人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法進行，瞭解企業領導人個人宗教價值觀如何影響企業內部、企業外部與社會環境面責任的認知與履行。研究結果顯示： 基督徒企業領導人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認知度高；整體而言對員工責任最為重視；對員工的責任表現以政府規定之勞基法為基準，其表現更優於勞基法；領導人著重本身行為作見證，尊重員工的不同宗教信仰；對顧客與消費者責任方面，非常重視顧客滿意度；對供應商責任方面以準時付款與維持良好關係為表現；對社區參與方面無編列預算，以領導人個人力量參與社區服務為表現；對環境保護責任方面以政府法令並且推動辦公室環保為責任表現。 本研究期望藉由瞭解台灣基督徒企業領導人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認知與表現做為對其他宗教價值觀對於企業社會責任進一步研究的探討，並提供政府政策與企業策略制定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