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學會計學系學位論文
中原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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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於民國八十年開始推動強制性財務預測制度，並於民國八十二年發佈「公開發行公司財務預測資訊公開體系實施要點」，而國內對於財務預測資訊效果的相關研究，多半是採用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並假設β風險水準是固定的。但近來許多研究皆指出β會隨著時間而變化。若此屬實，除非將此變動控制，否則研究結果可能會有偏誤，故有必要檢驗β變動是否存在。本研究以dimson (1979)之估計模型衡量系統風險β及其變動。結果發現在10%顯著水準下，β顯著變動的公司佔10%以上，因此財務預測宣告時β變動是存在的。 本研究另發現公司規模越小，財務預測宣告時β變動的幅度就越大，代表公司財務預測宣告前之資訊量越少，宣告時風險的變動就越大，而財務預測宣告精確性越低的公司，其風險變動的幅度越大。而針對不同區段所做的分析結果發現，各項結果皆隨著宣告時間越接近宣告年度當年底而呈現著越不明顯的效果。可能因為財務預測本身主要的價值—預測價值，隨著預測的期間縮短，預測的資訊效果就越不具意義，因為年中相繼發布公司的財務資料以及分析師對公司資訊的解讀傳遞至市場，使投資人對財務預測的重視程度自然就會降低。 另外，國內股市有漲跌停限制，因此交易量常為研究市場對資訊揭露時，另一項重要的衡量因素。先前確定系統風險β變動是否存在後，再檢驗財務預測宣告期間所產生的異常交易量，究竟是受到風險變動還是財務預測宣告的資訊內容所影響。結果發現財務預測宣告期間風險變動較大的公司，當市場收到關於風險變動的資訊時，其異常交易量會增加。而絕對累計異常報酬(資訊內容)對交易量的影響不比系統風險β變動來的低，且顯著性較高。此結果證實公司的異常交易量與風險變動是相關的，但受到絕對累計異常報酬的影響似乎更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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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識經濟下的新企業競爭環境，企業的成功不再是僅依靠傳統有形資產，無形項目，亦稱智慧資本，重要性逐漸凌駕於土地、資金、廠房等實體生產要素之上。但因智慧資本項目並不全都能符合會計上無形資產的定義，受限於會計準則對於資產認列及評價之規定，這些對智慧資本的投資無法認列在資產負債表上，財務報表可能無法完整呈現公司的真實價值。故本研究選擇從人力資本、顧客資本及創新資本三方面切入，探討這些未表達在財務報表上的項目是否的確對公司價值創造有幫助。 本研究理論架構是依照Ohlson(1995)的評價模型，以價格模式與報酬模式來進行研究，觀察人力資本、顧客資本及創新資本對於公司評價是否具攸關性，模型之解釋力是否會因為加入了智慧資本變數而提高。 實證結果發現：在人力資本變數方面，員工教育程度：在價格模式下，對股價不具解釋力；在報酬模式下，員工教育程度變動率對股票報酬率具正向解釋力。員工年齡：在價格模式下，對股價具負向解釋力；在報酬模式下，員工年齡變動率對股票報酬率具正向解釋力。每股員工生產力：在價格與報酬模式下，皆不具解釋力。 在顧客資本變數方面，每股重要顧客銷貨金額：在價格模式下，對股價具正向解釋力；在報酬模式下，對股票報酬率不具解釋力。每股廣告費：在價格與報酬模式下，皆不具解釋力。 在創新資本變數方面，累積有效專利權件數：在價格及報酬模式下，皆具正向解釋力。每股研究發展金額：在價格及報酬模式下，皆具正向解釋力。 綜合價格與報酬模式的發現，智慧資本確實有助於公司價值的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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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大陸、台灣一水之隔，從經濟面來看，大陸正面臨了經濟起飛的階段，充沛的人力資源與廣大的市場都極具吸引力，此外，大陸的人力不會永遠如此低廉，台灣企業若僅能在成本觀點著力，使赴大陸投資只會延緩企業淘汰的時間而已，因此如何加強企業本身的核心競爭力在大陸資本市場籌措資金，來與國際大廠競爭，將大陸視為全球運籌的一環，增加企業生存能力。 台商到大陸發展已見規模的公司，卻因政府對大陸投資政策的限制下，面臨大陸廠的發展因為資金短缺，導致錯失企業發展的良機、降低競爭優勢。所以本論文主要是了解台灣和中國大陸證券市場發展的沿革和狀況，並提供企業對大陸證券市場的了解，進而藉由大陸資本市場籌集資金降低企業資金成本，使企業對兩岸的資本市場籌資方式容易度與效率有更好的評估依據。 兩岸公開發行程序及資訊揭露之主要特色，有許多的規定可以互為借鏡、互為參考，彼此之間可截長補短，以促進兩岸股票市場的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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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證券交易所是證券市場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也是集中交易制度下證券市場的組織者和一線監督者，同時是依據國家有關法律，經政府證券主管機關批准設立的集中進行證券交易的有形場所。 兩岸三地證券市場的功能，在於儲蓄者與投資者，工商企業得以有效獲取足夠的長期資金，藉以擴充生產設備、改善財務結構、擴大經營規模、增強競爭能力、提高獲利水準，並且，藉著利潤分配，使投資大眾得以共享企業經營的成果。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比較分析兩岸三地證券市場發展現況、發行市場管理架構和證券交易制度及公開資訊揭露作深入探討之課題。 本研究主要探討台灣與大陸、香港證券市場之現況及各證券交易制度作一比較，讓未來在大陸投資企業了解台灣交易市場之上市、上櫃、興櫃，及香港交易市場之主板和創業板，以及大陸交易市場之上海A股與B股，即將改變深圳成為創業板之科技板塊市場，有何不同制度？讓台商企業瞭解進而在優勢上規劃並有機會能上市掛牌，使資金募集更具效益，使投資風險降低，投資決策更趨合理化，證券相關法令制度更臻完善。其次，依據現況與發展趨勢，由制度面、運作面、國際面、環境面等四個構面深入評估兩岸證券市場之相對競爭優勢強弱，最後，並作成建議及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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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過去許多財務危機研究指出以傳統財務性指標及公司治理因素建立財務危機模式，可獲得良好之危機預警模式，但並未有研究考量將關係人交易資訊納入危機模型。近年來爆發許多掏空公司資產、違約交割及跳票的情況，這些事件大都與關係人交易有關連性，關係人可經由非常規交易影響公司經營狀況，例如，較低之進貨價格，較高之售價間接影響公司損益；關係人資金融通將可能造成公司大量呆帳。本研究將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規定揭露之關係人交易資訊加入危機預警模型中，觀察關係人交易資訊是否可提昇財務危機預測之能力。 本研究依據Lee and Yeh（2001）之研究方法，採用Foster’s（1997）對財務危機的定義選取危機公司，並以「1：2配對樣本法」採取相同產業及相當規模之正常公司為配對樣本。利用採用因素分析法及不採用因素分析法兩種方式分別建構危機發生當年、前一年及前二年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並考量加入財務性解釋變數、公司治理解釋變數及關係人交易解釋變數，是否能提高模式之正確區別率。 研究結果顯示： 一、 運用Logit模式以1997-2000年之樣本公司為估計樣本，採用因素分析法預測2001年驗証樣本公司之預測正確區別率為0.8485，最佳臨異點為0.4。不採用因素分析法最佳臨異點為0.4，正確區別率為0.6667。故採用因素分析法所建構之模式較不採用因素分析法佳。 二、 不論採用因素分析法或不採因素分析法，加入公司治理解釋變數所建構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之預測能力較僅含財務性解釋變數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佳。 三、 不採用因素分析法下，加入關係人交易解釋變數所建構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之預測能力較僅含財務性解釋變數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為佳。採用因素分析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其正確區別率在危機發生當年及前二年並無提昇現象。 四、 不論採用因素分析法或不採因素分析法，同時加入公司治理及關係人交易解釋變數之財務危機預警模型其正確區別率均高於僅加入財務性解釋變數或公司治理及關係人交易解釋變數之模型，且隨著危機時點接近，模型之區別能力會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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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分性模式探討會計師如何利用客戶篩選與法律政策來管理訴訟風險。本文的研究重心為：(i) 在和解機制下，會計師的最適和解策略；(ii) 在和解機制下，會計師的最適篩選客戶策略；(iii)和解機制對於會計師法律成本的影響。 本文發現，在允許和解的情況下，會計師存在一個最適和解策略，即會計師可以提供一個和解金額等於投資人採取訴訟策略的期望報酬，該金額低於會計師採取非和解策略之期望成本。 另外，在其他條件不變，和解機制成立的條件下，當無風險客戶的先天比重提高、高篩選作業的增額訊號品質下降、客戶發生「劣情境」機率降低、會計師面臨訴訟的勝訴機率上升、裁定為會計師敗訴之損害賠償金額減少、投資人訴訟成本變大或者審計公費提高，會計師會傾向選擇低篩選作業。反之，會計師會選擇高篩選作業。 最後，本文分析和解機制對於會計師法律成本的影響。本文的結論為，無論會計師的篩選投資水準多寡，當會計師面臨訴訟時，在單期的賽局分析下，非和解策略為一個被和解策略凌駕的策略。會計師選擇和解策略的期望成本小於非和解策略的期望成本，因此要求成本極小化的會計師一定發生採取和解策略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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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分析師預測與高科技公司無形資產的關聯性，希望藉此瞭解無形資產費用化或資本化對分析師預測特性的影響性。由於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彙編」第廿三條第二項謂：「自行發展之無形資產其屬能明確辨認者，如專利權，僅可將申請登記之費用作為專利權成本；研究發展費用，則應作為當期費用」，但高科技無形資產公司的研發費用具有不確定性之未來經濟效益，不確定性因素使得投資者對於分析師預測有更多需求，增加分析預測預測的有用性；再者，資訊不對稱因素影響各個分析師擁有一般和特殊資訊的不同，可能造成分析結果的差異性。本計劃將以Barron et al. [1998]模型，推測分析師的資料特性，主要著重在兩個應變數：（1）一致性ρ：以預測值離散度的觀察值和平均預測平方誤差計算（2）U-SE：衡量聚集個別分析師預測的利益；以及實證模型分析檢驗公司費用化及資本化無形資產的程度和個別的分析師預測程度之間的關聯性。主要實證結果如下： 一、公司包含研發費用的程度愈高，分析師之間預測一致性愈低。 二、高研發費用公司比低研發費用公司，個別的分析師總計預期利益大。 三、高無形資產公司，分析師預測比較樂觀。 四、公司研發費用愈高，相對分析師預測人數愈多；資產負債表上無形資產愈低，公司價值有低估之虞，分析師預測人數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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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今企業組織經營型態日漸複雜且組織規模擴大，絕大多數的企業仰賴資訊電腦化系統管理其龐大的企業資料，以簡化作業程序、提高作業效率、加強管理功能，資訊科技的不斷進步，提高企業的競爭力，相關的資訊應用工具也持續的推陳出新，為了對電腦系統內之資訊作安全性之確保，資訊安全成為日受重視的議題。 本研究係透過個案研究之方式，將BS7799資訊安全管理十大控制要項127控制項目，以問卷的方式請個案公司之MIS主管、MIS人員、稽核主管、稽核人員及管理部主管作答，取得初級資料並使用統計方法進行檢定，藉以得知個案公司對BS7799資訊安全管理127控制項目的看法及認知；同時藉由資訊及相關科技之控制目標(Control Objectives for Information and related Technology, COBIT)中之DS5、M2及M4設計問題，訪談個案公司之經營主管，MIS主管及稽核主管，以了解個案公司在COBIT觀點下對資訊安全及電腦稽核的看法及認知。 研究結果顯示，個案公司經由上述之BS7799資訊安全管理及COBIT控管目標，同時用以了解公司在資訊安全之內部稽核之議題上，為可行的、且可補彼此間之不足；資訊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在目前在國內正逐漸加溫中，希冀此研究結果能提供企業在建立資訊安全管理制度上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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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之兩稅合一稅制自民國八十七年一月一日起開始實行，其主要內容係採「股利完全設算扣抵制」與「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配套措施，主要目的為消除重複課稅、改善投資環境進而促進投資，然稅制改革究係有無增加企業資本投資？是否達到租稅政策之預期目標，尤其對保留盈餘課稅，更是引起多方面討論。本文研究重點為此一新制實行，對企業之資本投資決策、股利政策是否會有所影響，並探討兩決策間相互關聯性。 本文實證研究結果為：1.兩稅合一新制之實行，其「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對投資之負面影響大於「股利設算扣抵制」對投資之正面影響，故兩稅合一後企業之資本投資顯著降低，「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確實妨礙資本累積，阻礙企業擴充，對資本投資有不利影響。2.區分產業別，兩稅合一新制主要影響非電子產業，而對高科技電子產業之影響則由於電子產業享有投資抵減等租稅優惠，影響程度低。3.以資本密集度區分，高資本密集度產業受兩稅合一稅制對資本投資的不利影響大於低資本密集度產業。4.兩稅合一新制實施後，不論是「股利設算扣抵制」或是「未分配盈餘加徵10﹪營利事業所得稅」皆增加股東對盈餘分配請求動機，故企業現金股利發放率於兩稅合一稅制後顯著增加，而盈餘配股則減少。5.企業之股利政策獨立於投資決策，而制定投資時則會一併將股利發放政策納入考量，兩者間並非相互影響而是存在單向因果關係，且兩決策間有資金競用替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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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傳統上強調資產規模、以有形資產為競爭力及著重歷史資訊的財務報表正面臨重大的挑戰。基於此背景因素，以價值為思考導向之管理理論乃迅速的蓬勃發展，愈來愈多的企業積極的想導入以價值為導向的衡量方法期望朝創造股東財富極大化的方向邁進。而經濟附加價值正是近來新興的一項衡量價值創造的績效指標，Stern Stewart(1991)宣稱以經濟附加價值來代替盈餘或營運現金流量不僅可同時衡量公司內部與外部的績效，且主張經濟附加價值是一種綜合會計觀念及經濟基礎的價值衡量指標。Stern Stewart並認為企業的財務報表需經過部分會計的調整後，才能完整呈現企業的真實經濟價值為股東創造財富。 本研究認為EVA在理論上具有價值攸關性，因為以往以會計財務報表所計算之績效衡量指標並未同時考量權益與負債之資金成本。但有鑑於以往實證研究之結果普遍未如預期的好，且考量單期之績效衡量指標可能無法完全偵測出同期間的權益價值與股價報酬。是故，本研究擴大績效指標衡量之期間，探討多期之累計效果並結合Ohlson(1995)之理論模型，以了解異常盈餘、異常現金流量指標和經濟附加價值指標何者與公司權益價值與股價報酬之間具有較佳之關聯性。本研究選取1991年至2001年之台灣上市公司共2529家為樣本，進行實證研究，其結果如下： 1.本研究發現此三種獲利衡量方法以價值攸關的觀點來看，與公司權益價值和股價報酬間皆具有資訊內涵。研究結果顯示異常盈餘為最佳之績效衡量指標且符合成本效益之考量。 2.本研究也發現，不論是在價格模式或報酬模式下，在擴大衡量期間的情況下，會使三個績效衡量指標之間的差異性縮小，能使會計實質更貼近經濟實質。 3.由敏感度分析所得之結果而論，整體而言經濟附加價值與異常盈餘在電子產業、多頭市場與盈餘為正數之情況下，對公司權益價值與股價報酬的解釋力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