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學會計學系學位論文
中原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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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95年3月台灣開始針對全體國民的全民健康保險，使台灣社會進入全民保險的新世代。全民健康保險是一項重要的社會安全與福利措施，全台灣地區有96％以上的人口均受到它的保護。但同時，全民健保也耗用了社會龐大的資源，從1998年到2000年時的醫療支出就已高達全年新台幣三千億的費用。由於社會資源有限，必須做最有效率的使用，故醫療資源利用的適當性，值得吾人重視。 故本論文旨在探討全民健保於2005年7月15日調整部分負擔制度後，對於部分負擔之上升是否會影響民眾選擇就醫場所地點的行為。研究資料是以全民健保資料庫作為我們的樣本來源，研究期間為2004年7月15日至2006年9月14日，主要研究針對一般門診之利用情形進行分析，研究疾病為：肝炎、糖尿病無併發症、白內障、退化性關節炎、扭傷或拉傷及表面傷或挫創傷，再以這六種疾病別來分析政策前後民眾就醫行為是否有改變。實證結果指出，綜合這六種疾病來看在調整部分負擔制度後，民眾到大醫院就診的機率確實有顯著減少，表示政府實施部分負擔制度是有它的功效，其功效能讓患者先衡量自己的病情是否需要到大醫院進行診治，也間接達到政府實施另一個分層就醫制度的觀念，一來可降低民眾對醫療資源的浪費，二來也可減輕全民健保於1998年至2005年財務赤字問題。若以各個疾病別來分析，糖尿病無併發症、白內障、退化性關節炎、扭傷或拉傷及表面傷或挫創傷等這五種疾病，在調漲部分負擔政策實施後，確實會影響民眾就醫場所的選擇逐漸轉向小醫院就醫，因為這五種疾病皆屬於輕傷，診所的醫生只需針對患者症狀醫治，無須替患者做更深入的檢查或是使用高科技醫療器具來看診，所以屬於這類疾病患者在小診所就診即可。肝炎疾病患者在部分負擔制度實施後，對於去大醫院就診機率是沒有什麼影響，可能是因為肝炎疾病患者經常要回醫院複診，但如果去小診所就診的話沒有良好的設備檢查反而會影響民眾病情，因此不太可能去小醫院就診，故肝炎患者不受此制度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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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1995年起，我國正式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其目的在於集合社會上多數人的力量，共同解決社會中少數人的就醫問題，以照顧全體民眾的健康。然而全民健保開創至今15年以來，一直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年年的虧損。回顧過去十幾年中，中央健保局為了維持其財務穩定及確保全民健保制度的運作，提出了各種調整方案。其中，部分負擔調整政策是中央健保局抑制民眾醫療資源浪費及建立轉診制度最常使用的政策。截至目前為止部分負擔調整政策已經調整過八次之多，而最近一次則是在2005年進行。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是為了瞭解2005年部分負擔調整政策是否能夠有效抑制民眾就醫次數，抑制民眾醫療資源浪費以及是否有效的讓民眾重新分配到各層級醫療院所就醫的比例，落實轉診制度並達成分層就醫的目的。 本研究之研究樣本主要使用國家衛生研究院所製作的「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篩選出110,129位在部分負擔調整政策實施前後（2004年7月15日~2006年9月14日）皆有就醫紀錄之民眾，透過多變量迴歸分析法測試2005年部分負擔調整政策是否能達成政策目標。為使本研究結果更加穩健，因此對於部分負擔調整政策是否能抑制民眾就醫次數的部分，另外針對門診高利用族群進行敏感性測試。對於部分負擔調整政策是否能驅使民眾落實轉診制度的部分，針對有高階醫療院所偏好民眾、罹患適合至各階層醫療院所就醫疾病之民眾以及罹患適合至高階層醫療院所就醫疾病之民眾進行敏感性測試。 研究結果顯示，2005年的部分負擔調整政策對於民眾的就醫需求確實能都顯著的發揮抑制的效果；另外對於門診高利用者的醫療需求所發揮的抑制效果同樣能夠確實並且有效的發揮。此外本研究發現，2005年部分負擔調整政策後能夠驅使民眾增加至基層診所的就醫比例，減少至高階層醫療院所的就醫比例；對於有高階層醫療院就醫偏好之民眾，亦能夠達到同樣的效果。最後，進一步透過疾病別的區分，可以更明顯的觀察到2005年部分負擔調整政策能夠有效驅使民眾落實轉診制度並達成分層醫療的目的，並且不會顯著影響真正有至高階層醫療院所就醫需求民眾至高階層醫療院所的就醫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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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國內上市、上櫃公司之獨立董監席次，對公司信用評等之影響進行衡量。本研究選取之樣本為93-98年之上市櫃公司，以台灣經濟新報所評等之信用風險為應變數，獨立董監席次為自變數，並加入了董監事持股比率、董監事股權質押比率、公司規模、負債比率、資產報酬率為控制變數，利用Ordered Logistic迴歸模型進行探討，實證結果顯示獨立董監席次與信用評等呈現顯著負相關，並支持獨立董監事具有監督功能，其席次將影響信用評等等級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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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的主要用途為提供有用且可靠的財務資訊給財務報表使用者使用，以利於資訊傳達及有助於財務報表使用者做決策時的重要依據。而財務報表重編，不僅影響到已使用先前出具的財務報表使用者，同時也影響到投資大眾未來做決策時，對財務報表的信任程度。 本研究樣本期間由2000至2008年，以不同階段危機公司來看對財務報表重編的影響，並加入審計品質來研究是否有緩和的效果。 研究結果指出在不分上市櫃的樣本中，公司處於財務危機前兆和財務危機事件情況下，與公司重編財報可能性為顯著正相關，而四大事務所為負相關。而上市樣本為其他負面事件和財務危機前兆，與公司重編財報可能性為顯著正相關。上櫃樣本則指出當公司處在其他負面事件且為四大事務所查核時，與公司重編財報可能性為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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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金管會於2009年5月14日金管會宣布將在2013年全面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因此目前對於各個公司來說準備轉換工作更是如火如荼進行著。故本研究針對台灣上市上櫃公司，探討在宣告採取IFRS後是否會提前因應而有盈餘管理行為。結果指出在宣告採取IFRS後資產報酬率(ROA)較低、財務槓桿比率(LEV)及固定資產比率(PPE)較高之公司有盈餘管理行為，但屬於營建業之公司則會減少此一行為。此外將盈餘管理行為區分成正向及負向後，初步發現似乎進行負向盈餘管理者較多，實證結果指出資產報酬率(ROA)比率較低之公司有較多正向盈餘管理行為。從財務槓桿比率(LEV)結果可得知財務狀況較惡化的公司可能依然存在著盈餘管理行為，而高固定資產比率(PPE)之公司較偏好負向盈餘管理行為。最後從正向及負向盈餘管理行為中分別依照不同市場再做進一步探討，結果指出相較於上市公司，上櫃公司在此期間有較多負向盈餘管理行為，故在宣告採取之後，不同市場不同產業之公司會有不同盈餘管理行為來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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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的效率評估，一直無法以政府經費支出與所提供服務的投入產出關係作為 衡量的基準，本研究試圖建立地方縣市政府經費支出之投入與所提供服務的關係，由過 去重產出輕投入的效率評估方式，改變為投入產出並重的效率評估方式，並對我國25 個地方縣市政府（2 個直轄市、臺灣省及連江省合計23 個縣市）民國93 年至98 年經營 績效衡量進行探討。第一階段運用DEA 及FDH 兩種不同模式，以PEST（政治、經濟、社 會、科技）架構分析，各地方縣市政府之相對效率表現，投入項為：一般政務支出及退 休撫卹支出、經濟發展支出、社會福利支出及社區發展環境保護支出、教育科學文化支 出等4 項；以國中小學生師比、道路長度、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數、圾垃處理量等4 項變 數作為產出項。研究結果顯示：有高投入、高產出的縣市及低投入、中產出的縣市，同 列於理論效率前緣邊界，同為最具效率的縣市。第二階段於PEST 分析架構下，以Tobit 模型進行迴歸分析，並以與政治性、經濟性、社會性及科技性攸關的解釋變數，包括： 人口、土地面積、所得水準、教育水準、非農業人口比例、都會市化程度、老年人口比 例、身心障礙人口比例、低收入人口比例、失業率等10 項變數，以及4 項虛擬變數： 地方首長是否與總統同一政黨、地方議會是否有一政黨過半數、地方政府是否為一致政 府、地方首長是否為連任等，作為影響地方縣市政府支出效率之因素。迴歸結果呈現： 非農業人口比例、老年人口比例、失業率具負向影響；低收入人口比例、地方首長是否 與總統同一政黨、地方議會是否有一政黨過半數為正向影響。人口、土地面積、所得水 準、都會市化程度呈現正負向的影響，但其具統計顯著性部分與理論預期相符。教育水 準、身心障礙人口比例、地方政府是否為一致政府、地方首長是否為連任皆呈現正負向 的影響，但皆不具統計顯著性。綜上顯示我國地方縣市政府經營效率，於PEST 分析架 構下，明顯受到非農業人口比例、老年人口比例、失業率、低收入人口比例、地方首長 是否與總統同一政黨、地方議會是否有一政黨過半數等變數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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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體經濟景氣繁榮的環境下，資本的累積是企業賴以成長之要素之一，企業通常會轉向社會大眾募集資金充實資本，而股數的增加卻意謂著股本膨脹，倘若股本在過度擴張下，而再投資的效應小於股本膨脹率，反而會造成企業經營績效下降。而當產業面臨蕭條或金融海嘯之際，企業的經營及獲利能力有別以往時，企業會為了維護公司聲譽、股東權益及留住人才等實施減資策略。近年來公司實施減資大部份以選擇返還現金減少資本及買回庫藏股等減資方式為主，以提高公司的每股盈餘及健全財務結構。 本研究以個案分析現金減資及庫藏股減資。其中以資本公積轉增資再以現金返還股東以減少股本以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為代表，買回庫藏股減少股本則以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研究設計主要分為三部份:(1)個案公司之財務報表分析。(2)個案公司之減資宣告前後一個月之內部人持股變動、內部人持股及設質情形。(3)個案公司現金減資宣告日前後及買回庫庫藏股區間之股價反應。 實證結果發現：(1)中華電以資本公積增資而後同比率現金減資對財務結構分析，順利的將資本公積及股本減少約19%，中華電2010年實施單純的現金減資後，則可改善總資產報酬率及股東權益報酬率。中華電之內部人持股變動情形無太大變化。另外，中華電從2006至2010年間實施4次資本公積轉增資再現金減資宣告後對股價並無太大影響，反而是中華電實施2次庫藏股減資後對股價報酬產生遞增之影響。(2)宏達電買回庫藏股分析，該公司買回庫藏股共七次，其買回目的前六次為註銷股票，最後一次為員工認股。宏達電每年均配發股票股利，其買回庫藏股無讓股本變小。宏達電之內部人持股變動情形亦無太大變化。另外，宏達電實施庫藏股減資宣告後股價產生遞增的影響，其中以2010年實施4次庫藏股減資後最為明顯。再進一步將2010年宏達電宣告庫藏股買回後的股價報酬與大盤報酬相比較後，發現2010年宏達電宣告庫藏股買回後的股價報酬與大盤漲跌方向大致相同，因此推測其宏達電股價上揚是受整體大盤之影響，並非宏達電庫藏股減資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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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1996至2004年台灣半導體產業中前兩大公司發明人為研究對象。本研究結果顯示，從事探勘目的之移動發明人的創新績效較未移動的發明人為佳。此外，從事探索目的之移動發明人的創新績效較未移動的發明人為佳。最後，發明人移動前公司與移動後的聘任公司有中度的技術重疊時，發明人的創新績效會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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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中國大陸的上市公司為討論對象，比較同時於A股及B股市場上市的公司，與僅在A股市場上市的公司，二者在盈餘管理上是否有顯著的差異。本研究分別從應計基礎盈餘管理與實際基礎盈餘管理二個部份分別檢驗。由於同時A股及B股市場上市的公司需同時提供按國際會計準則與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財務報表；而A股公司則只要提供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財務報表；加上前者因於兩個市場上市，可能會面臨國際較多的關注與監督及法令的約束。本研究探討採用國際會計準則與中國會計準則的公司，對盈餘管理是否存在差異。實證結果：同時於A股及B股上市的公司與僅在A股市場上市的公司，在應計基礎盈餘管理與實質基礎盈餘管理，都存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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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討董事會結構對自願公告自結損益行為之影響。本研究所探討之董事會結構，分為組織結構及股權結構二個層面。組織結構，包含規模（指董事會規模）、董事涉入執行業務之程度（指董事長是否兼任總經理），以及組成（指內部董事席次比率及獨立董事人數）；股權結構，則包含外部董事之持股比率及董事持股質押比率。 實證結果發現，董事之組織結構方面，董事之規模與對自願公告自結損益行為呈現正相關，但未發現有顯著之關係，董事涉入執行業務之程度（即董事長是否兼任總經理） 對自願公告自結損益行為未發現有顯著之關係，董事會之組成（指內部董事席次比率及獨立董事人數） 對自願公告自結損益行為有顯著之關係；董事之股權結構方面，外部董事之持股比率及董事持股質押比率呈現負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