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學會計學系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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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以2007年到2012年在台灣證券交易所及櫃檯買賣中心交易之上市上櫃公司為研究樣本，並利用Ohlson Model來衡量企業評價，探討企業設置審計委員會與企業評價之間的關聯性。台灣於2006年修改了證券交易法，要求企業必須要設置審計委員會，但由於目前台灣是以採自願的方式推動，並非採強制要求設置審計委員會，因此在國內設置審計委員會的企業數量依舊偏低，樣本數較少的情況下，可能會導致實證結果有樣本自我選擇的問題，本篇研究利用了傾向分數配對法中的Nearest-Neighbor Matching及一配二方法來進行樣本配對。在控制自我選擇偏誤之後，實證結果發現，有設置審計委員會之企業，相較於未設置審計委員會之企業，其企業評價會比較高。也就是說當企業有設置審計委員會，會增加投資人的信心與投資意願，使企業之股價提高，企業評價也就相對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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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欲探討傳統代理問題及核心代理問題對現金持有價值之影響。本文使用Faulkender and Wang（2006）所提出的現金邊際價值迴歸並考慮傳統及核心代理問題 (分別包括存在傳統代理問題的公司、存在核心代理問題的公司、及同時存在傳統及核心代理問題的公司)進行實證分析。本文採用臺灣所有上市、櫃公司(扣除金融產業)為研究樣本，樣本期間為為1996至2013年，共14,623筆樣本。 實證結果發現當公司持有較多現金時，公司價值會上升，支持融資順位理論。而公司存在代理問題對於現金持有價值之影響則發現，僅存在傳統代理問題的公司(即經理人與股東之代理問題)，相對於不存在任何代理問題的公司，現金持有價值顯著較低；而僅存在核心代理問題之公司(即控制股東與小股東之代理問題)，則並未發現對現金持有價值有顯著影響；同時存在傳統代理問題與核心代理問題的公司，其對於現金持有價值亦有負向之影響，且相對於只面臨其中任何一種代理問題的公司，現金持有價值下降更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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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家族企業瑕瑜互見的公司治理皆有很多學者探討，而在近年來有一套新的理論以心理層面來解釋家族企業內部成員間維繫的核心價值—社會情感財富理論(Socioemotional Wealth,簡稱SEW)並以企業永續經營為SEW的重要理念。本研究以SEW為基礎欲探討台灣家族企業與盈餘管理的關聯性。研究結果顯示，台灣的家族企業會同時進行實質盈餘管理、應計盈餘管理，而且操作的程度會比非家族企業大。而在更進一步的分析中可得知家族企業偏好採用應計盈餘管理，而實質盈餘管理為輔助之用，甚至是有採用應計盈餘管理，會偏向減少實質盈餘管理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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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經濟大衰退，重創了全球企業，同時，世界各國均開始重視「肥貓企業」此一議題。我國立法機關更頒布有關於「肥貓企業」揭露規範，期許企業能夠積極改善自身經營狀況。為此，本研究將探討肥貓企業與應計基礎盈餘管理或實質盈餘管理行為之關聯性。並以傾向分數配對-馬氏距離配對(Mahalanobis Metric Matching)進行樣本篩選，藉此處理選樣錯誤所衍生問題。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肥貓企業除了裁決性支出以外，其餘應計基礎盈餘管理、實質盈餘管理存在著顯著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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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探討企業社會責任之揭露是否會影響信用評等之評量，再進一步研究家族企業之特性是否會影響企業社會責任與信用評等之間的關聯。而樣本是取自天下雜誌、遠見雜誌、CSRone永續報告平台以及公開資訊觀測站與台灣經濟新報(TEJ)，樣本期間及對象為2007年至2013年台灣上市櫃公司。實證結果發現，有揭露企業社會責任之公司，信用評等等級會較低；而在加入家族企業特性後，削弱了企業社會責任與信用評等之效益，表示家族企業的特性，確實對於兩者之間會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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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於2007年正式發文規定上市櫃公司需設置審計委員會，且國內外眾多文獻均顯示設置審計委員會後可有效提升公司治理制度，降低盈餘管理情形。但過去文獻鮮少將分類變動盈餘管理納入檢測，因此本研究將應計項目、分類變動及實質盈餘管理一併納入考量，並考慮公司處在小額正盈餘門檻誘因下，審計委員會是否能有效發揮其作用。本研究以台灣2007年至2013年上市櫃公司為樣本，實證結果發現不論在分類變動盈餘管理以及實質盈餘管理方面，有設置審計委員會公司確實能減緩小額正盈餘公司經理人進行盈餘管理之行為。但在應計項目盈餘管理部分則未檢測出此結果。最後，本研究也在公司有小額正盈餘的情況下，對有審計委員會及未設置審計委員會公司進行Wald Test檢定。實證結果也顯示，在有小額正盈餘誘因門檻的情況下，有設置審計委員會公司較未設置審計委員會公司其分類變動、實質盈餘管理幅度會下降。與先前文獻結果雷同，顯示審計委員會的設置確實具有提升公司治理之效果，也能使公司盈餘品質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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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檢視企業社會責任與資訊不對稱之直接關聯。透過股票市場上的買賣價差，據此直接衡量企業資訊不對稱的程度。過去文獻已證實公司治理能減緩資訊不對稱之問題，本研究進一步分析，公司治理能加強企業社會責任減緩資訊不對稱之問題。實證結果發現，企業在台灣目前可能還無法真正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故企業社會責任減緩資訊不對稱的程度並不顯著，加上，因本研究採用之樣本為TOP50之企業，進行同規模同產業一比一配對方式取樣，無論是否執行企業社會責任相對的這50間企業之公司治理都算良善，導致公司治理對於買賣價差之影響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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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上市上櫃公司於2013年開始全面強制採用IFRS編製財務報表。然而，由於我國財務會計準則自1999年起即採用逐步趨同之方式接軌IFRS，若只分析2013年直接採用IFRS後之影響，可能會低估IFRS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以我國上市上櫃公司為研究對象，針對1999年到2013年上市上櫃公司高階經理人薪酬契約採用會計資訊程度進行研究。實證結果發現，2012、2013這兩年高階經理人薪酬與會計資訊呈顯著相關，且2013年相對於2012年高階經理人薪酬契約採用會計資訊的程度又更加顯著提升；此外，我國在1999年開始趨同IFRS以後，高階經理人薪酬與會計資訊的關聯程度逐步增加。然而，高階經理人薪酬與會計資訊的關聯程度之上升趨勢，卻未隨著時間經過而呈顯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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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首先將樣本分組為全體、家族與非家族企業，並分別以水準模型(Level Model)與變動模型(Change Model)衡量家族與非家族企業之財務資訊攸關性，並將家族與非家族企業之攸關性進行比較。研究結果發現以Level Model衡量之整體、家族與非家族企業之財務資訊皆具攸關性，且家族企業之攸關性較非家族企業之攸關性來得低；而以Change Model衡量之整體與非家族企業，財務資訊具攸關性，但家族企業則僅每股盈餘具攸關性，且家族與非家族企業間攸關性不存在顯著之差異。本研究進一步分析盈餘組成項目之相對價值攸關性，研究結果發現除了營業收入淨額之外，其餘績效指標之相對價值攸關性均顯著高於營業活動現金流量，且家族與非家族企業間之相對價值攸關性沒有顯著差異。然而，在考量中國大陸會計原則變動之因素後發現，在採用新會計準則之前家族企業之價值攸關性顯著低於非家族企業，且採用新會計準則前後之家族企業攸關性差異較非家族企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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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企業赴海外投資導致財務報表複雜化，造成公司的管理者與股東間資訊不對稱的情況愈嚴重，加上管理者有誘因藉由其所持有的控制權來影響海外投資的策略，因而產生企業赴海外投資投機性的決策，其可能影響公司價值，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公司海外同業投資對公司市場價值的影響，並檢視同時存在傳統代理問題及核心代理問題對海外同業投資與公司市場價值關聯性之調節效果。本研究以2000年到2013年之上市櫃公司為研究對象，實證結果發現：(1)海外投資的產業若與本業相似，對公司市場價值呈正相關，顯示若公司至海外所轉投資的項目與本身從事的行業有關，對公司市場價值會有正向的影響。(2)同時存在傳統及核心代理問題之公司，相較於僅有其中一種代理問題之公司，企業從事海外同業投資與公司市場價值之正向關係會下降，換句話說當企業同時存在傳統及核心代理問題時，造成管理階層執行海外轉投資策略，存有不良的誘因隱匿公司真實的價值，而減少公司市場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