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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江西同鄉會之探究

本文運用官方檔案、前人研究與調查資料及江西同鄉會出版之書刊，以台北市江西同鄉會進行個案研究，探究江西同鄉會在台創立之經緯和發展之歷程，以及該會的主要活動和事業，並以該會會刊《江西文獻》為素材，析論其內容特色，藉期瞭解該會組織的興衰、功能的變化，以及其與台灣社會變遷的關係。本文除緒論、結論外，共分三章，分別探討江西同鄉會成立之經緯、組織與人事、會員消長，同鄉會之活動與事業，分別由政治、社會福利、宗教、經濟等層面探討同鄉會之活動，以及《江西文獻》之創刊、沿革及其內容特色，並介紹傑出鄉賢之事蹟和貢獻。 明清以來江西人就熱衷於成立同鄉會館。戰後江西籍移民隨政府撥遷來台，由於歷史傳統、政治因素及實際需求，在民意代表聯誼會推動下，乃有「台北市江西同鄉會」之成立。政府遷台初期對於人民團體偏重在整頓、控制，政府政策影響同鄉會的組織、層級結構及數量，以及各同鄉會之間的聯繫，台北市江西各縣同鄉會成立的高峰期在1970年代、1980年代及解嚴以後，惟台北市江西同鄉會始終扮演該省各縣同鄉會之領導角色，解嚴後在其主導下，2004年全國性的同鄉會組織「中華民國江西省旅台同鄉會總會」成立，欲以此會促進台灣各區江西鄉親之聯繫。同鄉會領導人物，早期多居黨政要職，近年多具有軍、教職背景；會員年齡偏高，而江西籍年輕世代呈現在地化的現象。 該會早期活動多以「救鄉復國」為訴求，重要聚會如「四二事件反共紀念日」，近年來則大多為聯誼互助、服務性質之活動，且在兩岸民間交流發揮其自主性；江西同鄉會的救助服務事，正可以彌補政府對社會關照的不足；許遜是江西人的鄉土神，透過祭祀神靈以凝聚會眾向心力；房舍租金收入是該會主要的經濟來源，因應兩岸經貿發展趨勢，同鄉會透過跨國經貿交流以增加財政來源，最能體現會館功能之繼承與創新，其功能日趨現代化。 《江西文獻》是以江西人寫江西事之綜合性刊物，透過對該刊內容之探討、分析，顯見江西移民在台灣發展的軌跡，並反映其與政治、經濟、社會變遷之互動。該刊內容略可分為政論、藝文、傳紀、宗教、風土、探親等類，整體而言，以藝文類最多，其次為傳記類；隨時勢變遷內容亦有所轉變，政府開放探親及解嚴之後，新增探親類文字，風土類亦明顯增加，少數政論文章多以「和平統一」立論；該刊內容長期頗具政治色彩，近年大多刊載文學作品，且積極提供鄉親探親資訊服務；該刊藉著緬懷先人，以表彰忠義、發揚江西正氣精神，並啟迪後進，某些江西英雄人物與光榮事蹟不斷重覆被歌頌，以彰顯江西人獨特的傳統，並作為江西人的認知地圖與效法的道德典範；刊物中豐富的人物傳記、當代史料可供當代史研究之參考和素材；近年來，大陸文教各界投入甚多文稿，內容涵蓋項亦日趨多元化。 在時代變遷中，「江西會館」的建築象徵江西籍人士在台發展的榮耀，亦見證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就，透過「萬壽宮」祭典以凝聚會眾，藉《江西文獻》以傳播鄉情，江西同鄉會致力於發揚及維護故鄉文化及適應台灣社會，同時兼具傳統與現代性社團的特徵；近年來同鄉會成員多屬年長者，年輕會員不多，而有後繼無人之虞，理、監事等已積極策劃期使組織更加活絡健全，並發揮其獨特的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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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初期臺灣女子中等教育之研究 (1945 ~1949)

摘 要 戰後初期，州廳立高等女學校一律改為省立女子中學。接收過程大多面臨校舍殘缺不全，以及同一學區內有二所以上女子中學的合併問題。師資方面，起初暫時留用日籍教師，其後就地甄選及向大陸各省徵聘教師，藉以渡過戰後青黃不接的師荒困難。課程方面，由教育處所頒定的各科教學時數表可看出，此時最大特色就是國語與國文科目，每週教學時數最多。此外，政府通電各女子中學要特別注意家事教育的訓練，充分利用日治時期所留下的家政設備。訓育學風方面，國民政府接收之後，以去日本化、中國化為前提進行學校的整編，在漠視臺灣的特殊性及強力主導三民主義式的教育制度下，中等學校校園紛見抗爭，例如臺南女中及高雄女中。 戰後初期長官公署准許日治時期的家政女學校改為女子初級職校，其中臺中、曾文、新營、斗六等四所學校自1947年起先後更名，正式有家事職業學校之名稱出現，不過直至1952年家事課程標準才頒定，在無課程標準可資遵循下，部分教師根據自身經驗編輯教材。另外，有鑑於護士、助產士十分缺乏，1947年籌設省立臺北高級醫事職業學校，護理教育正式納入學校體系。當時各職業類科都有教師不足的問題，由於師範學院未有養成家事教師之計畫，過渡階段只能暫用代用教師；教育部規定高級職校教師應由大學生擔任，但當時各大學尚無護理及助產學系之設立。醫事職校的課程，由於夏德貞校長深感專業性重於職業性，除課堂知識、實習之外，尤其著重犧牲服務之精神。家事職校和醫事職校的訓育和學風都相當淳樸，女學生均能將師長的教訓謹記於心，待到日後，實踐於職場或家庭中。 至於畢業生之動向，女子中學初中畢業生基本上以升學為主，選擇高中的最多，進入原校高中部就讀，為此一時期升學之主要特色。相較於初中畢業生以升學為主，絕大部分高中畢業生沒有繼續升學，但此一現象隨時間推移而有了改變。就業方面則多半擔任教職、銀行業。家事職業學校畢業生則以就業為主，從事勞動生產或者臨時雇員占多數，升學者極少。臺北醫事職校學生畢業後大多數進入公立醫療院所服務，其中以省市立醫院最多，升學者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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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評量在國中歷史教學上的應用之研究

論 文 摘 要 為了培養具有競爭力的下一代，政府大力推動教育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即是實施多元化的教學方法與評量技術，以目前所實施的九年一貫新課程而言，積極強調十項基本能力指標，希望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並提供適性教育，重視學生的主動學習歷程，相信這些目標是無法以單一種教學或評量即可達成的，故多元評量的實施將是現代教改的趨勢。 本研究旨在探討將多元評量應用於國中歷史教學時，對學生在歷史科學習動機、學習成就與學習態度上的影響。本研究在探討相關研究之後進行多元評量的教學設計，並以任教之國中二年級學生為對象，實施教學實驗，提供歷史教師與研究者作為參考。 本研究的成果如下： 一、在教學成效方面：多元評量有助於激發學生學習歷史的動機，並增進學生合作學習的精神；培養學生正向積極的學習態度與促進高層次認知目標的達成；提升學生收集和處理資訊的能力並增進自我了解與學習反省，以及發展學生解決問題與終身學習的能力等。 二、在教師的反思與成長方面：評量應成為學習的一部分，老師在教學中進行評量，給予學生立即的回饋；在評量中進行教學，其學習的結果方能反應學習者的真實面貌，因此，教師應扮演評量改革的掌舵者而非被動的執行者，並不斷的自我充實與實踐。 三、建議：多元評量在國中歷史教學上的應用是十分適合可行的，但教師必須認同多元評量的理念與優點，進行採取行動方能奏效，並且提升發展設計評量的能力，實施時應提供學生相關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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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高中歷史教學問題之探討

論 文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綜合高中的歷史科教學問題，以了解在綜合高中的教育體制之下，對於歷史教學的影響；透過將綜合高中與高中、高職歷史課程規劃的比較，以了解在不同教育體制之下，歷史課程規劃的差異，並分析其優缺點以及所衍生出來的相關問題與影響；經由訪談與問卷普查的方式，反映出當前綜合高中歷史科教學的情況與問題；最後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的解決之道與建議，期望將來綜合高中的歷史課程規劃能夠越來越完善，以期達成歷史教育的功能與目的。所得研究結果如下： 一、綜合高中已經成為目前中等教育體制的新趨勢，改制成為綜高的學校也逐年的增加，因此綜高的歷史課程規劃，對於歷史教育所造成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 二、綜合高中在歷史課程的規劃方面，與高中、高職的歷史課程進行比較，確實有其缺失與差異，不論是在教學時數上與教材的選擇上，都不如高中與高職來得完善與彈性。 三、綜合高中的歷史教師們認為學校在改制之後，由於教學時數遭受縮減，造成歷史教師在教學上的困難與挑戰，對於歷史教學上也產生許多壓力與負擔。 四、綜合高中的學生認為歷史課程授課時數不足，歷史教材的內容不符合綜高學生的學習需求，導致學習興趣與動機的低落，歷史課程無法連貫、銜接，進而影響到學生的升學情形與競爭力不足的情況。 五、綜合高中的學校行政方面，對於改制綜高的配套措施不夠完善，沒有徹底落實綜高的理念與政策，行政干預教學的問題嚴重，反而造成歷史教師在教學上的阻礙與限制。 最後，根據以上之結論，提出相關的解決之道與建議，反映出目前綜合高中歷史教學問題的現況，供教育行政當局未來在進行綜合高中歷史課程規劃方面的修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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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的關帝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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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師與北宋政治--以畢士安與韓維為例

唐末五代政權更迭頻仍，士風頹廢。馮道歷事五朝，不以為恥，反而自號「長樂老」。「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 宋太祖建立新政權後，自然憂慮隨時被取代的危險，因而欲以儒家的道德倫理來重新樹立綱紀，改變政風。 太祖在即位後，於兵馬倥傯之際，大力提倡文人政治。他樹立不殺大臣及言官的家法，為宋代歷朝君主所信守。 他整修國子監，尊崇先聖先賢和先儒。 宰相趙普出身胥吏，太祖勸他多讀書。 鑑於五代軍人當政的殘虐不仁，故喜用儒臣，壓抑武人。太祖曾說：「宰相需用讀書人」。 命武臣「盡令讀書，貴知為治之道。」 自己也廣閱經史，「雖在軍中，手不釋卷」 。 太宗在統一各國後，設立講讀之官，「以聽政之暇，日問經史，求人以備顧問」。 對於皇子的教育，亦十分的關心重視，強調皇子們「讀書聽書，咸有課程 」。真宗咸平二年（999），正式確立了為皇帝講讀經史的經筵制度。此後的宋代帝王，皆承襲經筵講讀制度，並能勤奮向學，孜孜不倦，堪為國史上帝王好學者之楷模。北宋諸帝中，並沒有殘暴好殺、窮奢極欲的無道之君，可說正是經筵教育制度的成功之處。 儒家思想強調「尊師重道」的人倫之義，深受儒家教育薰陶的北宋帝王，對於師傅自然有著不同於其他官員的尊重和信賴。這些帝王之師，他們在朝廷中為臣屬，但在經筵中則是帝師。他們所具有的雙重身份，使皇帝對他們的態度，有異於其他當朝官員。本文的主要目的即在探討帝師和北宋時期政治的關係，以期能明白北宋時期帝王教育制度的建立，及帝師和北宋政治的關係。 在文章的結構安排上，本文的第二章將先討論北宋時期的帝師，究竟是指那些身份的人士。首先討論北宋帝王在即位前，位於藩邸和東宮時期的階段中，曾實際為皇子講授經史、輔佐道德、策劃謀略者，他們有些雖無「師、傅」之名，但卻是真正和皇子朝夕相處、負起教育皇子責任的「師、傅」。他們和皇子相處的時間既長，又多是在皇子年幼未接觸實際政治前，為皇子解說時政，分析政局，他們的政治態度，當然會對涉世未深皇子產生重大的影響。接著則討論北宋時期，專為皇帝講讀經史而建立的經筵制度。在法制上，宋代皇帝的師傅為三公，但實際上三公僅為一虛銜，真正負責皇帝教育者，為經筵中的侍讀、侍講和說書。第三節的主要目的在探討經筵制度建立的經過，經筵講讀的時間和方式，及經筵講說的教材。第四節則就北宋真宗以來的經筵官作一整理，分析北宋經筵官在政治上的發展，以明瞭北宋時期經筵官對政治的影響力。 為了充份說明北宋時期，帝師對政治的影響，本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將以論真宗時期的畢士安，和神宗時期的韓維為討論的重心，以期能明白帝師和北宋政治關係。 真宗時期的澶淵之盟，確定了宋代的外交政策由太宗時的「銳意進取」走向「守內虛外」，而畢士安在景德之戰和澶淵之盟中，扮演了極關鍵的角色，他是真宗未即位前的藩邸舊人，也是真宗即位後的經筵侍讀，他在宋初的外交危機中，究竟有著什麼不同於其他大臣的影響力，這是第三章要探討的重點。 韓維則是影響神宗熙寧變法的關鍵人物，而他在變法開始後，態度的逐漸轉變，正標誌著宋廷士大夫對變法的兩極化反應，他在新舊黨爭所扮演的角色，和之後在政局中的不如意，則為第四章探討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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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西時代台灣的傳教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