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學位論文
國立臺北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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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或投資資金管理人員使用基本分析、技術分析，以及全球或國家總體經濟環境的評估，從事投資決策。在投資決策的過程中，分析工具通常影響投資決策的績效。每一位投資者依據可承擔的風險程度，建構較適合的投資組合，以儘量提高他/她的投資報酬。 本研究目的主要探討金融風暴期間，三種不同類型的風險承受者 (風險規避者、風險中立者、風險偏好者)是否改變投資決策的變數，(分別為總體經濟、投資者、產品、市場、風險評估的五項構面，對投資決策過程的影響權重。本研究由數位專業人士回答問卷以獲得原始資料，運用層級分析法分析這些資料，以達成驗證上述的研究目標。 研究結果發現，不同類型投資人在選擇不同金融商品時，最重視的準則為總體經濟因素、其次為風險影響因素、市場因素、產品因素、最後為投資者本身因素。 三種類型的投資人的評估指標中，依優勢向量排序，發現如下: 積極型投資人「風險影響因素」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其次為「市場因素」，第三為「產品因素」。穩固型投資人「總體經濟因素」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其次為「風險影響因素」，第三為「市場因素」。保守型投資人「風險影響因素」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其次為「總體經濟因素風險」，第三為「市場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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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屬於海島型經濟體，自然資源貧乏，亦無廣大的內需市場。因此經濟成長必須仰賴國際貿易，將各種原物料進口之後，再加工成產品販售至世界各地。而貨物的進出口又以海運為大宗，可見海運業的重要性。在國際供應鏈當中，海運連結了不同國家與區域的供應鏈，而經濟景氣又與供應鏈的表現息息相關，因此本研究欲以海運公司、國際供應鏈與經濟指標之間可能的關聯作一探討。 本研究以文獻探討歸納出跨國供應鏈的型態，並選擇A、B二間公司進行個案研究。研究範圍則以美西航線為主，經濟指標的部分則以國內生產毛額(GDP)、工業生產指數(IPI)、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生產者物價指數(PPI)、聯邦基金利率(Fed Rate)和新屋開工率(Housing Starts)為代表。 研究結果歸納為下列三點： 一、海運公司美西線營收與GDP、IPI、CPI、PPI、Fed Rate和Housing Starts均具有正向的關係。其中Fed Rate與Housing Starts為領先指標。 二、國際供應鏈製造商對美國銷貨金額與GDP、IPI、CPI、PPI、Fed Rate和Housing Starts均具有正向的關係。其中Fed Rate與Housing Starts為領先指標。 三、海運公司美西線營收與國際供應鏈製造商對美國銷貨金額具有正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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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探討股利減發與停發宣告之公司，其是否有宣告後長期異常報酬之現象發生。本研究是以台灣上市櫃公司為研究對象，樣本期間自1997年至2006 年為止，將股利分為現金股利與股票股利，分別採用單因子模型、三因子模型與買進持有異常報酬模型來同時檢驗股利減發與停發宣告公司的宣告後長期股票績效。 實證結果顯示股利減發與停發宣告的公司在宣告後具有負向顯著之異常報酬，但此現象僅持續一年而已。然而，其實這個長期異常報酬是由盈餘宣告後飄移所造成的，因為當研究控制了盈餘績效後，股利減發與停發宣告後的價格飄移現象即不復存在，故股利減發與停發宣告之公司並無宣告後長期異常報酬之現象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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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檢測影響國內企業併購付款決策的因素，本研究以民國84年至民國95年曾於股市公開觀測站重大訊息宣布併購的240家台灣上市櫃公司作為研究樣本，以邏輯斯迴歸(Logit Regression)進行實證研究，探討主被併雙方公司如何在控制權威脅、財務情況、資訊不對稱、市場評價、成長機會等因素互相衝突的考量下，進行現金、現金股票併行或換股融資決策。所有變數皆經過共線性容忍度測試。實證結果指出在負債比率較低、目標公司為子公司、跨產業交易、及跨國交易時會採用現金支付，而在主被併公司相對規模較大時將採用股票支付，支持過去國內外學者研究結論。為避免變數選擇導致研究結果上的偏誤，本研究進階測試模式強韌度並加入控制變數進行探討。強韌度測試結果發現內部人持股比例和關係人交易顯著影響併購付款方式，支持控制權喪失及交易雙方資訊對稱程度會影響付款方式。另外，本研究結果發現國內金融業傾向使用現金併購；當期景氣水準較差時，主併公司會採用現金支付。本研究發現在資訊不對稱情況影響併購付款方式的衡量中具有有趣現象－主併公司及被併公司雙方會以對自身有利之風險規避作為考量，選擇對自己有利的付款方式。一方面主併公司對風險的考量使主併公司主要股東欲將合併後風險透過股票轉移至被併標的的股東身上，另一方面被併標的物公司主要股東除了對現金流動性考量及對現金的需求程度不同，因而影響接受現金或股票的意願，也因為對於買方真實價值有某種程度上的認知，在併購談判過程中影響最後支付工具的決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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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組織行為相關研究紛紛採用跨層次的分析，有別於以往的單一層次分析，許多學者不約而同開始以多層次的觀點來進行研究與分析。本研究亦採取跨層次的角度，對員工投入進行探討，了解除了員工本身人格特質外，組織所擁有的人力資本與氣候對工作投入所產生的影響。本研究採取便利抽樣法，收集了23家企業共660份有效問卷，並進一步以階層線性模式對資料進行分析，討論個人層次變數(馬基維利傾向、工作投入)與組織層次變數(人力資本、服務氣候)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馬基維利與工作投入存在顯著的負相關；而服務氣候與工作投入間具有正相關，並顯著地干擾馬基維利與工作投入的關係；而人力資本與服務氣候間雖具有顯著相關，但服務氣候在人力資本與工作投入的中介效果卻不顯著。最後本文依照上述研究結果提出理論意涵、管理實務與後續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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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減資為近年興起的一種新型態減資方式，係將資本以現金形式直接返還於股東，與庫藏股減資並不相同。同樣的減資風潮並不僅限於台灣，新加坡於2006 年之後，亦有諸多公司選擇此種減資方式。兩國雖因公司法制度不同，使實行程序有些許差異，但實行動機卻十分類似，主要希望能消除閒置資金使資本更為靈活運用，並同時改善股東權益報酬與每股盈餘。且多數公司帳上有充足資金，以支付減資所需。 過往研究顯示台灣現金減資的宣告效果為正向，但新加坡的資本市場背景與台灣有所差異，新加坡公司多為淡馬錫國家基金所持有。且減資制度、法規並非完全相同，是否相同事件對兩國投資人有不同解讀，值得加以探討。 本文以事件研究法，探討兩國公司宣告實行現金減資，是否對股價造成影響，進而產生異常報酬。並透過相關係數分析，探討影響異常報酬的變數為何？結論如下： 一、台灣資本市場的現金減資具有正向宣告效果，但僅止於宣告隔日，激勵效果有限，並於第四日產生負向標準化異常報酬。宣告隔日的標準化異常報酬（SAR）為1.1833%，達1%顯著水準。 二、新加坡的現金減資在宣告隔日雖有0.6687%的正向標準化異常報酬，但並不顯著，無法證明現金減資具有資訊內涵。 三、在台灣樣本中，標準化累積異常報酬（SCAR）與現金殖利率、過去三年EPS 成長率呈正相關，與內部保留比率呈負相關。顯示高現金殖利率的公司實行現金減資，會有較佳的異常報酬。 四、在新加坡樣本中，標準化累積異常報酬與負債比率、公司規模呈現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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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企業極重視人才的價值，以求培育長久永續經營之實力。也因此在選才方面煞費苦心。然而，根據1111人力銀行的調查，至2008年11月止，在仍保有正職工作的新鮮人中，42.89%有年後轉職之計畫。若進一步分析其離職原因，其中又以「工作內容不如預期」(31.44%)占最大比例。在現今求才若渴的環境中，組織除積極尋找適合的高素質人力之外，更需要協助新進人員順利適應組織文化，展現才能，以達留任優秀人力，提昇組織整體戰力的目標。新進人員的調適過程，可視為一「社會化」(socialization)的過程，其目的在提高新進人員的「適應性」以促進「工作團隊整合」，進而提昇新進人員「工作滿意」與「組織承諾」。故組織「社會化戰術」在新進人員調適策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過往有關組織「社會化戰術」的研究，諸多均有將六種戰術「類型」 (type)視為「因素」(factor)處理之謬誤。本研究乃由組織「社會化戰術」的三構念觀點—「脈絡」(context)、「內容」(content)、「社會面向」(social aspects)出發，以此三構念觀點建構模型，探討組織「社會化戰術」對新進人員「適應性」—「角色澄清」(role clarity)、「工作熟悉」(task mastery)及「工作團隊整合」(work group integration)的影響，並探討此「適應性」對「工作滿意」(job satisfaction)和「組織承諾」(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的影響。本研究選擇台灣高科技產業中的半導體與通訊產業新進人員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並以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確證本研究所提出之概念模型。研究結果發現，組織「社會化戰術」對新進人員之「角色澄清」、「工作團隊整合」有正向影響；「角色澄清」對「工作熟悉」有正向影響；「工作熟悉」對「工作團隊整合」有正向影響；「工作團隊整合」對「工作滿意」、「組織承諾」有正向影響；「工作滿意」對「組織承諾」有正向影響。本研究認為，企業在新進人員「社會化」過程中，若能有效運用組織「社會化戰術」做為新進人員訓練策略之參考，當有助於新進人員之「工作團隊整合」，並有效提昇其「工作滿意」與「組織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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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腦製造產業發達，但近年來環境競爭日俱激烈，企業在自身的優勢條件外，也應考量客戶的供應商選擇因素，做為參考指標以強化商業交易。本研究以跨國買主對供應商的選擇條件為探討主軸。經產業專家的經驗提示，商業交易的關鍵在於符合客戶的想法和需求條件。故本研究以供應商的競爭型態、供應鏈之間的關係、買主的採購模式等構面觀點，來做為探討影響客戶選擇供應商的因素。同時也探討華人文化對國外買主採購活動的影響。 研究實施方式是藉由德商個案公司對華人的跨國採購及其供應商們做為探討目標。資料收集採取個案公司的內部專家與外部供應商專家做深度的一對一訪談。對於個案公司的內外部所有對象均以相同構面觀點做研究基準：內部專家意見為本研究主要的探討目的，以了解買主選擇供應商訴求之要因；對外部供應商訪談目的則在於探討廠商在銷售上的認知，和買主訴求條件之間的差異做參考與比對。 研究發現，電腦產業的跨國通路買主，在不同的供應商情境下，在價格、品質與產品技術規格之間會有不同的順序重點組合。同時在華人企業文化中，供應商若能有高階決策層級主管參與客戶交易，則對買賣雙方的交易會有正面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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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業務人員和顧客之間在一對一的服務關係情境下，是否有「物以類聚」或「同性相斥」的現象產生。而這些現象是否會影響到其再購之行為。為此議題本研究以保險業務人員與顧客雙方之性別、年齡、職業對偶關係做為探討其對保險再購之影響。 本研究採用類似普查的方式，以個案壽險公司3個月新承保之再保險單據，共51,653件再保新單，進行量化之研究。獲致結論如下： 1.業務人員為女性者，其所服務的女性顧客其再購買的比率較高。 2.業務員與顧客的年齡相似其再購買的比率較高。 3.業務人員於銷售保單時，職業類別屬於一般公司行號及機關團體之人士，其再購買的比率較高。 最後，依據研究結論，以人員之資源做為參考，容易建立關係，可對個案壽險公司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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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2.0在2000年網路泡沫化後出現，讓網路科技在資訊流通與社會參與的應用上更進一步。而目前在企業社會責任這個領域中，眾所討論的焦點，除了企業必須要被動地回應社會的期望與需求；以及社會所關心的議題之外，另一方面，還希望企業能夠主動貫徹社會責任的策略，對社會產生有意義的、正面的、積極的影響。 本研究認為以Web2.0的特性與技術，可以為企業提供工具與管道，透過企業與社會共創價值的途徑，進一步履行其企業社會責任，而此落實的方式，則將促使新型態的企業社會責任；也就是CSR2.0。 本研究採探索性研究，以文獻分析、次級資料分析及網站觀察為主。並以Prahalad and Ramaswamy (2002)價值共創的基石「DART」與Web2.0服務項目，作為個案研究分析的模型。以瞭解企業如何運用Web2.0服務促進消費者與企業進行共創的過程，並達成企業社會責任的目標。並以分析的結果與CSR2.0原則比對，闡釋該個案經由共創的過程促進CSR2.0。 本研究個案以全球化企業為主：1.HP；2.Wal-mart；3.Timberland；4.Starbucks。經個案探討研究分析結果發現： 1. Web2.0提供企業接觸社會大眾，以及溝通的管道。 2. 市場的需求驅使企業採用web2.0 。 3. 企業應用web2.0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方式，相當多元。 4. 企業應用web2.0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方式，與企業之屬性相關。 5. 具有商譽的企業願意應用web2.0推廣、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6. Web2.0提供價值共創四元素(DART)的平台。 7. Web2.0擴大社會大眾與企業的互動點範圍，進而達成價值共創。 8. Web2.0發揮其基礎屬性與體驗屬性，提供多元的共創經驗網路。 9. Web2.0可提供共同創造的平台，促使新企業社會責任 (CSR2.0) 的湧現。 10.Web2.0啟動DART機制，促使新企業社會責任 (CSR2.0) 的湧現。 綜合個案研究結果，提出本研究之管理意涵如下： 1. 企業應用web2.0落實於企業社會責任，實踐價值共創，提高策略意涵，達到策略的企業社會責任。 2.本研究歸納國外企業應用之範例與模式，可提供國內企業參考。 3.國外企業社會責任Web2.0跨平台商業模式，可提供國內業界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