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大學財政學系學位論文
國立臺北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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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從84年1千零60億點，上升至100年是3千750億點，達兩倍之多。因抽菸習慣有礙健康，政府於1997年制定菸害防制法，於2002年開徵菸品健康福利捐，每包菸課徵5元，並於2006年調漲為10元，於2009年調漲為20元，藉以抑制菸品消費及補助困窘之健保財務。由於抽菸行為可能直接呼吸相關器官耗損，因此本研究欲探討抽菸習慣是否導致呼吸相關疾病的醫療使用與費用上升，造成目前台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上升的原因之一。 本研究採用2005年「國民健康訪問調查」和「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庫」，將資料樣本以年齡: 18歲至30歲「青少年」、31歲至60歲「壯年」以及61歲以上「老年」，以及居住區域:北部、南部、中部以及東部。探討不同年齡層以及居住區域，其抽菸習慣以及其他可能因素對呼吸相關疾病醫療使用之影響。本文使用兩部模型法(Two-part model)，首先使用邏輯斯迴歸討論影響醫療使用機率的因素。其次，利用負二項分配及最小平方法迴歸模型，探討影響醫療使用次數以及費用之因素。 實證結果發現，31-60歲群組，抽菸者較沒有抽菸者醫療使用機率意外減少。可能因抽菸者較易至疾病嚴重方行就醫，導致後續醫療費用的發生劇增。然而，61歲以上，抽菸者較沒有抽菸者醫療使用次數及費用，則明顯增加；可能因為「菸齡」較高，對健康危害較深，相關醫療服務使用增加。就居住區域而言，醫療使用機率四個區域皆達負的顯著水準，意味抽菸者較沒有抽菸者醫療使用機率低。然而，醫療使用次數及費用僅北部地區達正的顯著水準，抽菸者較沒有抽菸者有較高醫療使用次數及費用。如前所述，顯示抽菸者可能至疾病嚴重時才使用醫療，尤其是北部地區情況更加明顯。欲改善國人健康，對於抽菸族群，加強宣導預防勝於治療，尤其31-60歲群組應定期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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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擴展Katz and Tokatlidu (1996) 的兩階段集團競租競賽架構（two-stage group rent-seeking contest structure），透過進一步將現實世界中不同競租集團之成員，在競租能力以及對於競租標的之評價等兩方面，皆可能有所不同的情況納入考慮，建構一個異質性集團競租分析模型，並以此模型為基礎進行競租分析。全文的討論焦點擺在：探究集團間競租能力與租利評價的差異性，對於社會競租浪費的可能影響效果。本文所推得的分析結果，不同於過往文獻當中有關於競租者（團體）異質性的擴大將會使得社會競租浪費水準下降的分析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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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自有財源偏低，支出結構僵化且不斷擴張，債務負擔累積迅速，致使地方財政惡化，嚴重影響地方政府施政成效。中央政府在設計補助款制度與統籌稅款分配方式上均希望適當的考量地方政府財政能力及財政努力的情況，以建立地方政府財政自我負責的精神，並進一步完善府際間財政調整制度。然而目前缺乏完整有系統地衡量台灣地方政府財政能力與財政努力指標的文獻，故本文主要目的是參考美國政府間關係諮詢委員會（The Advisory Commission 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簡稱ACIR）所建構的三種估測地方財政能力的方式，亦即以衡量稅課收入為基礎的代表性稅率法（Representative Tax System，RTS）、以其他收入來源為基礎的代表性收入法（Representative Revenue System，RRS）、及計算公共服務支出需求的代表性支出法（Representative Expenditure System，RES）等三種估測方式分別來評估台灣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的財政能力，並進一步使用這三種方式估測各地方政府財政努力指標，希望藉此全面的估測方式，提供制定相關政策時的參考。 估測結果顯示：租稅能力及收入能力較好的縣市主要集中在都會縣市，農業縣的表現則較差，但各縣市在租稅努力的表現差異沒有明顯趨勢。加入非稅課收入的衡量，縣市平均可增加約三成的潛在收入，顯示租稅能力不好的縣市，仍舊可以透過其他非稅管道獲取收入來源；而支出法計算的支出需求以經濟相對弱勢的東部及農業等縣市，所求得的支出需求為高，但其卻無法有相應的收入來因應。 在政策制定上，若能集合各指標的優點，將收入面及支出面的指標同時放入統籌分配公式內作考慮，相信可以有一定程度抑制地方政府濫用經費，節省不必要開支，促進地方拓展自我財源的動機，並培養地方政府自我負責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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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幸福感已成為近幾年來的熱門議題，許多國際組織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歐洲聯盟(EU)及英國、丹麥、不丹都陸續把幸福感做為國家經濟及福利指標之一，台灣在這波潮流下也於2013年公佈台灣的國民幸福感指數。然而影響幸福感的因素很多，尤其台灣的社會運動和社團參與自1987年解除戒嚴後就快速蓬勃發展，因此我們想探討台灣社會凝聚力對幸福感的影響。我們將社會凝聚力分成三個面向分別是社會關係、正面情感連結及關注公共事務，並以八個社會凝聚力變數(公平感、認同感、政治影響力、信任感、社會互助感-公共事務、社會互助感-鄰居事務、公民影響力及社會影響力)來看對幸福感的影響。 本研究使用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資料，研究期間從西元1995年至西元2010年，並且利用Ordered Probit Model來進行個別年度以及合併年度的資料分析，實證結果顯示，社會凝聚力變數如公平感、政治影響力、信任感、社會互助感及社會影響力對幸福感的影響都是正向顯著的。未來政府可以透過這些社會凝聚力變數制訂政策方針來提升人民之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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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臺灣整體女性勞動參與率呈現逐漸上升之趨勢，但各地區的女性勞動參與程度卻存在不一致的情形，而這是否意味著各地區的區域環境特性之差異將影響女性的勞動參與意願？有鑑於此，本研究結合著「縣市重要統計指標」、「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以及「內政統計查詢網」等資料庫在1998-2010年間的長期追蹤資料，並採用OLS與固定效果模型來對各縣市的女性與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率進行探討。 在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各項影響因素方面，根據實證結果顯示，『離婚率』與『非婚生嬰兒比例』皆存在正面顯著之影響，這顯示出女性經濟獨立意識的抬頭；『結婚率』與『孩童扶養比』則存在負面顯著之影響，這意味著孩童扶養人口的照顧負擔與婚後產生的家庭責任將降低女性的勞動參與意願；而『失業率(落後一期)』也透過「勞動沮喪效果」對女性勞動參與意願產生負面顯著之影響；此外，『產業結構』對女性勞動參與率也存在顯著之影響。在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各項影響因素方面，『孩童扶養比』與『產業結構』的影響與女性勞動參與率之估計結果一致；而『社會增加率』呈現正面顯著之影響，這代表著能夠透過縣市間的遷移，來選擇就業條件較佳之縣市，以提升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意願；『女性大學以上比例』則呈現負面顯著之影響，這可能是因為教育程度較高之女性，其配偶之教育程度也會較高，因此當丈夫的薪資水準愈高時，將對已婚女性之勞動參與意願產生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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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醫療與科技的進步，我國人口老化速度快速成長，依據行政院衛生署「2010年長期照護需要調查」，長期照護費用在家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又因長照無法預知特性，必須由政府、家庭、社會共同承擔風險。本文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什麼樣的家戶會消費長期照護支出，影響長期照護支出的因素為何，以及探究長照費用可扣除綜合所得稅之公平性議題。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為行政院主計處統計2004到2006年「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分別採用probit model與OLS估計模型，估計家戶所得、戶長個人特性、家庭結構型態等因素與家戶長照支出之間的關係;另外估算長照費用扣除稅額與長照支出份額之關係，分析未來長照費用可扣除稅額時的公平性問題。 根據本文實證結果，戶長教育程度、家戶所得、健保支出金額、移轉收入、接受照護者年齡等皆是影響家庭長照支出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政策規劃時能以上述特性做整體規劃，有助於長照服務的發展。至於長照費用扣除所得稅問題，隨著家戶所得的上升，長照支出佔總所得份額愈少，顯示所得愈高之家戶減稅實益較少，如此扣除政策於相同稅率級距下具公平性，有助於促進租稅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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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支調查資料中的所得資料不僅為政府制定相關社會福利及公開資訊數字的依據，也經常使用於學術研究，因此家庭收支調查資料能否真實反映家戶所得情況非常重要，曾巨威(2010)曾提及的家庭收支調查資料樣本數不足，代表性也有待商榷，如果樣本中所得資料的正確性也有問題，則據以推估的所得分配指標將無法真實反映台灣所得分配的情況。然過去台灣對這方面研究不足，僅有呂逸晨(2011)以支出基礎法探討2005 年及2009 年家庭收支調查資料中低報所得的情況，並未進一步利用其調整後所得計算真實的所得分配，用以分析台灣地區真實所得的分配情況。 本研究使用支出基礎法對2001年至2010年的資料進行估算低報所得的程度，並使用調整後的真實所得推估所得分配指標，分別重估五等分位差距倍數及吉尼係數指標，並與調整前的指標比較。 結果顯示10 年間平均低報所得4%到36%，支持我們對於自僱者家戶相對受僱者家戶而言會隱瞞其真實收入的假設，10 年來所得低報總數高達上百億元，每年平均每戶低報25,500 元。研究結果顯示所得最高者及最低者較容易低報所得，白領工作人員比藍領工作人員容易低報所得。調整後所得分配更為不均，五等分位差距倍數及吉尼係數分別由4.91 擴大為5.00 及0.307 增加至0.313，可以肯定所得低報的存在與真實所得分配較申報所得更為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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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為庶政之母」，政府財政之健全，為國家永續發展之根基。在台灣，租稅收入係政府長期最主要的經費來源，更是政府維繫社會運作所不可或缺的財力。鑑於租稅收入的重要性，諸多文獻分析影響民眾納稅意願之可能因素，並將遏阻民眾逃漏稅的主因歸之於政府查核機率與罰款處罰水準，然而在現今多數國家的稅法制度下，人民的納稅依從度卻遠高於模型所預期，因此是否有其他影響要素可解釋理論於實證間的差距？此為本文動機之所在。Feld and Frey (2002) 提出程序效用的存在會使個人進行納稅活動時，因滿足程度之差異有不同的影響，然而該實證分析可能會面臨內生性問題，造成估計的偏誤。故本文欲使用不同方法證實程序效用的存在以及探討對納稅意願產生之影響。 本研究參酌Alm et al. (1992) 的架構，以經濟學實驗獲得之樣本進行分析，依照行政通知語氣強烈的不同可分為嚴厲的態度、中性的態度或和善的態度，藉此來觀察稽查單位的態度與受試者所得低報率之關係。實證結果分為兩部分，首先，對記算能力普通者而言，嚴厲的態度與和善態度與低報程度呈現負相關，在稽徵過程中存在著程序效用對納稅人租稅道德感的影響效果；其次，對計算能力良好者而言，和善態度下的逃稅率反而會成正比。最後本文建議，政府可依照個體計算能力之不同，考量將程序效用作為遏阻逃漏稅的政策工具之一，可使國家財政政策更富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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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最低工資涵蓋政治、經濟、社會道德層面而引起諸多的探討，並且涉及勞資雙方對立的權益。再加上，我國對外籍勞工之補充性勞動力需求逐年提高。因此，本研究欲透過比較最低工資政策調整前後對勞動市場租值大小的改變，來分析該制度對我國勞動市場的影響。利用Pissarides(2009)的DMP模型做為理論架構，並將最低工資之變數引入模型中後做比較靜態分析。另外在實證分析上，基於資料來源的限制，以1996年第一季至2006年第四季為研究期間，透過一般化動差法(GMM)估計模型中所有的未知參數。設定1997年第三季為分水嶺，分別對「同時存在本國勞工與外籍勞工」以及「純粹考慮本國勞工」的勞動市場，求算政策變動前後勞動市場租值之大小。兩種情況皆會導致租值消散的現象，而且後者租值消散的情形略為後者嚴重。顯示出在本外籍勞工可相互替代的情形下，我國廠商偏好僱用外籍勞工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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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係屬民主自由、多元化的社會，但卻在所得不均等背後夾雜著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使得經濟與社會朝向失衡發展，連帶著產生社會不公與價值觀扭曲等問題。此種不平等確切地影響各種公民和社會參與活動，但在過往的研究中乏見將公民參與和社會參與跟不均等做完整而且有系統之探討。然而，若不均等是“參與”的決定因素時，那麼可以預見對於公民和社會參與在不同的不平等制度之下，相對所得的地位是有著不同含意。 本研究以2003年行政院主計處編制之「台灣地區社會發展趨勢調查訪問表—社會參與」資料，與2007年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執行「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社會階層」之資料，觀察受訪者「相對所得位置」、「個人基本社會經濟特性」對公民參與情形的影響。 根據實證的結果可以得知，在大部分的情況下，當臺灣民眾的相對所得愈高時，公民參與的情形也愈踴躍；當相對所得位置處於較劣勢時，的公民往往可能因社會疏離感或忙於生計等問題而忽略公民參與。因此如何提升相對低所得者的參與意願，便成為值得重視的議題，政府可能可以給予相對低所得者適當的補助或提出其他有效輔助政策，以降低公民參與成本，進而增進公民參與的意願，也促使民眾社團參與不普遍的情形能獲得改善，無形中社會資本也悄悄的累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