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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財政學系學位論文

國立臺北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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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6年來我國的失業率問題開始浮現,近年失業率更呈現往上攀升的趨勢,同時我國以高等教育做為維繫我國在全球經濟體中的競爭力與產業人才需求的方法,然而自2005年起擁有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者之年平均失業率卻高過整體平均失業率,而青年失業率也仍然居高不下。有鑑於此,本文探討我國自1994年教育改革後所實行之高等教育擴張政策,對於勞動市場上不同教育程度者失業率、總體失業率與青年失業率的影響。研究資料主要使用「縣市重要統計指標」並結合「內政部統計資料查詢網」與「教育統計指標」等資料庫在23個縣市1998-2010年間的長期追蹤資料,研究方法則採用OLS與固定效果模型,在控制時間趨勢下對各縣市的不同教育程度者失業率進行探討。 在影響各項教育程度者失業率的各項影響因素中,根據實證結果顯示,『大專及以上在學生人數』對於『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失業率』以及『15至24歲年齡組失業率』並無顯著影響,但是對於『高中職教育程度者失業率』存在著顯著正相關,這可能意涵著高等教育擴張後的高學歷擁有者會因替代效果而取代高中職教育程度者之工作機會;而『青少年人口比率』則對各項失業率皆有顯著負相關,表示我國目前尚未存在世代排擠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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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我國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逐日增加,在不久的將來台灣即將進入高齡社會,政府及私部門在退休金方面的負擔將越來越重。有鑑於此,了解工作者如何擬定退休決策是重要的,如此方能提供政策制定者更確切的數據以設計更適當的退休金制度,避免退休金財源受到衝擊。   過去已經有許多文獻發現健康狀況與經濟能力等因素會影響退休決策,但很少文獻討論休閒偏好與退休決策之間的關係。根據生命循環理論,若某人對休閒的偏好相對較高,則可能會想要早一點退休,因為雖然早點退休將使勞動所得與退休金減少,但可擁有較多的時間來進行休閒活動,反而可能會提高其效用水準。   本文採用台灣地區中高齡工作者之樣本,並利用ordered probit model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結果顯示休閒參與程度與休閒態度越高的人整體而言會比較有意願早點離開職場享受退休生活,但社團活動及宗教活動參與程度則與預期退休年齡間之關係不顯著。   由於資料限制,本文未考慮年資與預期退休金這兩項重要解釋變數。雖然有此研究限制,本研究提供了休閒偏好的確會影響預期退休年齡之實證證據,未來研究退休相關議題時若能避免上述研究限制將可使研究結果更為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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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觀察公務員和一般勞工的退休金差距甚大是否不公這個問題,所以我們設計實驗來看看實驗參與者的偏好是否與此制度一致。我們決定利用實驗的方法來決定退休金或的多寡是由應由對退休金帳戶之貢獻多寡來決定呢?還是依有無公務員身分來決定呢? Cappelen et al.(2006)回顧的公平概念有以下三種:嚴格的平均主義(strict egalitarianism)、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自由平均主義(liberal egalitarianism),我們利用實驗經濟學來測試依身分分配是否可被認為是公平概念的ㄧ種。在Hoffman et al.(1994)這篇文章裡有提到一些有關競爭影響產出分配結果的遊戲,而現今正式的公務員身分是要透過公務員考試合格才能擔任的,公務員考試就是一種競爭,所以我們要討論Hoffman et al.(1994)這篇文章。我們這個實驗和Cappelen et al.(2007)的不同處有三,一是我們考慮了身分因素,二是報酬為參與者努力得來的,三是天賦非隨機給的;和Hoffman et al.(1994)的不同處為報酬是參與者努力得來的。 我們以身分分別階段的考試來模擬公務員考試,生產及提撥所得階段模擬工作提撥退休金,分配提撥之款項階段模擬分配退休金。 實驗資料是我們招募32位國立台北大學內的學生參加實驗而得。我們設「所得比」為應變數,「貢獻比」及「伙伴身分為1」為自變數。我們得到「貢獻比」為顯著,而「伙伴身分為1」這變數為不顯著的結果。 根據我們實驗所得的資料之分析,發現實驗參與者普遍認為若想要從提撥之款項分得較高的所得,也要有對提撥之款項有較高的貢獻才合理。而考試的名次因為對提撥之款項沒有貢獻,而使實 驗參與者較不考慮伙伴的考試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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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許多競租活動中之競租標的,往往兼具公共財與轄區外溢性特質的認知,本文透過擴展Katz et al. (1990) 的公共財競租模型,在競租標的兼具公共財以及轄區外溢性兩種特質的情況下,從事競租分析。   本文首先分別將公共財的外部性分為外部效果及外部成本兩個部份,個別分析競租活動對社會浪費的影響,並試圖探討其結果是否會因加入競租的轄區數量增加而改變,發現:(1) 隨著跨轄區外部利益(成本)的提高,競租活動所造成之競租社會成本會下降(提高);(2) 忽略競租標的創造的跨轄區外部利益(成本)將會導致競租社會成本的高估(低估);(3) 當競租標的之跨轄區外部利益效果與區內效果完全相同時,競租社會成本將會等於零,可忽略之;(4) 上述結果不會因加入競租的轄區數量增加而改變。其次,就轄區間能力的異質性─貧富差距作討論時,之所以將能力的異質性考慮進來是因為有著不同稟賦的地區對於相同的公共財帶來的區內效果及外溢效果會有所差異,同樣地分別就外部效果及外部成本兩個部份來討論,發現:當競租標的製造跨轄區外部成本時,相對於貧窮轄區而言,富裕轄區成功取得競租標的之可能性會比較高;反之,當競租標的創造跨轄區外部利益的情況下,貧窮與富裕轄區取得競租標的之機會究竟孰高孰低,需視情況而定,理論上皆有可能。最後,有鑒於轄區的劃分方式不同將改變轄區間外部性的強度,進而對轄區間的競租活動產生影響,經過討論分析後發現,當競租標的具轄區外溢性時,轄區的劃分方式確實會是影響競租社會成本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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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全球有許多國家之政治制度正邁向民主制度,台灣在1987年開始轉型為民主制度,並在1996年開始第一次由人民直選之總統大選。台灣政治制度完全轉型後,日後便希望目前之民主制度能夠更為鞏固。過去經常利用人民之民主態度來衡量民主制度之表現為如何,民主態度包括人民對台灣政治表現的滿意度,以及人民對民主制度的偏好,即所謂之「民主滿意度」及「民主支持度」。   影響人民之民主態度的因素有許多,過去較少文獻研究個體經濟因素與民主態度之影響。故本文主要利用個人所得及相關之非經濟因素來研究其因素對民主滿意度及民主支持度的影響變化為何。採用中研院提供之三年份(2000年、2005年、及2010年)問卷資料,並利用ordered probit models進行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相對所得比較高的人之民主態度比較高,相對於低所得者來看,中所得者之民主滿意度比較高,而高所得者之民主支持度比較高。此外,除了個人相對所得之外,尚有其他非經濟因素足以影響個人之民主態度,如教育、社會機會、公民力量、及黨派偏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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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年來,人民幸福感已成為世界各國首要探討的經濟指標。從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世界經濟論壇(WEF)、歐洲聯盟(EU)以及聯合國(UN)相繼投入研究之後,臺灣也開始著手進行幸福感的評估調查,並且預計於西元2013年公布臺灣的國民幸福指數。幸福感是人民的一種主觀感受,因此受到干擾的因素有很多種,國內外學者針對幸福感所進行的相關研究逐年地增加,本研究除了討論個人特質因素與總體經濟因素之外,還加入了政治效能感因素進行探討。本研究採用西元2005年以及西元2010年的臺灣社會變遷基本問卷調查進行討論,並且利用Ordered Probit Model進行各別年度以及合併年度的資料分析。從實證結果發現到人民的政治效能感與幸福感之間是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此代表人民若認為自己影響政府的能力有所提升時,人民的幸福感將會增加。 在臺灣歷年來總統大選前後的政治決策當中,可以發現到政府官員選前與選後的政治態度會出現不一致的情況。政治人物通常在選舉前提出的政策皆會順應著民意,而選舉之後總是反其道而行,此情形將會使得臺灣人民的政治效能感產生變化。本研究所採用的資料為總統選舉的前後時期,雖然在西元2005年到西元2010年臺灣人民的政治效能感有些微的上升,但是本研究認為此情形並無法代表人民影響政府政策的能力增加,因此與Frey and stutzer(2000a)所提出的直接民主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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