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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學位論文

國立臺北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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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建立全區型的溝通平台以及凝聚公民對於城市的想像和願景之概念,隨著知名的國際都市規劃成功案例的宣揚和傳播,被台北市都市更新處拿來做為西區的新城市治理模式。因此,台北市都市更新處委託都市里人規劃設計公司,在台北市萬華區和大同區執行Share Vision計畫,期望建立起萬華區的溝通平台,並利用溝通的方式去達到認識地方發展的議題和發展願景共識的目標。 本研究企圖了解Share Vision計畫作為一個大尺度的溝通平台,在萬華區執行,有什麼樣的操作背景?企圖產生哪些改變?多元的意見如何在操作的過程中,被凝聚成單一的共識?過程中,對於參與者形成哪些影響?以及,這些共識將會如何被操作?因此,本研究提出三個研究問題,分別是,一、為什麼新型態的溝通平台會在萬華區被實踐,並企圖用來凝聚市民對萬華區都市再生願景共識?其在萬華區都市發展脈絡下,被期望如何解決都市再生問題?以及解決哪些問題?與過去的民眾參與與社區動員政策相比有何不同影響?二、在凝聚共識的過程中,Share Vision計畫是否出現資訊扭曲的情況去幫助特定的認知、價值觀或知識成為所謂的共識?若有的話,是誰、以及如何傳遞與扭曲資訊?三、Share Vision計畫所產生的共識出現哪些問題?而這些共識如何被分享出去? 研究發現如下:一、Share Vision計畫的出現是源自於公私部門對國外操作概念的複製,其企圖從建立溝通平台與溝通規範、增加討論社群的多元性、跳脫過往空間導向都市再生限制的三個面向,來解決萬華區許多地方議題的衝突與缺乏共識的現況。二、Share Vision操作的過程中,溝通和資訊的掌握仍舊在少數人手中,沒有被充足地解放;這可以從參與者是少數同質性高的社群,並且他們握有許多議題詮釋權力去發現;此外,Share Vision還是一個隱藏社區缺乏共識的共識凝聚平台。這些問題讓這個計畫與其原本的目標背道而馳。三、在Share Vision中所形成的共識僅是少數人的共識,而且策略與建議行動方案,定位是模糊的,且創新度不足,無法解決地方的問題和衝突。但是社區動員的過程中,核心參與者的政治資本越發積累,有助於Share Vision中所謂的共識進入社區,並且幫助都市更新處的價值觀傳遞給其他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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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文化」逐漸被世界各地與台灣的政策制訂者視為具有解決社會問題與促進經濟成長功能的萬靈丹。臺北市的工業棕地遺址─松山菸廠,自2007年後開始轉型成為以培育原創文化與創意為願景的文化園區。在轉型的過程中,松山菸廠隨著臺北市文化園區政策的轉變而被賦予了許多不同的空間想像,直到2007年後才確定文創產業扶植空間的發展定位。但是在文化園區政策實踐的過程中,松山文創園區的功能定位逐漸被延伸與擴張,除了文創產業的扶植,也必須滿足臺北市政府提升國際知名度、參與城際競逐以及吸引觀光遊客的政策需求。松山文創園區因此逐漸成為包含許多不同使用者與使用型態的複合性空間。然而,在目前松山文創園區光鮮亮麗的外表下,園區的空間願景卻與實踐產生了落差,松山文創園區的營運單位難以實踐願景中宣稱的新資本流動形式,提供文創業者或是藝文工作者其發展所需的資源與空間。松山文創園區政策的實踐反而成為象徵性的再現,且再現過程中的空間篩選與排除更是形塑出提倡特定生活品味的消費空間,但卻也使得地方的獨特性逐漸喪失,並且產生不均衡的資源分配以及鄰近空間店家的迅速置換等發展問題。 本研究將試圖以松山文創園區做為案例探討臺北都市再結構過程的文化園區政策轉變,並且探討文化園區空間篩選與排除策略所產生的影響。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問題:一、松山文創園區發展歷程背後的文化園區政策脈絡為何,且臺北市文化局所提出的政策對於松山文創園區的空間願景有何影響。二、臺北市文化局企圖運用哪些方法實踐松山文創園區發展計畫的空間願景?這些方法產生了什麼樣的成效。三、在松山文創園區空間願景下的篩選與排除將園區對於園區與周遭的空間產生了什麼影響。 在經過文本分析、假說建立、田野調查與深度訪談等質性研究方法後,本研究發現下列現象:一、臺北市政府企圖透過文化園區解決松山菸廠文資保存活化的課題,並且企圖運用文化與創意的扶植來達到提升都市競爭力與國際知名度的政策目的。二、臺北市政府企圖引入私部門的資金來達成空間修補與資本固著的發展願景,然而私部門企業所興建的新大樓卻未如同願景架構出新的文創產業鏈與生產型態,反而因為空間的篩選與排除而塑造出提倡特定生活風格與品味的消費空間,並造成鄰近社區店租的大幅上漲,使得原有的店家因此逐漸被排除。三、臺北市文化局在目前松山文創園區的空間中藉由引入仲介性質的設計產業相關單位來呈現臺北市政府對於設計產業之重視,並且規劃一系列的文創扶植課程以滿足園區扶植文創產業的發展目標,但卻難以實踐園區願景所描述的不受市場機制限制的空間,仍是以品牌行銷與獲利能力為目標教授參與扶植課程之業者。最後,在園區象徵性再現的發展策略之下,更是使得園區面臨到文化均質化與產業發展資源分配不均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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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覆蓋變遷為近年來重要的研究議題之一,在傳統上是以單一網格或單一宗地之變化為對象,透過不同的分析方法,對土地使用/覆蓋之變遷、驅動力與其動態過程進行分析與模擬,從而探討土地使用/覆蓋變遷之內涵、趨勢與因應對策等。其中,以多主體模擬(Multi-agents simulation)、計量經濟模型(econometric model)、景觀生態指數、空間統計、CLUS、SLEUTH等方法最為常見。然而,單位土地與土地之間或宗地與宗地之間往往具有空間相依的特性,亦即土地使用/覆蓋的變遷不會僅僅發生在單一土地或單一宗地,往往伴隨周圍土地的變動。再者,不同尺度的土地分析單元亦會造成土地使用/覆蓋變遷分析結果的改變。因此探討不同尺度面向之土地使用組合、土地空間型態或空間特徵的變化與特性應為土地使用/覆蓋變遷研究發展的一項重點。 本研究假設土地使用/覆蓋變遷之分析範疇可分為網格(parcel/Grid)、型態(pattern)、系統(system)等三種尺度層次,透過不同尺度的分析將有助於建立或分析土地使用之組合特性。近年來,景觀生態指數廣泛地應用在探討土地型態以及土地類型的轉變過程,對研究不同尺度上之土地變遷議題上,提供了一項有力的工具。同時,資料分群方法(如群落分析)亦對土地型態類型分辨提供了統計的解釋與證據。故此,本研究以土地使用/覆蓋為對象,整合景觀生態指數、群落分析等方法,從探討土地使用/覆蓋型態為出發點,透過人口、社會經濟、交通、自然環境等面向,以台北都會區為實證地區,建構台北都會區之土地型態與變遷關係,並實證土地覆蓋型態變遷及其動態。結果顯示透過不同尺度的案例分析,即使個別的土地覆蓋型態類別不盡相同,但其整體都市結構與變遷區位仍極為相似,說明了群落分析方法與景觀生態指數的應用有助於瞭解整體都市空間的基本架構。在此結果下,台北都會區之土地使用/覆蓋型態基礎類別可分為都市核心、都市次核心、都市外圍與自然地區等四類,其整體結構是以台北盆地平原為都市核心,分別向盆地東、北、西三面以走廊方式進行衍伸,其中以西面發展為主要擴張對象。在變遷方面,都市核心與都市次核心原位於台北市西側及以西區地區,其範圍以其為中心略微向外擴張;都市外圍與自然地區的轉變則位於西側都市外圍地區、東側走廊與東北面海岸地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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