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學位論文
國立臺北大學,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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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往的研究，對1950年代臺灣發展多專注於討論日本時期發展的脈絡、美援對於超級通貨膨脹的作用以及整體政策對台灣發展的影響，而未見隨國民黨政府來臺的大量外省人的角色。1945年以前臺灣在日本的統治下，和中國大陸產生完全不同的發展。戰後國民黨政府帶來的大量外省人，以其和在臺灣發展的本省人的不同背景，影響了臺灣人民的教育程度與職業結構，彌補了因為日本人產生的空缺和不足，同時也壓抑排擠了本省人的發展機會。本研究使用文獻分析法，比較戰前中國大陸和臺灣的生產與教育的統計資料，以及戰前和戰後臺灣的資料，從比較中指出臺灣和中國大陸在戰前發展的不同，以及戰後初期和日治時期的差異。證明外省人在戰後1950年代初期對臺灣具有難以忽視的影響力，而這是過往未曾受到關注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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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是傳授個人就業所需的職業技能，或提升其工作上所需的工作技能與相關知識，所實施的各種訓練。特別對於那些無法在學校的資源體系中養成就業技能的聽覺障礙者而言，畢業以後再透過職業訓練的技能強化，更是他們進入競爭性勞動市場相當重要的中介服務之一。然而，聽障者卻常被排除在一般的訓練方案之外，而僅能參加以協助技術能力要求較低的身心障礙者職訓專班，使得原本有工作潛力的聽覺障礙者，因為外界的標籤與污名化，成為被制度製造出來的障礙者，而無法達到職業重建所欲追求進入或重返競爭職場的積極目的。本研究透過訪談與分析，整理出聽障者、訓練機構及雇主三方對聽障者就業的需求與期待。研究發現：開辦專班的職訓單位雖已考量障礙者的就業能力而主動開發較基礎的工作機會，但因與訓練內容較不相關，反易使結訓學員有學非所用的失落感；而聽障者參加專班的原因有多數是以為只有專班是免費參訓，顯示聽障者除了在報名甄試的階段不容易錄取外，可能連前端的資源宣導也早就被排除在外。最後，在雇主的部分，聽障者的工作態度與政府的持續支持協助，為影響企業持續雇用聽障者的主要因素。 綜上，本研究建議：（一）推動融合式訓練環境的改善，並建立完整的錄訓評估與職業輔導評量指標，讓聽障者可以適性的參加職業訓練服務方案。（二）輔導專班的承訓單位提升訓練規劃能力或轉型為以就業支持為主、特殊障別訓練為輔的服務提供者。（三）提供雇主專業持續的支持協助（從訓練服務、僱用獎助、職務再設計及就業支持服務、工作教練等包裹式的整合型服務），而非個別計畫型的補助，增加聽障者的就業穩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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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親班在坊間林立，安親班的老師在放學後，照顧著沒有父母在身邊的孩子，本研究想要理 解安親班老師所扮演的角色中的困境與困難，並且了解安親班老師之原生家庭、求學過程和職場 經驗，探討職業歷程與實際狀況。 「女人做女人的工作」是否是一成不變的道理。「母職的再生產」、「自我實現的預言」，是本 論文所探討的理論。探討真的只有「女人」才適合安親老師的工作嗎？是否有可能打破性別迷思， 讓「男性」也加入安親老師的行列，進而從性別領域中提供另一個選擇和思考模式。 本研究用質性研究中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法進行，並且以實際觀察蒐集資料，以十位在安親 職場的女性安親老師 -- 分為育有孩子的五位安親老師，和沒有孩子的五位安親老師為受訪者。 主要的資料分析過程，將受訪者的生命故事加以描述，之後針對此做出分析。從女性特質、 性別與社會、女人的工作、安親老師之角色人物進行研究。有孩子和沒有孩子安親老師之差別、 科班與非科班的安親老師、女人做女人的工作、現實的安親文化等進行相關研究。 研究發現，安親班老師是因為安親班的工作才會和孩子有所接觸。受訪者普遍認為安親老師 是一份女人的工作，所以安親班老師大多為女性工作者，使得大多數的安親班老師都是女性。本 研究結果呈現母職再現、性別差異、安親老師的難為、不同家長的要求、面對被寵壞的孩子、安 親老師是孩子第二個媽。在自我實現的預言和母職的再生產的理論下，深入了解安親班老師的同 質性和差異點。並針對本研究提出結論、未來可研究之建議及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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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內容：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影響高中職學生公共道德表現的因素，資料來自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簡稱為TEPS）第四波高中職生的學生與家長問卷調查資料（限制使用版）。本文以學生個人背景因素與家長背景因素為自變項，社會資本為中介變項，高中職學生公共道德行為表現為依變項。 經文獻檢閱與研究目的，提出以下三項假設： 一、 高中職學生的個人背景變項對公共道德行為表現有顯著影響。 二、 高中職學生的家庭背景因素變項對公共道德行為表現有顯著影響。 三、 透過社會資本，高中職學生的個人背景變項與家庭背景變項會影響其公共道德表現。 本研究經由迴歸分析，發現三項假設均獲得一定程度的支持，即高中職學生的背景變項會影響其公共道德行為表現。此外，透過社會資本也會影響高中職學生的公共道德表現。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家長公民德行」、「學校內社會資本」、「家庭內社會資本源之媽媽」、「家庭內社會資本源之家中其他人」對於高中職學生公共道德行為表現影響最大。可見高中職學生內化家中重要他人道德價值觀以及藉由校園認同與師生互動良好，使其發生楷模學習繼而影響了高中職學生道德行為表現。 關鍵字：高中職學生、重要他人、公共道德、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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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影響公私部門裡的正式員工與臨時人員工作滿意度的因素。本文以個人背景(性別、年齡、教育年數、工作年資、工作收入)、個人層面(提升工作技巧、工作輪調)、團體層面(隸屬關係、同儕關係)及組織關係(升遷機會)去分析這些因素是否對於工作滿意度有顯著影響。 本研究採用2005年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問卷作為資料來源，而以描述統計、相關分析、迴歸分析及路徑分析為其計量方法。 研究結果顯示，不論公、私部門的正式職員或是臨時人員的個人背景為何，均不影響其工作滿意度。然而，公部門的正式公務人員面對有升遷機會時，是會影響其工作滿意度，而公部門之臨時人員則無任何顯著影響；就私部門而言，正式人員希望能提升自己的工作技能及知能，並著重與上司間的關係良善；而私部門臨時人員則是重視與上司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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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中央研究院2006年「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五期第二次「家庭組」的問卷數據，其目的為探討家庭決策與婚姻滿意度的性別差異。研究樣本為臺灣地區十八歲以上的已婚人口，透過描述性分析、線性迴歸分析進行計量統計研究。其中，家庭決策分為三項，即子女教養、家用支出分配與買高價的家庭用品。 研究結果顯示，男女性的婚姻滿意度皆高達八成以上，且男性婚姻滿意度高於女性。對已婚男性來說，影響婚姻滿意度的因素包括「階層」、「結婚時雙方的家庭經濟差距」、「家庭決策」，自認為上層、支配購買高價值家庭用品決策的男性，其婚姻滿意度較高，當男性結婚時其家庭經濟狀況優於女方家庭、主導子女教養決策權時，其婚姻滿意度較低。而影響女性婚姻滿意度的因素為「年齡」與「家庭決策」，年紀愈輕的女性，其婚姻滿意度較高，當妻子為子女教養主要決策者時，其婚姻滿意度較低。 由迴歸分析中可知，「家庭決策」是婚姻滿意度重要的影響因素，尤其是在子女教養方面，買高價的家庭用品只對男性的婚姻滿意度產生影響，家用支出分配對婚姻滿意度沒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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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溝通是婚姻健康的指標，而幸福婚姻的先決條件在於有效的傾聽與分享。本文旨在探討不同背景變項與夫妻溝通對婚姻滿意度之相關研究，並進一步探討影響夫妻溝通情形的因素。 本研究採用中央研究院2006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五期第二次「家庭組」問卷資料，透過描述性分析、線性迴歸分析及路徑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結果發現，性別、子女數及夫妻溝通情形是影響婚姻滿意度重要背景變項，其中以夫妻溝通情形的影響最顯著，在性別方面，以男性的婚姻滿意度較女性為高；在子女數方面，則以無子女或家中有四個及四個以上的家庭其婚姻滿意度較高。 因夫妻溝通情形為婚姻滿意度之重要預測變項，故以夫妻溝通情形為依變項進行路徑分析，以探討變項間作用的大小以及其因果次序，結果發現男性、教育程度高中職及大專以上、夫妻年齡差距0-4歲及家庭生命週第一階段之家庭等變項，雖然不會直接影響婚姻滿意度，但卻會透過夫妻溝情形，對婚姻滿意度產生間接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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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深度訪談10位高中、國中女性教師，依教學年資分為三個世代，探討女性教師的服裝規範為何？這套規範是如何被規訓？被誰所規訓？以及女性教師如何自我觀看這套服裝規訓？父權結構如何藉由外在的衣飾規訓女性教師內在的身體意識，即是本研究的主軸。 社會體制對於女性教師的規約限制是代代相承，資深女性教師深植內化了傳統社會與師範教育對於女性身體的規訓，有領有袖、端莊保守的裝束不僅是她外在的服儀，更是被馴化身體的表徵。資深教師認同這種規訓，並將符合規訓的身體形貌標誌為「有老師的樣子」、「穿得像老師」，透過師資培育中心、實習、教甄、校園倫理的層層篩選與監控，女性教師的身體被框限型塑成標準的樣貌，而這種標準身體樣貌的捍衛者與依循者卻是女性本身。資深女性之所以願意擔任規範的捍衛者與規訓者，絕非衷心認同這套桎梏女性身體的規訓，而是在漫天父權體制籠罩之下，唯有服膺規範的女性才能獲得社會優勢價值的認同。當女性教師一旦穿著暴露花俏、舉止逾越端莊嚴謹的社會期待時，觀看者（特別是男性觀看者）無論是同事、家長，甚或學生，會對被觀看的女性教師產生不尊重、輕佻的意念想法，認為不符合服裝規範的教師亦不具備為人師表的風範。此時，父權體制以更幽微的方式規制著女性的身體，讓女人規訓著女人，而真正的壓迫者卻退隱至幕後，匿跡銷聲。 不可否認地，社會優勢價值與傳統家庭、師資培育系統對於女性教師有標準化的身體規訓、服裝標準，但新一輩的女性教師已開始思考這套規訓的應對方式，她們的覺醒在代代相承的標準服裝規訓中產生了質變，企圖同中存異，在相同的規範中仍能穿戴出自身的品味與風格。並且，女性教師瞭解社會對於這項職業的期待，她知道自己在被觀看，當她實踐社會所期許的言行舉止時，只是遵循遊戲規則而行動，並非全然內化這套社會規訓、並非完全認同這套遊戲規則。當卸下教師的戲服，她仍是獨立、自由的個體，不是表面上看似的被制約者。年輕女教師的馴服只是一場服裝展演，這場展演是她自由意識下的選擇，而非被性別刻板印象束縛的被制約者。她們游移在規範的縫隙中，是一群自主的行動者。期待具有性別意識的新一輩女性教師透過教育破除學生的性別刻板印象，真正達成性別平等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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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滿意度一直被視為組織生產力重要影響因子之一，然而現有影響工作滿意度的研究大部分針對某一個特定的研究對象，探討工作者的人格特質、工作特性、人際關係、領導型態對工作滿意度的關聯與重要性，甚少探討不同職業類別之工作滿意度。因此，本研究除了欲了解台灣工作者工作滿意度情形外，也將探討工作者的職業類別、工作內容與工作環境等工作特質、職場中的人際關係、個人的人格特質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 本研究的分析資料是採自2005年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五期第一次工作與生活組研究問卷。研究對象為18歲（含）以上且現在有一份有收入的工作成年人口。依研究目的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相關分析和多元迴歸分析，探討職業類別、工作特質、人際關係、人格特質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人格特質、職業類別、工作特質和人際關係皆會影響工作滿意度。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在所有的職業類別裡，以管理專業人員及助理半專業人員相對於藍領體力人員之工作滿意度較高。若比較職業類別、工作特質、人際關係及人格特質對工作滿意度之影響時發現：工作特質對工作滿意度之解釋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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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目的係探討社會接觸對東南亞新移民女性刻板印象之影響，研究樣本取自「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2008年第五期第四次問卷一「大眾傳播組問卷」調查資料，共取得1,980位成年男女之有效樣本。本研究透過多元迴歸分析發現，社會接觸確實會影響台灣民眾對東南亞新移民女性之刻板印象，且Allport所提「群體間接觸假設」之「熟人式接觸」效果也在資賦水準面向得到驗證，表現出台灣民眾倘經常與東南亞新移民女性接觸，則對東南亞新移民女性在資賦水準面向會有較正面之評價。最後，本文不同於以往之發現是，在教育程度方面，相對於國中及以下程度者，高中職及以上程度者對東南亞新移民女性在資賦水準面向會有較負面之印象，此結果說明了縱使是高等教育水準亦無法擺脫對刻板印象之影響；另外，研究結果亦顯示相對於其他非農工階級，農工階級對東南亞新移民女性在資賦水準面向會有較正面之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