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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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量化研究，以新竹縣國小學童為研究對象，含本國籍配偶子女499人，新住民子女163人，共662人，用學習態度問卷、過動量表及學生成績登記表來蒐集相關的資料。以性別、學前教育年數、母親原國籍、母親教育程度為自變項，國語成績、數學成績和期末總成績為依變項，比較新住民子女和本國籍子女學習態度與學業成就的差異，並分析影響學業成就的因素。本研究運用文化資本、家庭教育資源理論和家庭社經地位來探究各變項與學業成就的關連性。透過敘述性統計和獨立樣本T檢定(T-test)發現新住民子女與本國籍子女在學習態度、過動量表和國語成績皆未達顯著差異，但在數學成績、期末總成績達顯著差異，且本國籍子女表現優於新住民子女。最後運用多元迴歸分析發現：年級較低、學前教育年數多的、父母學歷較高、父母期望較高、做功課的時間約在2小時、學習態度良好和過動情形較少的學生，學業成就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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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父親的角度為出發點，透過相關的文獻回顧及十位心智障礙者父親的深度訪談，瞭解在心智障礙者的家庭中，父親如何參與照顧工作、家務如何分工、工作與照顧衝突及因應之道。透過對心智障礙者父親生命經驗的了解，探討父親對於父職概念的建構及實踐，期能增進其親職參與，減輕因障礙兒為家庭帶來的衝擊，進而對心智障礙者家庭有實質的助益。 研究結果發現，心智障礙者父親會有不同程度的參與照顧行為源自父職認知與參與意願，障礙兒的父親必須重新定義照顧工作的意義，才能更積極正向的參與照顧工作。障礙兒鬆動了一般家庭的性別分工，雙親唯有在適才適力的合作關係下，才能達到事半功倍之效。心智障礙者的父親必須認同自己的父親角色，才能成為心智障礙子女的專屬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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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指出，社會位置影響音樂消費。只是，有些研究關心單一的社會位置(如地位或階級)，有些研究則關心多元的社會位置 (如教育、世代及種族)。本文以台灣社會變遷資料調查(2007 年)之休閒生活組的資料為取樣(N=1279)，來研究兩者的關係。研究發現，個人化比地位及階級，以及同源論及雜食-純食論更具影響力，尤其是教育程度及世代這兩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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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文獻指出學校依附感較高的學生往往有較高的學業成就、較低輟學率且較少偏差行為。基於學校依附感能帶來諸多正面影響力，使教育、社會學者開始關切這個非學術層面卻象徵著適應是否良好的指標。本研究使用TEPS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以2001年國一以及2003年國三的同一批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分別以橫斷面模型及縱貫性模型來分析影響學校依附感的可能因素。研究結果發現：1. 女生比男生的學校依附感高，國三時期原住民相對於漢人有較高的依附感，私立學校反而較吸引台灣的學生，國一被同儕霸凌的陰影會持續影響到國三的學校依附感。國三時會比國一的依附感來的低，雖然台灣的國三學生必須面臨巨大的升學壓力，但如果越多老師給予情緒支持，依然能夠提昇他們對學校的好感。2. 即使考慮到同儕效應、個人特質以及學校相關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教師的正面與負面支持的確會影響學生的學校依附感，其效果持續從國一影響至國三。不但如此，亦發現國三教師支持的影響遠比國一時期大，表示教師對不同年級的學生影響力有所差異。本研究提供一個提升學生學校依附感的有效策略，對青少年而言，除了父母之外的重要他人莫過於同儕及老師，本文揭示同儕有其一定的影響力，但教師的角色更重要，老師透過情緒支持來滿足學生的心理需求，當學生感覺到愛、被接納，使他們加深對學校的情感，更喜歡去上學、享受學習，當然也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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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的為探討不同的婚姻配對方式對代間授受關係的影響，分析性別、個人和家庭因素及家庭觀念因素其對代間授受關係的影響。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是採用民國九十五年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五期二次)資料，本研究僅篩選已婚有偶者，故排除離婚、同居、單身、分居、喪偶者及父母已不在者，原始樣本為2102人，符合樣本人數為798人。 研究結果顯示，與「強關係」相比，經由「弱關係」及「自己認識」而媒合的婚姻配對，其對父母的工具性支持是比較多的；而「來自父母的工具性支持」中，「自己認識」的是比經由「強關係」更多。父母對結婚對象的影響程度在「對父母的工具性支持」、「對父母的情感性支持」、「來自父母的工具性支持」及「來自父母的情感性支持」中皆達顯著相關，結果顯示父母對結婚對象的影響程度越高，其代間授受關係越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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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有相當多文獻指出，父母參與對子女學習表現和問題行為的影響，但很少有人討論父親參與和母親參與之間的差異。因此，本文基於其他研究的討論結果，認為父親參與是偏向子女的行為訓誡，而母親參與則是提升學生認知能力的表現。分析資料是使用TEPS第一波和第二波學生資料，並合併第一波家長問卷，其研究結果發現加入家庭背景，及國一認知能力和問題行為的控制變項後，父親監督功課的參與行為，能顯著降低男生的問題行為；母親的監督功課和參加學校活動，則有顯著提升學生的認知能力。雖然父母參與變項並未提高很多解釋力，但整體結果似乎呈現，父親角色是偏向行為面，而母親參與則偏向認知學習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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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探討，影響外籍配偶就讀國小子女學校生活適應之因素，研究樣本取自教育部統計處於2005年所調查的「外籍配偶就讀國小子女學習及生活意向調查報告」之原始資料，樣本範圍涵蓋整個臺閩地區，包括金門縣和連江縣，樣本個數為配合研究目的稍作調整後，所剩有效樣本共6,941位。 經文獻檢閱並配合研究目的，提出以下三個研究假設： 一、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及家庭背景變項，對外籍配偶子女獲得課業關注有顯著影響。 二、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及家庭背景變項的外籍配偶子女，透過課業關注這個中介變項，影響其學業表現。 三、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及家庭背景變項的外籍配偶子女，透過課業關注及學業表現兩中介變項，影響其學校生活適應。 經統計分析結果，獲得以下主要結論： 本研究的三個假設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即不同背景變項會影響外籍配偶子女獲得不同的課業關注，而課業關注再影響學業表現，學業表現又進一步影響學校生活適應。 另一方面，從統計結果中我們發現雖然女生獲得的課業關注少於男生，但其學業表現及學校生活適應均優於男生；外籍配偶子女依年級的遞增，所獲得的課業關注則遞減，學業表現也隨著年級的升高而遞減，但學校生活適應卻隨著年級的升高而提升；認知功能和語言發展對學業表現具有首要的影響力，對學校生活適應也具有影響力；外籍家長的教育程度和語言溝通能力對學業表現和學校生活適應雖然都不是主要的影響因素，但卻持續具有影響力；在家境狀況方面，可以發現從「富裕」、「小康」到「清寒」，其子女所獲得的課業關注，及其子女的學業表現和學校生活適應也隨著家庭經濟狀況而有遞減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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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父親與母親在家庭結構中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父親較將心力投入在工作而非家庭，母親則平均較常扮演照顧子女的主要角色，使得母親比父親更瞭解子女的生活狀況，因此單親父親和單親母親的子女在教育表現上也會受到不同的影響嗎？由於國外文獻已經針對相關議題做過不少探討，本文將以國內相關的研究作參考和對照。使用「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於2001年蒐集之國中一年級學生的樣本，來探討單親父親與單親母親對子女的教育影響。本文的主要發現有：首先，提升經濟能力是幫助單親母親的子女在教育表現的關鍵因素；第二，家長愈常與子女談論課業狀況以及陪伴子女等行為，相較於單親母親，對單親父親的子女在教育表現上有更大的正面影響。 研究也發現，子女會隨著在不同的單親家庭中，教育表現也會受到不同的影響。四種單親家庭結構中，以喪偶單親母親的子女在教育表現上最好，離婚單親父親的子女則在教育表現上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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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的薪資差距及其變化一直以來都是社會學關心的重要議題之一，既有相關文獻指出：近年來隨著女性受教年數的提升，也連帶的帶動了女性薪資的增長，縮短了與男性薪資的差距。同時，女性投資在教育方面所得到的薪資回饋也高於男性，即所謂的女性的教育斜率較男性高。此外，婚姻關係也影響著兩性薪資的變化，相關研究發現婚姻對於女性在薪資取得方面確實有不利的影響，已婚婦女的薪資顯著少於未婚女性。然而，此番發現多半是把教育與婚姻兩個影響兩性薪資的重要變項分開檢視後所得到的研究結果；因此，有別於既有文獻對變項的處理方式，本研究將教育與婚姻狀態結合成一個交互變相納入檢視，在重新檢驗既有文獻的研究結果之外，也企圖彌補既有研究發現的不足。本研究使用「人力資源運用調查資料庫」，此人力運用調查旨在明瞭台灣地區勞動力運用、移轉及就業、失業狀況等短期變動情勢，因此極適合作為本研究的分析資料，在此資料庫的分析中，本研究發現：（1）雖然女性的教育報酬率高於男性，但在放入教育與婚姻狀況此交互項之後，女性教育報酬率高於男性的情形只發生在「已婚女性身上」。（2）婚姻確實對於已婚女性在薪資的取得上有不利的影響，但也並非所有已婚女性的薪資都少於未婚女性，擁有較高教育程度的已婚女性，其薪資表現未必比未婚女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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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三個期次的長期追蹤調查資料「青少年藥物濫用之起因：一個社會學習模型」，以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進行固定效果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分析，以期在排除選擇性偏誤（selection bias）並控制影響母親教養行為及子女偏差行為效果及值固定不變的因素，在考慮母親教養行為（生活監控以及嚴厲教養）的中介效果的狀況下，探討台北市國中生之偏差行為與母親偏差行為、教養行為間之關聯機制。本文主要提問有二，第一，母親偏差行為、教養行為與子女偏差行為間之關聯機制為何，母親偏差行為是否透過教養行為影響子女的偏差行為？第二，三者間的關聯是否因子女的性別而有所不同？並試圖利用多個社會學理論探討三者之間的關聯機制如何運作。 研究結果發現，在控制其他因素後，母親偏差行為不論在直接效果或中介效果上，都不影響子女的偏差行為；母親對子女的生活監控越多，施予子女的嚴厲打罵教養越少，子女的偏差行為越少，且上述兩項母親對子女的影響皆不因子女的性別而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