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學位論文
國立中正大學,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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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正當性」對當今泰國政治的重要性不可言喻，從2006年軍事政變，到本次2014年軍事政變，甚至是軍方政變的聲明，都顯示出「文人政府統治正當性不足」為軍人干政的主因與動機。以民主觀點而言，2014年確認泰國重回「半民主」時期，泰國軍方勢力強大就是主要因素。因此本文的第一部分主要先介紹泰國民主的發展，包含一些軍文類型的，透過這個部份能讓讀者對軍文關係有基礎的認識。 第二部分列舉了實際的案例做為依據，解釋泰國軍方在2006年的崛起。另外泰國司法加強取締冒犯君主的行為，司法迫害時時刻刻在泰國人民生活中演，甚至遠在國外都有機會觸法。泰國公民社會的對立日益嚴重，藉由文中的一些實例可以知道，塔克辛與民粹政治在傳統菁英的認知中只有負面的意思，我們必需要了解泰國政治對立的真正主因，這與泰國皇位繼承是無關的。 本文最後部分主要探討2014年泰國軍事政變在各個層面所帶來的轉變，舉凡政治、內政、外交、及軍政府的掌權。自古以來，「軍人干政」不論是在哪種方面一直都是非常獨裁的，上至國家下至人民都無一倖免，例如軍政府鎮壓異己、人事任用、獨裁的施政、限制公民權力皆然。泰美關係也逐漸因中國的崛起而生變，許多亞洲國家並未抨擊本次的政變，美國明顯順應政治現勢而改變強硬的態度，面對西方國家排山倒海的譴責聲浪和制裁措施，泰國軍政府積極尋求中國政經的支持，我們不難發覺「政權維護」對軍政府的重要性。 關鍵字：泰國政變、軍人干政、軍文關係、半民主、帕拉育、盈拉、蒲美蓬、泰國皇位繼承、統治正當性、泰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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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結束後，貿易自由化已成為現代潮流，無論是在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下所進行的多邊架構協定，或是區域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皆是各個國家在發展貿易自由時的重要手段，特別是在杜哈回合(Doha Round)談判無法有效進行後，締結FTA已經成為經貿自由化的重要方式。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成為其首要目標，隨著經濟實力的提升，逐步融入全球經濟秩序中，並於2003年正式加入WTO，其後更致力於發展FTA戰略，而FTA的簽訂不僅僅在經濟利益上，其中更涉及到安全與外交、國內政治經濟、槓桿操作等因素，綜合以上觀點，本文進一步針對中國–東協FTA、中國–澳洲FTA、中國–冰島FTA以驗證上述各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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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十一世紀以來，臺灣與中國大陸兩岸雙方社會運作模式，已經比二十世紀以前較為民主。兩岸在簽署ECFA以前，基於政治、歷史、文化因素影響，在雙方政府明訂的政策上有所限制，但於經貿方面卻早已具有相互依賴的關係；於簽署ECFA之後，雙方貿易更具有制度化的保障，整體進出口數據也有提升。無論是臺灣政府亦或是中國大陸政府，皆積極透過強化政策制定以發展半導體產業。近幾年，臺灣與中國大陸的貿易行為有著更密切的互賴，中國大陸幾乎已成為臺灣的最大貿易夥伴國家，許多臺灣的工廠也紛紛遷移至中國大陸設廠，並透過上游、中游、下游廠商讓臺灣和中國大陸形成更加緊密的連結。 然而，本研究從「兩岸經貿產業內貿易的互動」作切入點，以臺灣具備高科技優勢的半導體產業成為本研究「企業互賴」的選擇，並循序漸進的從全球半導體產業將技術引進至臺灣，接續又透過臺灣前往中國大陸設廠，讓兩岸半導體產業鏈連結因而有相互依賴之關係。本研究針對兩岸半導體產業內貿易的上游IC設計產業、中游IC製造產業以及下游的IC封裝產業和測試產業作出SWOT分析，並依據所分析的結果顯示兩岸半導體產業「相互依賴」是源於上游、中游與下游各自產業鏈的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以及相互依賴占據兩岸的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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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及各項科技不斷進步，我們生活的社會環境也快速變動，因而帶來許多不確定性和複雜性，使我們身處於一個被危機包圍的環境，不論是人為或天然因素所造成的危機，在危機發生前，我們總會沙盤推演，嘗試建立各種預防危機的機制，然而若遇上重大天災，仍是防不勝防，危機發生之後，政府除針對危機本身做妥適的處理之外，面對民眾及媒體亦須有良好的危機溝通策略，以避免造成危機本身之外更大的政治危機。 然而，重大天災並非人為事先預防就能免除的，1999年9月21日凌晨1時47分於南投縣集集鎮境內，發生芮氏規模7.3的大地震，相隔10年之後，2009年的莫拉克颱風因帶來驚人的雨量，造成嚴重的八八水災，政府面對重大的天然災害，勢必應盡快進行危機處理及危機溝通，如處理不當或溝通不良，恐在天然災害本身的危機之外，引起更大的政治危機，九二一地震及八八水災是國內近二十年來，傷亡規模相當重大的天災，本研究旨在探討比較兩次重大天災危機發生時，分別同為國民黨執政之下的中央政府，面對重大的天然災害危機事件，李登輝政府與馬英九政府所採取的危機溝通策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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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首要物質基礎，如果沒有糧食，一切將是無稽之談沒有貿易、沒有商業、沒有文學、沒有藝術、沒有學習、沒有進步、沒有未來。飢餓是實現人權和制約人類發展的一項重大因素，它不僅會剝奪最基本的生存權、甚至會吹熄一個人的希望，進而阻礙國家的繁榮與和平。 糧食與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人類安全皆有緊密的連結。然而在傳統安全中，包含外交威脅、政治威脅與軍事威脅，而糧食危機與傳統安全的關聯性皆與上述三個範疇有關，因為糧食是一種具有戰略意義的特殊商品，是事關國家獨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的戰略物資甚至是武器；不管是因為糧食的分配不均、糧食帶動經濟的起伏、經濟影響糧食的價格、人民對於缺糧的抗議、疾病導致跨國運送中斷，亦或是食物分子技術的提高改變人類的飲食習慣，皆與非傳統安全中，經常是需要全球組織、區域與國家間的合作、而非由單一政府可以解決的特性相關；在人類安全中，糧食安全即為7大面向之一，為讓人類免於糧食匱乏問題。以人為中心，確保較好的生活條件與健康的環境，免於生活中的威脅。 全球性的糧食銳減雖然不像區域性糧食歉收相對容易發生，但曾發生過幾次嚴重的糧食危機所引發的國際糧價高漲之情形一再警惕著大家。而全球糧食危機的實質可以歸結為兩個問題，即糧食的生產供給問題和糧食市場價格問題。不得不承認，當全球走向工業化、城市化以及人口增長增加了糧食需求，給全球糧食安全帶來巨大壓力，這是發生全球糧食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必須知道，近幾年來，全球氣候變暖、自然災害頻發、生物質能源開發、發達國家的巨額農業補貼以及農業跨國公司對糧食的壟斷和炒作，也是引發糧食危機中不可忽視的基本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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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是培養學生國防意識的有效途徑， 透過學校「全民國防 教育」課程的實施，能增強「全民國防」觀念，建立國家安全意識和為國犧牲 奉獻的精神，且能培養軍事知識和技能，為國防建設奠定穩固基礎，籍由「全 民國防教育」的內涵的探討，瞭解「全民國防教育」是要培養居安思危、關心 國防、支持國防及培養國家認同感。 「911事件」後，恐怖主義與恐怖攻擊對全球的危害日益增加，國際關係出現大幅變化，世界各國聯合反恐支持美國實施全球反恐戰略，國際關係將演變成一種合作與互依互賴關係。國際恐怖主義威脅無法短期消除，且只要各地區持續有衝突存在，不論其原因為何，均將成為恐怖主義組織滋生之土壤。 本研究以玉井工商「恐怖主義及反恐作為」課程成效，訪談該校綜合學程、職業類科及實用技能班一、二、三年級同學共計30員，由訪談資料中可以發現，因學制不同及「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課程實施期程，該校學生對「恐怖主義及反恐作為」的認知也有所差異。 建議高中職校增加「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課程授課，有效提升學生的相關知識，以增加學生對恐怖主義的認知，並修編「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課程內容，強化反恐作為的相關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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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主權爭端近來為全球的焦點，已呈現國際化、複雜化、擴大化及爭端透明化的趨勢，而美國與中國關係之發展向來為國際關係學者關注之焦點，近十年來，中國快速的發展，其經濟、軍事與外交的影響力，已逐漸威脅到美國原在亞太地區的強權，對於中國不斷向外擴展的策略下，中國若干輿論有意將南海問題提升至其「核心利益」的位階，此一提法將促使美國對南海問題採取更強硬的立場，一改其過去所持的中立不介入的立場，美國不得不重回亞洲地區，正視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所帶來的威脅。 隨著歐巴馬上台以來，美國將外交重心重新移回亞洲；在此同時，亞太區域安全亦隨著亞洲各國之間長期以來的歷史糾結與矛盾，而產生許多動盪與不安，南海主權問題為促使亞太區域進入嚴重爭端與紛擾的來源。因此美國在亞太所扮演之角色便相當重要，一舉一動都成為亞太各國背後算計的焦點。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便針對美國在亞太區域爭端四起之下所制定的亞太戰略進行分析之研究動機，以清楚瞭解美國亞太政策形成之背景、戰略意涵，以及它對亞太各國，包含中國所造成之可能影響與衝擊，做一分析。 而美國宣示重返亞洲與中國在海洋主權議題上轉趨強硬的發展，都攸關區域的安全與穩定，值得持續關注。因此，本文以歷史研究途徑，分析美國自歐巴馬總統上台以來所制定的亞太戰略與政策，根據其架構加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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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期間，世界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美國亦鞏固了全球霸權的地位，並試圖築構一套符合美國利益的國際經貿體系。由於智慧財產權由國家所授與，屬於國家主權範圍，他國不得干預之國家行為，但美國挾其霸權優勢，大舉推動智慧財產權的國際建制，以“特別301條款”之國內立法，透過國際建制架構，迫使其他貿易國家提升智慧財產權標準，以及將智慧財產權納入1995年WTO的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中，確立了會員國對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最低標準。除此，為彌補WTO已逐漸不敷應付今日複雜的國際情勢，美國開啟各項雙邊或複邊自由貿易協定之談判，並在協定內加入智慧財產權保護的章節，我國智慧財產權制度亦於此國際環境下發展。為探究國內智慧財產權制度之保護政策在美國「霸權」壓力下的形成、發展與困境，本文爰採用跨層次分析之研究架構概念，並運用宋學文教授（Dr. Hseik-Wen, Soong）所建立之“（3+1）i決策模型”，以銜接國際關係與公共政策之兩個研究領域，作為本論文之研究探討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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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役制度隨著國家政策及軍事戰略的需求來制定，又隨著國家內部政治、經濟、文化與外部威脅、國際情勢、戰爭型態改變來調整。而其目的在於有效的獲得軍隊所需之兵員，嚇阻與抵抗他國的武裝侵略，以確保國家安全，維護人民生命財產。 自1949年政府播遷來台後，因兩岸的對立關係，讓台灣長期面臨隨時都有戰爭發生的氛圍，因而需要維持充足的兵力，故在此時空背景需求下，實施了可保持充足兵員的徵兵制，同時也達到戰略規劃的功能。但近年來國內外時空環境的變化，軍事科技日新月異，未來戰爭勢必依賴高科技的專業人員已是不爭的事實，加上我國社會結構改變、人口面臨少子女化衝擊、義務役兵役役期縮短、國軍單位精簡裁撤等政策影響，使國軍兵源獲得產生困擾，因此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專家及社會大眾，質疑現階段所採行的徵兵制已不符時需，應該要因應國內外戰略環境改變及兩岸關係發展等各項因素，並在可確保我國家安全及人民福祉的終極目標下，結合實際狀況來調整我國的兵役制度以支援軍事戰略發展。 因此現行兵役制度是否符合時代脈動？能否滿足國家需求、國防未來建軍需要及應付國內外環境變化？是一件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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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為臺灣、中國、日本、韓國的傳統作業漁場，為半閉鎖且資源豐富的陸棚漁場，因各國依《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制定《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在領海基線外側200海浬劃為經濟海域，造成多國的經濟海域重疊，尤以釣魚臺列嶼的主權歸屬更為臺、中、日所積極爭取。為解決漁權爭議，1996年臺日首次在臺北舉行「臺日漁業會談」，17年間歷經16次正式會議及協商未果。主因在臺日雙方對釣魚臺主權的爭議，以及對劃設專屬經濟海域立場的不同，日方主張以地理中間線劃分，我國則主張衡平原則。為能維護漁民權益，臺日雙方暫時將專屬經濟區的劃界議題擱置，而先就漁業問題進行協商，2008年我國海釣船「聯合號」於釣魚臺海域遭日本公務船撞沉，引發國內民眾不滿，並多次由民間保釣團體前往釣魚臺海域抗議，尤以2012年9月24日，宜蘭蘇澳區漁會自主性發動58艘漁船，前往釣魚臺海域宣示主權及漁權，並以「爭漁權、求生存」為訴求，「和平、理性」方式繞島宣示主權後返港，這也是首次由官方派遣12艘艦艇護漁的大規模保釣行動。 2012年11月開始，臺日雙方重啟第17次漁業談判，最後在2013年4月10日於臺北賓館簽訂了「臺日漁業協定」。漁業協定簽訂後不僅對漁業作業造成影響，更對雙方海巡單位勤務上造成衝擊，如何共同養護、共同利用管理專屬經濟區重疊水域內的漁業資源並維護東、南海海域主權即為海巡機關未來執勤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