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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球治理」概念探討食品安全與國家安全之關聯

全球化已是一個世界性的普遍現象，其特性包含了突破各國司法管轄權、人口在全球的流動、獨立個體的網絡連結、跨國治理及非政府組織的參與「治理」等，其最終之目的就是「安全」。雖然在全球化的發展下增進了全人類的福祉，相對的也因人口之流動，帶來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與科技等層面的影響，近來食品安全的問題不斷從世界各角落爆發，如美牛（狂牛症、瘦肉精）事件、中國大陸三聚氣胺（毒奶）事件、臺灣塑化劑、毒澱粉、食用油品等等事件，引起全球關注。因此本論文以最貼切民生需要「食品安全」議題來探討，其對國家之影響及受全球關注之程度。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就現有之制度探究食品安全問題是否構成國家安全層級。並以「全球治理」的概念與理論，探究國家、企業、個人之三角習題，了解全球化給我們帶來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與科技等層面的影響與衝擊。本研究分析要素包含三個層面： 一、當代全球化到全球治理之關聯。 二、在全球治理下之食品政治與國家安全之關聯研究。 三、全球治理下政府與第三部門關係與影響之研究。 本論文研究有以下五個發現與建議： 一、全球人口流動，造成人類安全威脅加遽。 二、政府部門未對症下藥，建請應儘速面對食品安全對策。 三、非政府組織的角色與功能必須有效及立即地予以強調。 四、政府部門應利用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國際社會。 五、全球之政府部門、司法檢警與非政府組織應合作讓人民食的安心，有健康的國民，才有強而有力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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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家安全論陳水扁與馬英九的大陸政策

臺灣的國家安全與未來發展，與對岸的中國大陸有密切關聯，要想立足臺灣，走向世界，臺灣不能排除日益壯大的中國大陸對臺灣造成的影響。兩岸關係的發展，直接影響到臺灣的國家安全，身為臺灣人就必須面對這個議題。 臺灣自從2000年陳水扁總統就任以來，大陸政策有了重大的轉折，為了追求臺灣的主權與外交空間，陳水扁總統的「一邊一國論」與「四要一沒有」使兩岸關係經常陷入緊張的狀態。2008年馬英九總統執政，國民黨二次執政，臺灣的大陸政策再次巨幅調整，兩岸關係因為馬英九總統堅持「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追求兩岸和解交流，而進入相對和平穩定的時期，交流互動頻繁密切，但臺灣國家安全的隱憂並未因此消失。 臺灣長期以來處於一個分裂的社會狀態，藍綠與統獨對立形同水火，不論是輿論、媒體乃至於學術論作，都有明顯的、特定的政治色彩偏向，很難以客觀持平的立場來分析臺灣的大陸政策。 本文從國家安全的觀點，嘗試以持平的角度，分別檢視陳水扁與馬英九兩位總統在任時的國家安全理念與大陸政策，透過臺灣內外環境轉變、總統演講文告發表與官方政策與執行成果…等資料進行分析與比較。 本文研究後發現，兩任總統因為國家安全的理念而有不同的大陸政策走向。陳水扁總統積極爭取國家主權，試圖擺脫中國大陸的影響，追尋國際生存的空間，強調「積極防禦」、國防自主，對兩岸經濟交流採取「平衡」的策略。而馬英九總統努力追尋兩岸和平，模糊對主權的堅持，對中國採取「扈從」的策略，國防策略上重視「防衛固守」，對兩岸經濟則採取全面開放的態度。 兩位總統大陸政策雖有極大落差，兩岸官方不論是衝突或和解，終不致於發生重大軍事衝突，甚且民間能維持龐大的經貿文化與社會交流，可見兩種大陸政策都有其可供借鏡之處。陳水扁總統積極建立臺灣主體意識，構建自主的國防實力，難題是必須面對中國大陸的強力打壓與衝突；而馬英九總統以兩岸和平發展為重心，運用經貿社會交流為手段，為臺灣尋求另一條發展方向，隱憂是喪失國家主權與經濟命脈被壟斷的危機。臺灣制訂大陸政策時必須審慎思考這兩種路線的優劣，為國家安全與發展尋求最好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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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反恐戰略下中國的反恐戰略(2001〜2014)

美國在遭受911恐怖攻擊事件後，打破了美國人一向認為本土不受外力攻擊的迷信，更迫使美國國家安全政策面臨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因此，美國為避免在次受到恐怖組織的威脅與襲擊，必需調整國家安全戰略方針，以適應國際局勢的變化。在「布希主義」的基礎上，堅持大國「單邊主義」的外交政策，保留「先制攻擊」的權力。2008年歐巴馬政府上任之後，在多項重要會議與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仍將反恐等全球安全議題列為優先執行項目。 中國在面對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調整，以因應國際新格局與國安需求時，運用改革開放後整體國力的崛起，躋身國際要角，使美國、俄羅斯等大國無法忽視其影響力。中國更掌握此「戰略機遇期」，以反恐為名，實際拓展國際影響力，包括東北亞、東南亞、中亞及中東等反恐議題的協調與合作，更多次在國際場合，提出與美國不同之反恐理念，藉此展現大國實力。 故本文著注911事件後美國反恐戰略下中國的反恐戰略之各項舉措，進而分析中、美反恐合作層面及實際參與國際與周邊反恐行動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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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情報機構承包制之研究-以史諾登事件為例

本文所探討主題是美國情報體系中的承包制缺失，並透過愛德華‧史諾登洩密事件作切入點，史諾登是一名資訊分析師，受雇於美國國安局情報承包商博斯艾倫，史諾登發現美國政府藉由反恐名義進行全面網路監控並儲存巨量的資訊後，決定在美國國安局夏威夷分站工作時，私下攜帶出大量的機密資料潛逃香港後，再轉到俄羅斯取得居留權，並經由媒體向全球披露。 稜鏡計畫除了監控外國威脅外，竟也包括美國國民與美國盟友，引發各界對於網路隱私、自由與盟國信任危機等問題。 　　美國政府在冷戰結束後精簡預算，導致國防事業高度外包後，使情報作業面臨困境，而在面臨國安威脅多元化下，為求快速重建情報作戰的能力，政府選擇與民間企業緊密合作，但因為任用人員審查過程瑕疵、情報監督單位的失職與國際環境的威脅，導致民間承包公司的員工容易取得高級的安全許可後，可接觸機密訊息不受限制，導致了史諾登事件的發生。 　　至今美國仍無法得知遭竊資料的確切數量與種類，而史諾登至今仍滯留俄羅斯不願回國受審，雖然在歐巴馬總統的限制監聽保證下，美國人民與受監聽的美國盟友反彈力道逐漸減弱，但在國家安全與個人自由的論戰不會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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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戰︰新型態的現代戰爭

摘要 網路的重要性在當今已經是不可言喻，從早期只有電腦有辦法連結網路，到現在人手一部的行動、穿戴裝置，甚至是近年提出的「物連網（Internet of Things）」，都顯示了網路所帶來的全面性轉變。如同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一樣，2000年曾經被稱為第二次工業革命或是「資訊革命」，也由於網路就是資訊革命的基載來源，因此本文的第一部分主要先介紹網路的起源，包含一些網路架構的基礎知識，透過這個部份能讓讀者對網路有基礎的認識。 第二部分主要探討的是網路在各個層面所帶來的轉變，舉凡政治、軍事、國防、資訊（網路）安全。自古以來，「資訊」不論是在哪種方面一直都是非常有價值的，上至國家下至人民無一例外，例如國際政治上的外交密電、軍事國防上的情報、國家內部的政策宣傳、公司行號的專利技術皆然。然而網路技術入門的門檻較一般技術為低，傳統戰爭中只有國對國的層級也逐漸被網路技術的進步所改變，許多國家對於資訊安全的重視也日益明顯，美中兩國甚至公開招募「網軍」，我們不難發覺網路對世界的影響日益深遠。 本文最後一個部分列舉了實際應用的案例做為依據，目的在強調小至網路攻擊大至網路戰都並非與我們遙不可及，相對的，網路攻擊卻是時時刻刻在我們身邊上演，甚至每個人都有機會參予其中。而網路攻擊本身並不可怕，藉由文中的一些案例可以知道，網路與駭客的關係並不像一般人認知中只有負面的意思，我們只需要了解網路中這些事情的原因並面對或是改正它。 關鍵字：網路戰、網路攻擊、資訊權力、網軍、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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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楚門」：科技監控與人權、國家安全之關聯

國家安全是任何一個維護長久治安的執政者必須重視的課題，尤其是在美國本土發生嚴重恐怖攻擊事件後，各國將反恐列為國家事務的重要指標；但是，就在2014年5月爆發了史諾登事件，且台灣內部也發生與政治有關的監聽案，我們開始省思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前提下，是否對於人民的基本權產生過多的侵犯。 監控設備的使用，起源於科技設備的發明；現在社會各項生活中的大大小小事物皆與無形的網路資訊連結，爲了保護國家安全，我們的每一舉一動就彷彿攤在陽光底下無所遁形；近幾年來開始提倡人民的基本權利，搭上了二十世紀起源於美國對「隱私權」重視的法律概念，「隱私權」被解讀為一種「不受干擾的權利」，我們不能爲了國家安全而捨棄隱私權。 我們透過監聽、監視以及搜尋網路資訊的管道，達到犯罪偵查及維護國家安全的目的，高科技產品與維護「國家安全」是否會發生衝突，在於這項產品使用的目的；當我們合乎法理使用時，儘管侵犯到人民基本權利，但是基於國家公共利益的衡量，這樣的做法理應被接受。 人民已經養成依賴高科技的習慣，絕無可能爲了防止資料被竊取或是避免被盜用的疑慮而捨棄使用，讓自己回歸到原始生活是有難度的！當我們在使用這些設備時，也就是無形的將自我隱私權轉交給科技設備管理，所以在使用之前也應當有預期被侵犯的可能，科技發展的終極結果，就是造成人類脫離自然。 對於隱私權的重視，人民在表面上是不容許他人侵犯，但是在實質上的作為，卻又常常忽略自我安全的保護，就以瀏覽網頁及透過網路平臺註冊個人基本資料，一般人通常不會去細讀網頁中對於隱私權的規定內容，只因為我們太習慣我們自以為的常態，往往忘了自我保護的意識；我們實則有賴政府制定明確的法律與有效的管制，跟人民百姓的自我約束，才可以達到制止高科技濫用，並將這些設備運用在正當的用途—維護國家安全之目的。 而現今三大科技設備即是智慧型手機（監聽）、監視器（監視系統）及網際網路（資訊系統），這三大科技設備對於全球、社會及個人之安全維護層面的影響極巨，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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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對中國登陸戰爭之不對稱戰略

近年來因應中國國力的快速崛起，造就了軍事實力的成長，同時影響東亞地區的權力平衡以及對台灣造成的軍力威脅。兩岸之間縱有官方與非官方之間的互動交流，營造日趨穩定的和諧跡象，但是只要中國不放棄以武力解放台灣，以達統一台灣為其最終目的，台海間的安全就永遠無法給予保證。台灣作為一個在強權隔壁求生存的小國，我們沒有樂觀的權利，更沒有悲觀的權利，我們必須審慎研判中國軍力對台灣造成的威脅，謀求可能對台發動的登陸戰法之克制方法，並且在對抗策略上採用「不對稱戰」(asymmetric warfare)才是最佳的小國抗衡之道。本文主要內容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份為不對稱戰之概念與背景，探討不對稱戰的歷史淵源與相關理論；第二部分為中國軍力崛起對我國的威脅評估，分析歷代中共領導人如何影響著軍事武力與對台政策，以及比較兩岸之間的軍力差距多寡；第三部分為中國可能對台灣發動的登陸作戰行動，從解放軍目前在硬體上的軍武配備與軟體上的登陸戰法，來分析可能對台灣實施的登陸攻勢；第四部分為國軍阻敵登陸可為的不對稱戰力組合，在了解敵我實力差距之後，判斷如何有效運用國軍優勢以及解放軍登陸部隊之弱勢，結合不對稱戰的戰略思維謀求我戰場優勢，以阻滯中國對台發動攻擊之能力與意圖。 整體而言，中國的軍力崛起對台灣帶來了嚴厲挑戰，雙方軍事力量逐漸懸殊的之際，如何結合自身所有優勢資源，替己軍創造戰場主控權，並在妥善利用「不對稱」戰法阻止中國登陸部隊的進擊，以有效捍衛台灣國防安全，此為茲事體大的建軍任務，希望決策者能給予重視。 關鍵字：不對稱戰、登陸作戰、反登陸作戰、中國人民解放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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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晉三兩次執政時期貨幣政策之比較研究

2012年底，安倍晉三第二度出任日本首相，主打「安倍經濟學」，欲挽救日本經濟脫離通貨緊縮的窘境。安倍經濟學內含三個經濟政策，其中以量化貨幣寬鬆政策 (Quantitative Easing Policy) 效果最為顯著，強調日本銀行應將通貨膨脹目標由原先的1% 提升至2%，並進行無限期買入資產操作。貨幣政策施行初始，日本股市大漲、日圓匯率急速下跌，明顯帶給日本經濟正面效果，亦展現出安倍晉三欲解決日本經濟問題的決心，同時也讓安倍在上任便擁有非常高的民意支持度。 　　然而，令人好奇的是安倍晉三並不是第一次擔任日本首相，他曾在2006年至2007年曾執政過一次，而他當時並沒有推出所謂的安倍經濟學。雖然各國中央銀行會針對國際經濟情勢調整貨幣政策，惟日本通貨緊縮情形已長達20年，安倍晉三卻在兩次執政時期決定以不同貨幣政策回應，故本研究認為此二時期的貨幣政策差異背後顯存在著非經濟範圍可解釋之原因。 　　先前文獻對於日本貨幣政策的研究大部分著重在經濟層面，例如探討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的成因、日本經濟通貨緊縮之過程，或是專注於2001年日本施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及其與2008年美國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之比較。然本文認為影響兩次貨幣政策差異之因素已非經濟層面能予解釋，故欲以政治面向探討，先瞭解過去日本經濟發展過程，再比較兩次貨幣政策差異，並結合安倍晉三修憲之意圖，連結其中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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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兵制發展與挑戰

摘要 我國為因應內外安全戰略環境以及政策實施的改變，而積極致力於軍事的改革。兵役制度的發展，由於攸關軍事部門人力資源運用，以及兼顧質量均衡、公平原則、成本效益等問題，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目前世界主要三大趨勢的兵役制度為徵兵制、募兵制以及徵募兵併行制。我國考量多方面的角度考量如：國防安全以及敵情威脅的角度、文化背景及價值觀念、政府財力及募兵成本的支出以及政策的連貫性及社會因素等因素，找出最適合我國國防的兵役制度。我國國防人力中，政策走向希望將志願役人數比重逐漸提高，主要是由於少子化以及精兵政策的實施。制度應該如何取捨，儼然成為軍事改革中最有爭辯餘地的議題。 我國兵役制度實施至今，期間雖經歷多次修正，但當前社會對現行兵役制度仍有不同意見及改革聲浪，殊值進一步深入探討。所以本論文以我國兵制發展與挑戰為研究題目。研究方法係以內容分析法分析相關兵役制度文獻，及以比較分析法比較外國兵役制度實施優缺點，分別以微觀角度探討我國兵役制度內部問題所在，另外再以宏觀的角度分析國外兵役制度實施成功經驗及未來可能影響我國兵役制度的變項因素，進而將研究成果作為我國未來兵役制度變革的參考建議。 主要論文研究建議如下：一、未來兵役政策調動應採漸進式；二、替代役未來仍有存在的空間；三、完善的福利措施；四、建構專業兵力，為當代世界兵役制度發展趨勢。 關鍵字：兵役制度、徵兵制、募兵制、徵募兵併行制、替代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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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與日本郵政民營化 -兼論對台灣郵政改革的啟示

摘 要 近代郵政起源於英國，在二次大戰後，凱因斯主義的崛起使得政府大力介入經濟活動造就了公營企業的產生，而公營企業多數佔據重要的產業，包括能源、水、鋼鐵等，而郵政亦是其中之一，屬於勞力密集產業的郵政事業，在經過多年發展，在1980年代世界景氣不佳下，財政上的赤字促使各國開始推動民營化政策，其中又以英國和美國為代表，透過民營化企圖將公營事業轉為民營股份公司，來減少政府組織同時減少公務員雇用，並提高行政效率進而降低經濟成長不佳帶來的政府赤字。 而日本在2001年小泉純一郎擔任首相開始推對日本郵政相關法案改革打著「降低政府組織」「減少赤字」的口號，無一不是新自由主義所提倡的思想，並且在2005年正式開始原日本郵政省的民營化改革，在這段改革的過程中，到底改變了什麼地方，以及政策的口號是否有具體實現。 而同樣的台灣的中華郵政公司同樣的也經過一波民營化政策的改革，台灣與日本的改革具體上有沒有相同的地方，而台灣在目前民營化政策停擺下，。和日本的改革相比較，台灣政府對於政府為何要推動民營化政策、具體希望得到的成果、郵政公司又為何需要民營化，皆缺乏深入分析與具體說明。其他包括組織體制問題、郵件經營權以及兩國雇用制度的不同，台灣在民營化改革方面不夠徹底可以從這些地方發現問題，也是未來若民營化政策繼續推動，政府是否有重視問題以及未來研究可以觀察的方向。 關鍵字：新自由主義、民營化、公營事業、日本郵政改革、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