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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產業之穩定性與競爭度

本文主要探討金融產業之穩定性與競爭程度之關係，利用Black and Schole(1973)的選擇權評價模型所發展的方法，由樣本銀行的權益價值和負債等資料，概算出資產價值和波動性後，進而求出違約距離(Distance-to-Default,簡稱DD) ，此違約距離為衡量個別銀行之違約風險，本文再利用一家銀行每月違約距離變動量與其他銀行平均每月違約距離的變動量做迴歸後之判定係數去衡量銀行之系統風險，也就是此家銀行違約風險對整體金融產業違約風險之渲染力，當此渲染力愈高時，代表遇到衝擊時金融產業之穩定性相對較低。本文最大的不同為大多數的文獻皆採用銀行之違約風險衡量金融產業之穩定性，而本文是採用銀行之系統風險衡量金融產業之穩定性，將風險之傳染性也納入而非靜態描述，也是國內第一篇採用此方式衡量金融產業穩定性。接著我們使用Lerner index去衡量銀行之訂價能力，由銀行之訂價能力判別出金融產業之競爭程度，當銀行之訂價能力較高時代表金融產業之競爭程度較低。實證發現，從1995年至2011年間，金融產業之穩定性與競爭程度呈負向關係，符合傳統假說"競爭-脆弱說"，也就是說台灣經過兩次金融改革後，金融產業的競爭程度降低，有助於金融產業穩定性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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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齡者選擇住進安養機構意願之實證研究

隨著時代變遷，生活水準提高及醫療環境改善影響下，台灣死亡率逐年降低，以致平均壽命逐年增加，也促使人們生活更科技化、壽命更延長，但亦使傳統臺灣社會觀念有了改變。「成家、立業」的被視為傳統的想法不再，加上經濟環境、條件的不同，「頂客族」、「不婚族」也嚴重地改變了臺灣的人口結構。人口結構的嚴重改變正逐漸呈向高齡化的倒金字塔型，屆時即使你的子女很孝順，但也不一定有能力奉養你，這是我們最擔心的問題，生活在臺灣的我們，現在、未來老人的安養問題將是我們無法避免的。 本研究主要探討2002 年、2005 年及2009 年，在不同的社會經濟背景，如性別、年齡、婚姻狀況、都市化、經濟來源、宗教信仰等變數的中高齡者，在選擇住進安養機構意願的選擇上之相關性；並分析上述四大分類變項影響中高齡者住進安養機構意願在2002 年、2005 年及2009 年的差異。本研究使用Probit 模型及Logit 模型，並採用Stata10 軟體進行實證分析，最後使用OaxacaDecomposition，探討2002 年、2005 年及2009 年三個年度間中高齡者住進安養機構是否存在差異。 本文提出下列二個研究目的，一為分別探討2002 年、2005 年及2009 年中高齡者住進安養機構意願的影響因素、二為探討2002 年2005 年與2009 年中高齡者住進安養機構意願影響因素的差異。希望有助於相關業者在老人安養機構市場，能了解有意願住進安養機構老人的特性，依此特性規劃更符合該客群需求計劃，進而提升經營績效，也希望能提供政府倡導老人住進安養機構依據，以減少國人擔憂老人生活之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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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混寡市場技術授權對象與最適契約之選擇

在國際混合寡占市場結構中，本文研究國際技術優勢廠商在技術進口國中授權對象與契約型式的最佳選擇。我們發現，在產業外授權模式中，高生產效率的民營廠商與固定權利金契約並不一定是國際技術優勢廠商選擇授權的唯一考慮。在固定權利金契約中，在市場規模相當大的狀況下，外國廠商會授權給生產效率較差的國營企業。在單位權利金契約中，在市場規模相當大的狀況下，外國廠商會「同時」授權給高生產效率的民營企業和生產效率較差的國營企業。最後，在全域性均衡中，我們證明在高市場規模狀況中，外國廠商採用 「單位授權金方式同時授權給國營和民營企業」為子賽局完美均衡決策。相對的，在較低的市場規模狀況中，或是在國營廠商原始邊際成本相當低情況中，外國廠商採用 「固定授權金單授權生產效率較高的民營企業」才是均衡策略。 在產業內授權模式中，高生產效率的民營廠商與單位權利金契約型式並不一定是技術優勢廠商選擇授權對象與契約型式的唯一考慮。在固定權利金契約中，只有在市場規模相當大的狀況中，外國廠商會授權給生產效率較差的國營企業。其次，在單位權利金契約中，我們證明只要在中高水準的市場規模狀況中，外國廠商就會授權給生產效率較差的國營企業。最後，在全域性均衡中，我們證明在中高水準的市場規模狀況中，外國廠商會用「單位授權金方式授權給生產效率較差的國營企業」。在相當低的市場規模狀況中，外國廠商則會用「固定授權金契約單授權給生產效率較好的民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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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與出口外溢

隨著時代的轉化，全世界經濟快速的國際化促進各國經濟成長，最常使用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FDI)進入一國市場以獲取利益，並且帶動當地經濟活動使得當地也可因為FDI而得到好處。本篇想探討FDI流入台灣電子業廠商後對其台灣整個電子業出口效益之影響，而不是在乎外國廠商自身出口績效，在此並特別強調乃透過出口外溢(export spillovers)效果存在導致電子業出口成長，並非純粹為FDI所致的技術外溢或移轉效果，即廠商生產力提高後導致電子業出口成長。目前出口外溢的概念並未普遍被研究，因此特別值得再深入探討；本文使用電子業廠商水平資料並採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or,簡稱MLE)進行分析，最終，我們的確證實出口外溢效果是存在在台灣電子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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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QE2前後台灣股匯市的連動關係

本研究探討美國實施QE2前後台灣股匯市的連動關係，利用向量自我迴歸模型及衝擊反應函數來分析美國實施第二輪的量化寬鬆政策前後 對台灣股匯市所造成的影響。樣本變數選取期間為2008年11月3日至2012年9月28日之日資料，選用臺灣證券交易所發行量加權股價報酬指數，亦即調整後的股價指數，其中包含電子工業類、金融保險類及未含金融電子股類；以及由中央銀行全球資訊網擷取銀行間成交之新台幣兌美元收盤匯率資料，進行實證分析。由向量自我迴歸模型結果發現，QE2實施前與全樣本期間相同點為其他股報酬率與落後一期匯率變動率呈現顯著的負相關。另外，由衝擊反應分析結果發現，美國實施QE2的影響效果並沒有比實施QE2之前來的明顯且長，意謂著量化寬鬆政策影響的效果不見得是一次又一次連續的實施比較好，且各變數的衝擊反應效果皆為短期效果，長期則不具明顯的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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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委託代工市場中的技術選擇分析

本文建構一個品質差異化下模型探討國際委託代工生產行為與研發支出的因果關係。在不同的最終財產品品質差異程度下，我們求導代工廠商的最適生產代工型態與研發支出策略。我們證明當委託代工廠商與代工廠商的最終財產品品質差異程度不大時，相較於無代工的情況，委託代工的存在確實會有誘因使代工廠商調低研發支出。但是當委託代工廠商與代工廠商的最終財產品品質差異程度很大時，委託代工的存在反而會使代工廠商有較高的誘因調高研發支出以提升生產力。就全域性均衡而言，當委託代工廠商與代工廠商的最終財產品品質差異程度不大時，代工廠商會以較高的研發支出並採取拒絕代工而只生產自有品牌的策略；隨著最終財的產品品質差異程度增大，代工廠商會調低研發支出，並採用接受代工契約且同時生產自有品牌的策略；最後，當委託代工廠商與代工廠商的最終財產品品質差異程度很大時，代工廠商甚至會過度調高研發支出提升生產力以爭取代工契約。 在產業組織文獻中，本文的貢獻為證明當委託代工進行時，被委託代工的廠商之研發行為不會受到數量競爭或價格競爭模式不同而有所影響。在國際貿易文獻中，本文的貢獻為指出代工型態的存在取決於最終財產品品質差異程度，且代工型態的存在有可能會提高代工廠商的生產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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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外匯儲備增長之貨幣分析法實證研究

本文目的欲探討貨幣分析法能否印證1990年代匯改後，大陸外匯儲備增長的原因。有別於有關的研究文獻，實證上，我們不僅採用存量觀點的典型貨幣模型和Tsiang（1956）的存流量互動觀點新劍橋貨幣模型，而且採用共整合計量方法探討這兩個貨幣模型的長期關係。實證結果發現貨幣模型與匯率制度有很大關聯。 在1991年與1998年間，季資料的估計結果最符合的只有典型貨幣模型；即當期外匯儲備決定因素為當期通貨膨漲、當期經濟成長、當期利率和當期國內信用增長；另一方面，在1999年至2012年間，季資料的估計結果則只有支持新劍橋學派的貨幣模型。亦即，除了當期通貨膨漲和當期利率，當期外匯儲備決定因素為當期大陸居民國內支出或前期經濟成長率、當期國內信用和當期貿易量。 對於這樣的實證結果，我們的解釋為1991年與1998年間的匯率調整程度相對1999年至2012年間狹窄、資本帳開放程度也是後段期間高於前段期間，而貨幣政策利率則是後段期間較前段期相對穩定。最後，我們研究結果的政策涵意為：一是達成貿易收支平衡未必能緩和甚至降低大陸外匯儲備；二是擴大內需政策需要避免資金來源是國外，因為有可能會使大陸外匯儲備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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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媒體資料看我國央行的干預行為

臺灣央行對外匯市場干預的數值資料係屬央行業務機密，從未嘗對外公開。過去探討臺灣央行干預的相關文獻中，有以外匯存底變動值或以媒體報導央行干預的資料作為央行干預的替代變數 (proxy)。然而，使用外匯存底變動量的缺點在於外匯存底的變動並不全然是央行干預的結果，而使用媒體報導的問題為資料可能不盡正確。媒體報導曾指出「央行罕見地於 2002 年 6 月 27 日的理監事會議決議中，暗示未來央行可能容許匯率波動空間擴大」。因此本文利用媒體報導央行干預的資料，欲檢視央行干預頻率與匯率波動之關係是否誠如媒體報導所言「未來央行可能容許匯率波動空間擴大」？除此，本文亦想了解透過媒體報導所呈現的央行干預資料是否具有阻升不阻貶的不對稱性存在？最後，因媒體報導央行干預的資料有其限制性，故媒體報導央行干預資料的準確性亦是本文欲探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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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直接投資與貪污間關係:跨國實證分析

本文利用1991年至2010年間117個國家為研究樣本，探討地主國的貪污程度與外人直接投資流入間的關係。實證結果發現，開發中國家的貪污程度對FDI流入有顯著負面的影響，我們認為其原因可能在於開發中國家多處在經濟發展的初期，政府為了保護國內產業，往往採取較多的管制措施，外商為求消除市場進入障礙，必須對地主國政府官員進行賄賂，以致其投資成本提高，直接降低其投資意願；另外，開發中國家的法令制度未盡完善，造成貪污情況嚴重，政府效率低落，也會間接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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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旅客旅遊印象之探討-以日月潭國家風景區與臺北101為例

為了讓兩岸有良性互動關係，政府單位宣佈於2008年7月起開放大陸旅客來臺觀光，在此因緣下，交通部觀光局開始於陸地各大城市舉辦國際旅展，並邀請大陸旅遊業者和媒體到臺知名景點深度旅遊，將臺灣特色景物藉由各種行銷管道宣傳，以吸引更多旅客前來，當旅客事前滿心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不一致狀況產生時，將會對此活動存有不同評價，進而影響來臺旅遊滿意度高低。 本研究利用交通部觀光局2009年與2010年之來臺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資料，以「是否對景點留下深刻印象」作為來臺旅遊滿意度衡量指標，估計大陸旅客事前經由各種管道獲得的旅遊資訊對日月潭國家風景區或對臺北101旅遊印象之影響，並且分析對不同景點留有深刻印象者之間差異，實證方法上是採取Probit模型及Blinder-Oaxaca分解模型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2009年旅遊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的大陸旅客，會因來臺前曾看過宣傳廣告、受歷史文物、風俗文化、菜餚吸引之影響，而對此景點留有深刻印象，但2010年來臺旅客則係受風光景色、風俗文化吸引之影響，在臺北101方面，2009年或2010年旅客皆因來臺前曾看過宣傳廣告及受歷史文物、風俗文化、菜餚吸引之影響，對此景點留下深刻印象。兩年度來臺旅客對於景點旅遊印象差異，不可解釋部份占全部，而係數效果主要來自於旅客年齡和學歷之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