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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習慣形成下之經濟成長與資產泡沫

本文探討內部習慣形成在內生成長的疊代模型中扮演的角色，發現在有內部習慣形成的情形下，人們為了老年時能夠維持年輕時的消費水準，有提高儲蓄的動機，進而提高平衡成長率，並且內部習慣形成的強度越大，平衡成長率也會越高。另一方面，本文引入不計息的泡沫資產—以貨幣為代表，探討貨幣對平衡成長率的影響。我們發現無論有無內部習慣形成都會得到貨幣降低平衡成長率的結果。此外，當政府提高貨幣供給成長率，亦即增加年輕人獲得的定額移轉，將有助於提升平衡成長率，由於擴張的貨幣政策有助於降低貨幣對資本的排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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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外部性的疊代模型下消費稅與資本累積

本篇導入消費稅至具有消費外部性的外生成長模型，用以分析消費稅政策對於資本累積的影響性。本文發現在考慮消費外部性之下，提高消費稅率對於資本累積影響，須視資本彈性大小而定，當資本彈性小於門檻值時，則不論消費外部性如何影響消費偏好，政府提高消費稅對資本累積皆呈現負面影響。倘若資本彈性大於門檻值時，則視實際所課徵的消費稅與臨界消費稅率而定。若政府所課徵的消費稅率大於臨界消費稅率，政府提高消費稅率對資本累積呈現正面影響。反之，當政府所課徵的消費稅率小於臨界消費稅率時，政府提高消費稅對資本累積呈現負面影響。除此之外，我們採用日本、南韓及OECD會員國的實證消費稅率與人口成長率的數值資料，發現不論消費者偏好是否呈現跟隨從眾效應，課徵消費稅對資本累積皆呈現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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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外部性之疊代模型下最適租稅

本文將影響消費行為的兩種外部性-消費外部性與環境外部性-引入兩期疊代模型中，藉以分析當社會存在兩種外部性之下，外部性強度的改變如何影響最適稅務政策的制定。 當社會存在外部性時，政府可透過最適租稅政策矯正外部性對於資源配置的扭曲。然而外部性強度的改變卻會扭曲資源配置，此時政府必須調整稅率以回復最適狀態。本文針對兩種租稅政策探討外部性強度的影響，第一種租稅政策是不課徵資本所得稅，對年輕與老年世代課徵不同的消費稅率；第二種是課徵資本所得稅且年輕與老年世代課徵相同消費稅率。我們發現當消費偏好呈現忌妒現象且追隨大眾效應時，外部性強度上升，不論課徵相同或相異的消費稅率皆會導致稅率的上升；另外在消費稅率相同的政策下，外部性強度上升則會使得資本所得稅率下降。同樣的結果適用於消費偏好呈現羨慕現象且遠離大眾效應下，外部性強度下降對最適稅率影響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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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勞引進對本國勞工薪資影響－以臺灣製造業為例

自1989年引進外籍勞工以來一直存在許多爭議，社會上往往認為外勞搶走本勞就業機會、延緩我國產業升級，壓低本勞薪資。本文以2004年至2013年臺灣製造業資料分析，試圖估計引進外勞對本勞薪資的影響。由於傳統OLS估計可能存在樣本選擇偏誤及內生性問題，本文以Heckman二階段估計法修正樣本選擇偏誤，面對內生性問題，我們以兩階段最小平方法及工具變數進行修正，希望能求得較為正確的估計並加以比較。本研究的實證結果發現，引進外勞對本勞不同產業、不同性別有不同的薪資影響，若將製造業分為四大產業分析，發現外勞比例愈大，對本國男性勞工從事民生工業、化學工業及資訊電子業之薪資造成負面影響，從事金屬機械業之薪資有正向影響；對本國女性勞工從事化學工業之薪資造成負面影響，從事民生工業、資訊電子業及金屬機械業之薪資有正向影響；若分析引進外勞對整體製造業的影響，結果發現外勞比例愈大，對本國男性勞工從事製造業之薪資有負面影響；對本國女性勞工從事製造業之薪資有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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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於能源知識與關心程度之研究

隨著核能危機和經濟發展等議題的發酵，能源議題在台灣日益受到重視，民眾對於能源議題的關心程度也日益加深。但是，民眾是否基於對於能源現況有所瞭解之後，而產生的關心？抑或關心能源議題只是一個從眾的時髦行為？是本文所欲探討的主軸。鑑此，本論文利用經濟部能源局「能源認知調查問卷」，針對民眾對於能源議題的「認知」與「關心」之間，進行分析與探究。 首先，問卷結果顯示，民眾對於台灣所面臨的能源情勢普遍認知程度不足，甚至有高達八成以上的民眾，並不清楚台灣的能源供給是高度仰賴進口。其次，經獨立性的卡分檢定後發現，在「台灣能源仰賴進口」、「台灣汽油價格上漲倍數」、「核能發電占比」、「太陽能發電量時間」、「發電成本」等能源知識上，性別、教育程度、地區、年齡之等變數都具有顯著的相關。最後，本論文針對上述5項能源認知，再進一步以probit模型探究其影響因素。結果顯示，愈關心能源議題者其能源認知愈低；男性對能源的認知高於女性；而年紀愈輕能源認知愈低。在交叉效果方面則顯示，愈關心能源但認知卻愈低者，以東部與離島地區的民眾以及教育程度愈高的民眾愈是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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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風險值探討量化寬鬆退場對台灣股票型得獎基金績效評比之影響

評價基金績效時，投資學告訴我們，除了基金的報酬率之外，風險也需要被考量，但供投資者參考的著名基金績效評選機構所肯定的台灣國內股票型基金，皆著重於基金報酬率，較無法管窺基金在市場風險下的基金持股管理。因此，本研究的目的為要探討風險管理是否有助於提升基金績效。 首先，我們使用Jorion（2007）的（市場）風險值模型，採用Delta-normal法估算基金風險值，且搭配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以風險值作為風險管理基礎，再推算基金的最適持股比例與對應成分風險值。其次，建構一個總體與金融壓力測試的向量自我迴歸模型，以美國量化寬鬆的退場與利率升息作為下行風險情境，推估基金受到衝擊後30天的報酬率變化。最後，比較傳統夏普指標與經風險值調整後的夏普指標的基金績效。 本研究結果發現：（1）美國量化寬鬆退場與利率升息確實對台灣股市產生負面的衝擊，進而影響到國內股票型基金，但因受到時區影響會有一天的落後時間，也反映出美國金融資訊為台股的領先指標。（2）風險值基準所算出的各基金最適持投比例，因為根據Jorion（2007）成分風險值（Component VaR）概念進行調整，發現與實際持股比例有顯著差異。整體上，成分風險值高的持股比例需要調降。因此在執行量化寬鬆結束壓力測試時，比較對實際與風險值基礎的基金報酬率的衝擊模擬結果，發現後者損失要比前者小；四大得獎的基金在美國量化退場後三十天內，永豐永豐基金損失最大，而貝萊德寶利基金為損失最小，按實際持股比例，平均日報酬為-0.68%與-0.50%，在有風險控管下的持股比例，平均日報酬為-0.62%與-0.38%。（3）當使用修正後夏普指標（報酬對VaR比例）作為基金績效比較的準則時，按風險值所得最適持股比例基金之績效皆優於實際持股比例基金。 因此，以風險值基礎所建構的基金風險管理制度，有助於基金的持股選擇與績效提升，可以降低基金經理人的投資風格因素（sty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