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類學學刊/Journal of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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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於1683年由清朝接管之後，不到半個世紀，便由邊區轉成為東南沿海新興糧倉。臺灣快速恢復生產秩序的原因之一，在於清初政府鼓勵「有力之家」拓墾草地，開闢水田，增加米糖生產。許多寄居臺南府城紳商富戶運用官僚網絡關係，申請開墾執照，前往偏遠屏東平原佔墾大片草埔，形成大型墾戶。這些墾戶招聘大量佃戶，包括粵籍客佃，從事闢土開田工程，並運用私人管事，代為管理佃戶，監督納租。本文目的之一即在分析曾在屏東平原佔墾草地的所謂不在地業主，如何建立租佃關係，並協助維持早期社會經濟秩序。其次，本文還討論了不在地業主控制下的大量佃戶，如何利用開墾永佃，積累初期資本，轉化變成田主階層。本文將舉兩個客籍佃戶轉成田主的例證，說明客家產權的形成過程，並分析客家社會公共田業組織特別發達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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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乃傳統中國社會構建、維護或重構宗族血緣組織及其內部認同的一個標識性符號。在清代貴州清水江下游地區，隨着大規模木材採運活動逐漸興起，區域社會在諸多方面都發生了極其重大而深刻的變化。本文通過對此區域社會歷史背景下，文斗寨龍姓人群「棄龍就姜」改變姓氏這一集體行為及其宗族發展演變過程的考察，揭示宗族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手段，對清水江下游地方族群互動與社會整合所產生的重要影響；並就「棄龍就姜」事例所反映出來的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區獨特的宗族發展模式、宗族形態及宗族在地方社會生活中的表達方式等，進行了初步的探索，力圖從一個側面釐清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區域社會如何逐步建構國家認同的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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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來，學術界對明清時期民間文化及其與士大夫文化的關係，已經進行過不少討論。這些研究側重分析了民間習俗、信仰與儀式、面向民間的文學類型（如寶卷、聖諭廣訓、地方戲等）、士大夫對民間文化的「改革」等問題，但是，對於介於民間文化與士大夫文化之間的文化中介、中介過程及相應機制，則未給予充份重視。本文希望通過分析晚清至民國時期閩西四保禮生的文本與社會文化實踐，初步勾勒出當地文化中介的基本輪廓。文章分成四個部份。第一部份回顧學術界對禮生的研究，並介紹禮生的歷史。第二部份考察四保禮生的社會文化活動。第三部份介紹禮生的禮儀文本。最後，簡評禮生的文化中介功能，並討論文化中介研究對重構民間文化史和打通士大夫文化與民間文化關係的方法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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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把近代東南亞華人社會與僑鄉社會視為一有機聯繫的跨國華人社會，並嘗試探討連接東南亞與華南兩地華人社會間的跨國橋樑如何建立。民國時期，潮州人僑匯和僑信的流通大部份通過僑批局網絡進行，僑匯和音訊來往無疑是跨國華人社會得以建立和維繫的命脈所在，因此，僑批局網絡的研究對剖析東南亞—華南華人社會跨國聯繫具有重要意義。立足於與檔案文獻和田野考察，本文揭示了在近代東南亞華人社會與潮汕僑鄉社會間廣泛存在的僑批局網絡，是由多個層次的地域網絡相互嵌合的體系，由於其經營結構與華人社會的社會經濟結構具有一致性，該網絡深入東南亞與華南兩地華人社會。通過家族網絡、合股關係和鄉族商業網絡等方式的有機結合，分佈於東南亞與潮汕地區的不同批局得以建立起相對穩定的聯網合作關係，從而構建了可以連接和滲透東南亞華人社會與華南僑鄉社會體內的社會經濟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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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類學發展的脈絡來看，歷史人類學的形成與發展，主要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事。從薩林斯建立文化如何界定歷史的研究課題開始，到什麼是歷史事件、歷史性所指涉的歷史意識與再現的研究架構，及歷史性與時間分類及社會記憶的關係，到歷史文類的探討等爭辯與討論，正反映歷史人類學研究與理論的發展方向與成果。這結果不僅造成整個人類學研究的歷史化趨勢而有其廣泛的影響，更因其研究從什麼是歷史的問題切入而能凸顯出被研究文化更深一層的特色，對人類學的文化概念及人類學知識的開展上，實有其重要而獨特的貢獻。如此也提供未來人類學與歷史學重新結合而創造更高層次之新知識的空間與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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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以來海外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方興未艾，成果衆多。本文旨在評論這一時期以英語出版的、建立在中外官方檔案和地方文獻基礎上、分析15到20世紀中國基督教群體的一些代表著作。這些著作涉及領域廣泛，諸如傳教活動、集體入教、地方教案和政教關係等，關注的時段和具體地域不盡相同，但是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體現了三個共同的研究旨趣：即突出「本土化」（inculturation）強調研究中國傳教信教群體 、突出「地方化」（localization）發掘教會和地方社會關係、和突出「網絡化」（networking）研究跨國跨地區的傳教活動等。本文圍繞上述三個中心概念，深入梳理相關的研究成果，希望能為中外學術交流作一點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