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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人類學學刊/Journal of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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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近代中國,地方社會如何參與長程貿易?傳統的觀點是:地方社會通過施堅雅所提出的巨區結構參與長距離貿易。也就是說,地方社會並不直接參與長程貿易,而是遵循市場的等級結構將貨物逐級匯集到它們所在的巨區的中心城市,再通過中心城市參與長程貿易。但是,基於在粵西南的調查,筆者發現這種模式未必適用於沿海地區。沿海地區的地方社會,因為海洋貿易的存在,有能力構建自己的長程貿易市場空間,來繞過巨區結構的限制直接參與長距離的海洋貿易。就清代粵西南的廣州灣地區而言,乾隆年間出現的潮州會館就扮演這樣一種角色。該會館一方面深入粤西南的鄉間墟市,另外一方面連接着整個沿海的貿易網絡,同時又以會館為中心在赤坎埠形成獨特的會館社會。通過這種由商業會館所形塑的旣「跨域」又「在地」的社會空間,粤西南沿海地方社會在18世紀下半葉開始出現一系列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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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針對晚清至民國時期浙江省溫州地區的龍舟競渡進行個案研究。該地區因龍舟競渡而引發的「村落械門」一直是溫州地方,特別是溫瑞塘河平原最重要的歷史問題。除了官方以及地方菁英對此「社區儀式傳統」之禁弛問題的討論外,本文將運用近年來在溫州市瑞安縣溫瑞塘河與溫瑞平河流域所進行的田野調查,結合民間歷史文獻,討論以下三個問題:(1)龍舟作為村民的生命線,是他們日常政治的重要組成。(2)划龍舟是一個區劃地方政治勢力與現代地方自治傳統的宗教儀式。(3)溫州的地方神在這個地方自治的儀式傳統中所扮演的角色。透過這三個問題的澄清,本文嘗試運用民間的觀點重新理解晚清到民國溫州地方政治格局的轉型過程,從而重新思索中國地方歷史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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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坎是解放以前阿卯(Ahmao,大花苗)的基督教信仰與知識生產中心,這個小山村可能是在中國近代民族學史中,積聚最多研究能量的單一地點和人群。石門坎自從「被發現」以來,就是以一種「另類現代性」的樣貌被傳頌讚揚,也因着它獨特的現代性譜系而背負着不被理解的污名。本篇文章從民族學知識史的角度,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石門坎研究,具體呈現石門坎現代性如何從一個禁忌話題,在逐漸去基督教化的論述中,轉生成為阿卯現代性的歷史遺跡,走進當代的新興文化產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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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有機農業在香港的本地化過程,以及農夫在中港政治、香港身份認同建構、環境保護及食物安全等議題中的角色。香港農業在20世紀經歷巨變,蔬菜種植成為農業體系的主流。從內地來的移民組成主要的群體,經歷「蔬菜革命」的高峰後,受到全球化的挑戰,也面對農業人口老化,環境污染及食物安全等問題。都市來的新精英引入有機農業,媒合農夫與社區,開拓新的市場渠道,卻要應付消費者對有機蔬菜原真性的疑惑。作為治理工具的本地有機認證機構,受限於香港人對內地食品的不信任,無法將業務拓展至邊境的另一方。在爭論什麼是可信的過程中,有機農產品不單是商品,也是道德經濟的產物。近年的本地環境運動及香港身份認同建構的過程中,有機農夫扮演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