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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關懷與多元文化的體驗－大專學生參與課程融入服務學習之經驗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大專學生參與課程融入服務學習之實踐關懷與多元文化的體驗，以一所技術學院護理系一年級90 名新生為對象，在其必修「心理學」課程中，融入服務學習，並由學生每次服務後撰寫的反思日誌、訪談與期末心得報告，分析其成長與改變。研究結果可歸納為四方面：一、專業學習的體認更多，包括對心理學與護理專業的體認等；二、較能了解與欣賞不同的人，包括身心障礙人士、育幼院與生病的兒童、老人等；三、自我改變與人際互動的突破，包括價值觀與做事態度改變、人際互動的突破、自我覺察與肯定等；四、關懷素養的增強，包括學習如何關懷、感動的力量、產生服務的承諾等。研究並依據結果，提出規劃設計課程融入服務學習，增進學習與多元文化素養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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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作曲家嘉曼．戴耶費爾《豎琴奏鳴曲》之初探

嘉曼．戴耶費爾(Germaine Tailleferre, 1892-1983)是音樂史上重要的女性作曲家之一，也是「法國六人組」中唯一的女性成員。戴耶費爾一生創作超過三百部作品，作品範圍廣泛包括藝術歌曲、管弦樂作品、鋼琴曲、樂器的協奏曲、歌劇，並跨領域為芭蕾舞劇、電影與電視寫作配樂。她的作品風格充分表現新古典主義音樂的精神，同時具有柔美的情境內涵。曲風被譽為自然不做作，且流露出女性天生優雅的氣質。在漫長的音樂史上，極少數女性作曲家能被並列在主流作曲家的行列之中，因而激貣筆者探討的動機。此外，戴耶費爾1953 年寫的《豎琴奏鳴曲》乃一首深具她創作特色的作品。對豎琴這項樂器而言，這首樂曲在音樂性上有相當的表現效果，經常出現在比賽的曲目中，在豎琴樂壇上頗具地位，鑑於國內對於豎琴這項樂器研究資料較少，盼為文有拋磚引玉之效，能作為未來在戴耶費爾的音樂或《豎琴奏鳴曲》上，無論是演奏、教學或研究等相關之文獻卂考。本研究為女性作曲家嘉曼．戴耶費爾《豎琴奏鳴曲》之初探，除了「緒論」外，其內容架構為：(一)戴耶費爾生平與創作；(二)從女性主義觀點評析戴耶費爾的音樂生涯；(三)創作背景與樂曲分析；(四)豎琴演奏技巧與詮釋之探討；(五)結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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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的轉型正義：張七郎事件探討

劉知幾所提出史學「明鏡說」的概念，對史家在進行傳真並且反映歷史的絕對真相，懸鵠了最高標準。「明鏡說」與「如實寫照」的精神，是史家在建構史實原貌的理想；但是也由於史家自身價值判斷及客觀環境的變遷或壓力，造成教化指導史學，隱誨影響傳真，使明鏡蒙塵。中國提出的「明鏡說」與西方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讓證據說話」恰如為輝映。臺灣社會在「二二八事件」之後，62 年之間歷經政黨輪替與不同的歷史論述發展，使「二二八事件」真相愈趨模糊。「二二八事件」研究有其複雜的歷史必然性。因為包含高度的政治性與族群意識型態。陳儀在離臺前感嘆，事件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政治太寬、經濟太緊」造成，誠如歷史學者戴國煇所言，在歷經「二二八事件」之後，臺灣人產生了「兒嫌母醜」的情結， 也成為今日操作族群鬥爭的主要工具。在臺灣學術界，研究1947 年「二二八事件」的風潮是近十年伴隨本土化政治運動而成為一門所謂的「顯學」，必然尌擺脫不了時代的背景和壓力。張七郎父子3 人同時遇害，是「二二八事件」中慘絕人寰的歷史血案，經由本研究探討事件發生經過，以及利用新近發現的檔案，重新建構還原歷史事實的真相。本文的另一層面，也建構「二二八事件」遺族的「論述權」，尤其在事故發生後，張氏家屬對事件處理的態度，「要真相、不要仇恨」，經由意識的轉化過程分析，探尋歷史脈胳中的「真相」與「轉型正義」的深層意涵，從而確立張氏父子在臺灣歷史中的應有地位與棈神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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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玩具電視廣告中的性別文化

本研究主要檢視兒童玩具電視廣告中如何呈現性別角色的面貌，目的在了解以往性別刻板印象是否仍舊存在於現今的兒童廣告中。主要以內容分析檢視2006 年7 月、2007 年7 月以及2008 年7 月三個月份的兒童玩具電視廣告。剔除相同的廣告後，一共側錄81 則電視玩具廣告作為分析的樣本。類目的建構則是依據國外相關研究建構而成，主要類目包括廣告中主導角色的性別、旁白聲音、產品屬性、使用玩具的動作快慢、有無攻擊行為、玩耍情境、氛圍、玩耍時的人數。研究發現，兒童玩具電視廣告中男童仍是主要的代言者，玩具產品的介紹者主要是男性旁白聲音、以男性訴求的產品佔市場多數。另外，以男童為主導的電視廣告中跟以女童為主導的電視廣告中，所呈現的男女特質明顯有不同。男童被描繪成習慣一個人獨自玩耍玩具，展現出快速的動作與物件攻擊，並常在室外玩耍，整個氛圍顯示出戰鬥、競賽與挑戰。女童則被描繪成經常結伴玩耍玩具，動作速度的呈現適中，並不會有物件的攻擊，幾乎都在室內玩耍，整個氛圍顯示出夢幻、美麗與甜蜜。研究結果顯現兒童玩具電視廣告中的性別角色仍存在某些既定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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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研究方法論的質量辯證

1960 年代開始，一些女性主義者意識到性別權力關係對學術研究和知識建構的影響，質疑研究方法論上的性別偏誤與壓抑女性，對當時實證、量化的主流典範提出嚴厲的批判。女性主義者極力倡導俗民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和詮釋學(hermeneutics)等等的質性典範，強調它們在研究上的優越性，強烈拒絕量化和實驗方法，甚至形成「量化」和「質化」的性別二元對立的現象。本文主要以不斷反思的精神，從辯證的模式，梳理出女性主義研究方法論的發展脈絡，指出其中的矛盾和衝突，並且主張女性主義者不應劃地自限的排斥量化研究，宜以女性主義反偏執的精神，以兼容並蓄的態度，結合質量研究的特點，以多元方法論的理念，才能發展出比較無所偏誤的學術研究和知識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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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與榮民總醫院

自古以來，軍隊解甲之善後工作即是艱鉅無比之挑戰，而民國38年歷史大變局的關鍵亦與八年對日抗戰後裁軍問題之處置有關。政府遷臺後，蔣介石總統為確保國軍精壯，實施退除役制度，中華民國面臨韓戰後新處境，必得深入思考在臺灣生根立足之長遠規劃，又於民國42年指示輔導安置退除役官兵。行政院乃於43年11月成立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此後負擔起輔導退除役官兵就業、就學、就醫、就養四大任務，以謀社會安定與經濟建設，並爭取運用美國對臺援助款項。就醫方面為提升榮民醫療品質，籌建現代化醫療機構，民國44年1月18日輔導會訂定「總醫院計畫」，獲得美國國際合作開發總署同意，即是設立榮民總醫院的由來。籌建榮總的美援醫療計畫委託臺灣省政府衛生處為接受援助的執行機關，輔導會居於協助、監督的立場。民國45年4月25日，蔣經國先生受聘接任輔導會副主任委員，並代理主任委員職務，克服萬難，大力推動臺灣榮民總醫院籌建工作，對於國軍退除役官兵的輔導工作，寫下我國歷史上的創舉。榮民總醫院興建工程於45年6月6日在石牌基地舉行破土開工奠基典禮，輔導會兼主任委員嚴家淦與代主任委員蔣經國共同主持，恭請行政院長俞鴻鈞、美國駐華大使館蘭欽大使親為破土。46年3月1日台灣榮民總醫院籌備處成立於台北市福州街12號2樓，派國防醫學院院長盧致德為台灣榮民總醫院院長兼籌備處處長。卂與籌建及創院的主要人員多為盧院長自國防醫學院借用的各科專門人才，篳路藍縷，辛勤擘畫。47年7月1日「臺灣榮民總醫院」正式成立，48年3月1日開始醫療作業，同年11月1日開幕。48年1月輔導會主任委員蔣經國即指示榮總五大努力目標，以成為「醫院中的醫院」：「最新穎的設備、最優秀的醫師、最高的醫德、最美麗的環境、最好的管理」。榮總後來改名為「臺北榮民總醫院」。為藉資開濟，蔣經國借調時任陸軍第一總醫院院長鄒濟勳自民國48年5月1日擔任榮總副院長，67年6月擔任院長，前後服務榮總約近30年，將榮總建設為現代化一流教學醫院而蜚聲國際。民國57年11月4日，蔣經國以國防部長身分召見軍醫局長楊文達、國防醫學院兼榮總院長盧致德、三軍總醫院院長鄧述微、以及榮總副院長鄒濟勳，以醫學可以反映國家進步情形，遂指示「五年發展計畫」，以改進醫療、研究、及一般設備、擴建病房、建思源樓、籌建陽明醫學院等；後更成立急診、門診手術、燒傷、神經醫學及小兒醫學五個中弖，籌辦榮總台中分院以方便中南部榮民尌近赴醫。67年3月21日蔣經國以行政院長高票當選為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為榮民總醫院的發展注入雄厚的支持與資源。榮總係中華民國建立以來中央政府自建的第一所大型醫院，隨著時代需要與演變，早已成為全民的醫院，為全國民眾提供認真用弖的醫療。榮民總醫院是一所背負著中華民國歷史責任而面對著中華民國現實環境，在歷史責任與經營現實之間力求平衡的醫院，與中華民國的命運息息相關，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