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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與希臘－羅馬文學的對話－以《約翰福音》和《奧德賽》為例

《新約》文本醞釀於希臘－羅馬文化與猶太傳統的互動之中，在其中吸收了希臘－羅馬世界的文學資源，但不是單純的模仿。本文以《約翰福音》和《奧德賽》為例，圍繞認識論來展開兩個文本之間的對話。兩者都講述王者回歸故土並與「自己的人」相遇的故事，但奧德修斯的身份最終被眾人所知，而真正認識耶穌的只是少數。兩個文本都將認識活動與「看」這一動作關聯起來，都借助「發現」場景來探討「認識」的問題，但荷馬肯定了「眼見為實」的認識觀，展現古希臘人從神話思維到理性思維的過渡階段；而《約翰福音》的作者則提出一種以啓示和信仰為旨歸的認識觀。概而言之，與希臘－羅馬文學的對話有助調整《約翰福音》研究的焦點、追溯基督教文學的源頭以及更好地展現《新約》的文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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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韋伯的清教詮釋到風險社會－以焦慮為中心的考察

本文旨在以焦慮問題為中心考察韋伯的清教詮釋與風險社會議題之間的關聯。韋伯認為，清教徒對救贖之不確定性的焦慮孕生了對救贖之確定性的追求。寫了給「主觀」的救贖確證提供可靠的基礎，信仰必須用勞動的「客觀」作用來證明，這推動着作為勞動者的人對世界秩序與自我秩序進行理性建構。現代人對確定性的重建最終吊詭地製造了風險社會中的不可控制的不確定性，這又使得人不得不面臨新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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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至與基爾克果－也談馮至三、四十年代的詩學轉向

基爾克果與中國的淵源頗深。早在三十年代初，馮至就翻譯了〈Sören Kierkegaard語錄〉。基爾克果不僅在「個人」、「決斷」等觀念上影響了馮至，他關於《馬太福音》十一章28－30節的闡釋及他對宗教意義上「負擔」與「苦難」的理解，還啟發了馮至三、四十年代的詩學轉向，使得馮至的作品顯現出不同於同時代作家的獨特色彩。聖經文本經過思想家本人的闡發，再經語言和文化的遷徙，在異國土地上生根發芽，是一個奇妙的旅程。這場馮至與基爾克果的「奇遇」，也是基督教與中國現代文學「相遇」的一個片斷及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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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開封猶太人視域中的摩西形象－基於碑文和妥拉文本對讀的視角

明清時期的開封猶太人在新的歷史語境下亟需建構身份認同，本文基於開封猶太人最重要的史料碑文和猶太教的經典妥拉，從文本對讀的視角，探討了開封猶太人在碑文中處理妥拉文本內摩西形象的方法。文章分析了妥拉文本西奈敘事中上帝傳經以及摩西的律法仲介身份在碑文中的體現，出埃及傳統在碑文中的隱形，以及摩西「聖人」形象的建構；探討了精英階層的導向作用，建構新身份的需求和儒家「天道觀」的影響，以此呈現出開封猶太人的文化適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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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幸福生活到實際生活－論海德格爾對奧古斯丁《懺悔錄》卷十的闡釋及其得失

通過重構海德格爾在《奥古斯丁與新柏拉圖主義》對奧古斯丁《懺悔錄》卷十的闡釋，這篇論文論證了海德格爾的奧古斯丁闡釋及其得失。論文首先説明了早期海德格爾對實際生活的哲學關切和他關於實行歷史的闡釋進路。通過剖析海德格爾如何將奧古斯丁對幸福生活的尋求引向他對處在誘惑當中的實際生活狀態的現象學闡明，論文重構了海德格爾對奧古斯丁《懺悔錄》卷十的具體闡釋過程。最後，論文評估了海德格爾的奧古斯丁闡釋的得失。海德格爾準確揭示了奧古斯丁尋求幸福生活的最終歸宿，即走向一種寂靜主義。但海德格爾的闡釋又存在着誤讀，因為他未能看出作為一種靈魂能力的記憶在奧古斯丁尋求幸福生活過程中所具有的神學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