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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格林童話惹的禍？

由於時間與空間的不同，思想文化及人生態度會產生差異。然而忠於原文，逐字逐句翻譯，是最佳的策略嗎？改寫原著，融入本土文化，值得鼓勵嗎？近來《格林童話》全譯本、節譯本、改編版陸續出籠，掀起一股成人也閱讀童話的熱潮。筆者藉此機會除了關心《格林童話》改編版外，並對《再見小王子》、《大人心理童話》、《黑森林的夢想家》、《政治正確的童話》、《貓的智慧》等書中的童話故事，以心理、歷史、文化層面加以審視分析，發現其中優點：挖掘童話裡更多深層的意義，提供想像空間，激發想像力，因時空的不同，新作也可能青出於藍；但卻也容易被誤以為「搭便車」，拾人牙慧。不過，「舊瓶新酒」所產生的影響，則值得我們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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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同心？－安徒生故事翻譯的選擇與文化對話

丹麥作家漢斯‧安徒生（Hans C. Anderson, 1805-1875）所寫的兒童故事可以算是童書翻譯市場上最早引進也最具盛名的作品。包括〈醜小鴨〉、〈小美人魚〉、〈賣火柴的女孩〉等動人的故事幾乎伴隨著臺灣每一個小朋友長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安徒生一輩子的創作生涯裡寫下了超過一百五十個故事，臺灣的翻譯版本卻始終集中在少數幾個故事上。很明顯，在文化越界（border-crossing）中，翻譯扮演了選擇、詮釋，甚至改寫、節譯等多項重要的文化對話工作。因此，本文旨在針對此翻譯引起的對話現象進行研究。首先，針對安徒生故事全集作文本探討以及分析、整理後，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偉大的兒童文學作家，不但表現出藝術的獨特風貌（the particular; the local），同時更重要的是能夠透露童心／同心的普遍性（the universal）。臺灣的童書翻譯市場是否適切地扮演了文化越界的橋樑以及再現（represent）的媒介？童書翻譯其實遠比其他的翻譯領域來得困難，因為既然兒童讀者群的年齡這麼幼小，除了語碼轉換以外，譯者更要帶著孩子們跨越邊界，到另一個文化國度裡欣賞他人的獨特，也去感受世界上所有兒童生命成長中的普遍經驗。藉由安徒生故事全集中英文版的分析、整理以及現行翻譯的比較研究，本文希望能釐清童書翻譯其實乃是一個真正重要的文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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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童書翻譯與非文學翻譯相左之原則－以趙元任《阿麗思漫遊奇境記》為例

本論文以筆者改寫趙元任翻譯之《阿麗思漫遊奇境記》（經典傳訊，2000年出版）的經驗為根據，探討童書翻譯與一般非文學書籍翻譯時相左，甚至相反的原則。在改寫趙譯本與比較多種譯本的過程中，筆者歸納出四項翻譯童書的原則：第一，翻譯字數宜多不宜少。一般書籍翻譯以精簡為要，有經驗的譯者多會刻意避免贅字。但翻譯童書則相反，不忌重複，往往字數多才能模仿兒童口語。第二，翻譯單位宜大不宜小。翻譯的精準度與翻譯單位的大小有關，翻譯單位最小即為字字對譯，翻譯單位最大則為改寫。一般翻譯往往介於兩個極端之間，在精準與可讀性之間折衷的結果，多半以詞組與句子為單位。但童書翻譯宜把翻譯單位放大，以段落或甚至數段為單位。尤其在文字遊戲部分，放大翻譯單位是解決「不可譯」問題，保留「遊戲性」的良方。第三，宜刻意保留語言的多樣性。翻譯語言本來有趨同性或標準化的趨勢，在翻譯一般成人書籍時並不成為困擾，因為一般讀者閱讀的目的以獲取訊息為主，譯者往往避免「怪字」干擾行文，但童書的讀者對語言本身的好奇往往比成人讀者強烈，語言的多樣化對於兒童未來的表達能力尤有助益，因此童書翻譯宜注重用詞和語型的多樣性。第四，宜注重聲音的效果，散文部分亦然。一般成人閱讀以視覺為主，尤其是中文書籍，甚少出聲朗讀。但童書有時由大人讀給孩子聽，孩子自己也喜歡大聲念出來，因此比起一般非文學書籍的翻譯，童書的譯者尤其要注意聲音的效果。本論文以趙譯本與其他數種中譯本為例，具體闡明這四項原則所造成的效果，並對當前翻譯教育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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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麗絲漫遊奇境》臺灣中文全譯版本比較及探討

路易士‧卡洛爾（Lewis Carroll）的名著《愛麗絲漫遊奇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中譯本自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出版至今，臺灣、大陸、香港三地的全譯本已超過三十本，而近十年來的譯本即佔一半之多。本書以奇幻莫測的情節和巧妙雋永的文字遊戲，深獲兒童和成人的喜愛，但要翻譯成其他文字，表面看似容易，而實際卻因內含巧妙的文字遊戲，並不容易。本文針對臺灣出版的中文全譯版本，配合蒐集所得香港、大陸版本加以比對分析，以探討理想中譯本之可能。本文對《愛麗絲》中譯本分三方面討論：一、綜合討論：包括版本、書名中譯、背景參考資料、插圖。二、一般語言翻譯：討論一般語言的翻譯問題。三、文字遊戲翻譯：包括雙關語、諧擬和圖象詩的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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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兒童文學創作作品在臺譯本之我見－以松谷美代子的作品為例－

根據筆者調查結果，自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臺灣光復後，到一九九五年的五十年當中，日本兒童文學作品在臺灣被翻譯介紹並出版成書，至少超過四百五十本以上，由此可知國人對日本兒童文學作品並不陌生。翻譯者在選擇作家及作品時格外的慎重，往往是在重重的考量下，才精挑細選出一些真正有價值的優良作品，將之呈現在國人眼前。原著的精選，保證了內容的精采，但對無法使用與作家相同的語言感覺去體會原著世界的臺灣兒童讀者而言，能否在閱讀譯文之後，能產生與原語讀者同等的感受，就要看翻譯者是否正確解讀原作，並將其內容、意境忠實地轉換成臺灣兒童所能接受的語言描述。也就是說，童書翻譯的成功與否，其關鍵在於翻譯者是否能夠確實地向當代的兒童讀者傳達了原書的完整樣貌、文學意涵與作品精神。這也是筆者在本文所欲強調的翻譯童書的重要原則。本文將以此原則出發，檢視現代日本兒童文學作家松谷美代子（松谷みよ子= Matsutani-miyoko）的七本長篇創作在臺譯本（四本）及改寫本（一本）；但其改寫內容涵蓋兩本原著並涉及另一本原著的部分內容），分析其作品在臺灣被翻譯、介紹以及出版的實際狀況，再以詳細比對原著與譯作（或改寫）異同的結果，來歸納出國人在翻譯、介紹日本兒童文學創作作品時的特徵與傾向，最後再針對日本兒童文學創作作品在臺譯本常見問題，提出個人的幾點想法與建議，對戰後五十餘年來臺灣譯介日文童書的成果，做一個歷史性的回顧與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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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道雄（まど･みちお）的「臺灣詩」

窗‧道雄（まど‧みちお），本名石田道雄，一九○九年生於日本山口縣。他不但是日本家喻戶曉的兒童詩人，更是一位世界級的兒童詩大師，曾於一九四四年獲得國際兒童文學「安徒生獎」。根據日本「理論社」所出版的《まど‧みちお全詩集》（1992年9月），窗‧道雄的詩超過一千兩百首。窗‧道雄跟臺灣頗有淵源，他曾在臺灣度過二十四年的歲月（1919〜1943，窗‧道雄九歲到三十三歲）。在他的詩作中，有不少以「臺灣」的風土民情為題的詩。目前臺灣可見的窗‧道雄譯詩，結集成冊的只有一本向陽所譯的《大象的鼻子長》（1996，時報），收詩百首整。此外，林鍾隆與陳秀鳳亦有零星譯作。本論文的重點有三：一來介紹窗‧道雄的詩在臺灣的譯介情況；二來比較窗‧道雄的名作〈大象〉的三種譯本；最後以窗‧道雄一系列以「臺灣囝仔」為題所作的詩為例，嘗試分析窗‧道雄詩中的「臺灣味」。論文最後，歸結出窗‧道雄的「臺灣詩」對臺灣讀者的意義，並呼籲臺灣翻譯界更加重視窗‧道雄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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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濱田廣介作品之翻譯來看創作童話翻譯與改寫

濱田廣介與小川未明、坪田壤治並列為日本兒童文學三大家之一，並享有「日本安徒生」的美名。相較於一般作家善惡分明之作品內容，它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作品中幾乎沒有「惡」的存在，只有不求回報的善意。而這充滿著善意的童話曾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九年間陸續被譯載在《國語日報》上介紹給國內讀者。但將其與原文對照閱讀之後，發現了不少相異之處。例如，廣介童話的特色：細微的描寫，如與孩子說話般的寫作筆法......等部份幾乎都被刪除。此外，有些地方甚至扭曲了作者的原意。不管這是基於譯者（或編輯）有意識地改寫，或無意識地改寫－誤譯、用詞問題……站在欣賞文學作品的立場來看，都是非常可惜的。本論文主要是站在尊重作家的立場上，研究作家，分析原作，理解廣介童話之後，再將中譯版與原作進行比較，進而探討中譯版與原作間之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對翻譯作品（中譯版作品）所產生之影響，並藉此機會思考翻譯與改寫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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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小說翻譯的困境與解決之道－試論《洞》的翻譯策略

本論文藉由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等人的翻譯理論，界定翻譯不必固著原文，而應著重於意義「情境」的轉換，也就是求「神似」，而不執著於形貌。文學的翻譯更是一種文化再現（cultural representation），也就是思果所說的，「翻譯是一種重寫。」作者以一名少年小說譯者身分，探討從少年小說作品的選擇到讀者拿到譯本的過程當中可能遭遇的一些困境與所呈現的一些文化現象，如名詞、聲韻、語法、語態、內容、主題、篇幅以及中文受到的衝擊等等。論文中主要以一九九九年紐伯瑞金牌獎作品《洞》（Holes）為例，列出片段作品的中英文對照，逐一討論並且提出可能的對策。論文的重點在於如何藉翻譯幫助孩子跨越不同文化之間的障礙，理解來自不同文化與背景的人，進而探討翻譯工作者如何自我訓練、譯者對自己的期許以及所擔負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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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書翻譯之文化現象－以繪本的主題選擇為例

九○年代以後，出版的經營（行銷管理）哲學項目由生產、產品、銷售與行銷觀念（導向），進入了「社會行銷觀念」；此時，諸如：童書翻譯所產生的文化現象，都是我們在追求利潤與滿足顧客需求外，所應正視的。社會愈開放，價值愈多元，讀者需求必趨分化，而出版將更形專業；譯書主題選擇企劃將不只為教育兒童，更需要關懷且結合社會現象不同的發展階段與應有之價值，甚而藉此也對成人進行再教育，進而鼓勵與兒童一起閱讀。另外，編譯方面，除了翻譯品質外，編輯的應有態度同樣重要，即須專業嚴謹與顧及讀者感受等。面對二十一世紀，在電腦網路的競爭下，出版的腳步越來越沈重；面對更多元化的發展，勢必使引進之出版品愈具文化差異性。如此，童書翻譯出版與行銷活動中，出版者、消費者（註1）與社會三者之間都存有密切相關與利益相衝突，顯然須由哲學來指導出版活動。故本研究以繪本的主題選擇為例，探討這些哲學如何影響出版者在經濟史上不同的時期，進而歸納童書翻譯之文化現象，希望能探究出童書翻譯及改寫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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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伯寧罕的《外公》看圖畫書的翻譯

作為兒童文學的特有類型，圖文相互滲透的特殊形式，使得圖畫書成為最為可親的兒童文學形式；但是其複雜的圖文關係和風格呈現，也使得圖畫書的翻譯，往往比一般以文字為單一媒介的文學作品翻譯更為複雜。尤其當現代的翻譯理論跳脫以字詞為基本單位的翻譯，致力追尋文化脈絡中文學風格的忠實呈現時，圖畫書的特殊形式往往成為左右翻譯美學的根本因素。本文擬從現代翻譯理論著手，以伯寧罕的《外公》為範例，對照圖畫書的形式和內容，來探討圖畫書翻譯的種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