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文獻/Kaohsiung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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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平原的開發甚早，荷蘭時期漢人已進入二層行溪、阿公店溪一帶拓墾，明鄭時期文武官田及營盤已在平原南部開墾，明鄭時期鳳山地區水利設施就包括：鳳山庄賞舍陂、赤山庄赤山陂、竹橋庄竹橋陂等。清領初期，施琅家族接續在本區開墾，鳳山平原施琅占墾區內仍有新建埤塘，如將軍陂、硫磺水陂等。因此在康熙年間，本區的開發已相當發達。曹公圳是清領時期官方不積極經營地方水利事業風潮中的特例，若無官方鼓勵眾田主分攤合築，在沒有強力業戶積極投資水利的鳳山平原，恐怕難有大規模的水利系統。曹公圳的興築或可作為南部地區再次進行的大規模開發，但是否可以視為官方主導的事業，或是它實質上仰賴的是士紳們的經濟力量。本論文計畫從自然環境條件制約與地區發展的區位分析，釐清鳳山地區埤圳的網絡與層級系統的運作歷程，希望這樣的研究成果可以讓水利社會的發展經驗補充地方社會發展的內涵。畢竟，水利社會代表的是一套因應地方事務所衍生的規則，也是一種從生活互動中形成的行為模式。透過共存的經驗凝聚了地方的情感與社群，所謂的埤圳社群不只藉由自己的獨立來呈顯自身存立的價值，更藉由其經濟生業的運作活動圈劃出水利社會影響的空間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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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村上直次郎《新港文書》21件新港社雙語契字為例，探討番漢互動關係、新港社社會文化變遷。文章先交代蕃語文書研究的脈絡，接著深入討論：（一）坐落土名和遷徙、（二）四至空間和族群關係、（三）訂契緣由和地權觀念、（四）為中、知見和通事土目、（五）性別、繼承和母系社會、（六）甲冊、社學和契約語言。作為蕃語文書研究的練習曲，並非執著於提出確實定論，毋寧當成習作開端，期使更多研究者參與歷史解碼的一種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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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委員」制度是因應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社會經濟的不景氣，貧富差距擴大，貧民不斷的增加，所創設的一種社會救護制度。臺灣受到日本現代社會思潮的影響，加上日治初期原有的社會事業所產生漏救與濫救的弊病，於是仿效日本的「方面委員」制度實行於臺灣，其目的是透過貧民的生活調查與生活保護指導，來使貧民得到適當的救助以及生活的改善。大正12年（1923）與昭和8年（1933）高雄州分別發布《高雄州方面委員規程》與《高雄市街庄方面委員規程》，代表「方面委員」制度從都會區延伸到市街庄，社會事業朝向地方化發展。本文說明「方面委員」制度在高雄州的實施過程以及職務內容，並從中觀察其特質與在社會事業上的意義。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方面委員」制度的組織化與法制化，是近代社會福利國家的展現。而從殖民地統治的觀點來看，透過「方面委員」深入民間所進行的生活調查，一方面可以使日本在臺灣的社會事業更加落實，另一方面也可以藉由對貧民的掌握與援助，消弭社會問題，強化國家對地方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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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鳳山縣舊城曾經歷兩次築城歷史，第一次是1722年（康熙61年）朱一貴事變後所築的土城，第二次是1826年（道光6年）完成的石城。石城完工時，當時鳳山縣城已遷至下埤頭街，種種因素，縣城未再從下埤頭街遷回左營。依據《重修鳳山縣志》記錄，土城階段之公共建築有：鳳山縣署、典史署、參將署、守備署、軍裝局等；重要街道為縣前街、下街仔、南門口街、大街、總爺口街、北門內街等六條，並以縣前街最為繁榮。根據《鳳山縣采訪冊》記錄，清末舊城城內寺廟有：天后宮、興隆寺（觀音亭）、慈濟宮、關帝廟、節孝亭、火神廟、三山國王廟（廣濟宮）、開漳聖王廟、潮軍義勇祠；城門外寺廟有：先農壇、伽藍爺廟、泗洲寺。日治初期城內清代官署已荒廢或拆除，而臺灣總督府文書仍留有兩次寺廟調查記錄。日治時期，左營舊城因大龜山可窺視左營軍港，舊城範圍於1940年被劃入軍事區，舊城內居民及寺廟均強制遷出，城內寺廟大多戰後在左營舊聚落或新庄仔重建。現今左營耆老記憶中，仍能說出城內興隆寺、樓仔頂媽、慈濟宮、王爺廟、關帝廟的概略位置。本文以日治時期的地籍圖及土地登記資料，配合清代文獻紀錄及總督府檔案，交叉考證清代鳳山縣舊城內之寺廟、官署、街市，試圖釐清城內空間格局與重要建築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