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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人文學報

佛光大學人文學院,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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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星雲大師《詩歌人間》一書所收錄的作品為研究對象,以「人間佛教」的救拔精神,做為論證星雲大師詩作的階梯。全文旨在開顯大師所具備的拔苦與樂的悲智思想,證明《詩歌人間》一書意在移化讀者入佛本懷,通過三十七道品,走上解脫之路,可以說是等同世尊「眾生有病如己病」的大菩提心。全文首論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要義,根據大師各色著作看出「人間佛教」是以「一切眾生平等」、「人人都可以成佛」等大乘佛教為基礎的理念﹔其次,討論《詩歌人間》確實是一部蘊涵佛慧的著作,接著分析《詩歌人間》的詩作「詩寫眾善奉行論」,其中〈七誡歌〉更蘊含豐富的用世論﹔最後討論大師深具佛心的〈祈願文〉,其中也蘊含著人間至德的孝思。本文結論出星雲大師詩歌創作用世價值的兩個面向:首先,是出家眾為宣明佛法的德用,而採用詩這種特定的文體來做為弘教的載具,這本來就是佛教經論的傳統,幾乎是新版的伽陀與祇夜﹔其次,星雲大師弘揚人間佛教思想是紹繼佛門白話詩傳統,是沒有執著的尋常心、平等心與慈悲心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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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道教本身的宗教特質與其對天地宇宙與生命的認識,道教在傳統天人合一的思想體系下,有其具有特色的生命觀與身體觀,所以對於疫病的認識與治療方法,亦具其天人合一思想的神學詮釋宗教色彩與人文關懷。本文即以道教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天人同構的宇宙生命觀為核心,以《黃帝內經》為文本,探討五運六氣疾病預測的理論基礎與方法,梳理出其中疫病預測的內容,以及瘟疫治療方法中的道教文化內涵,最後論述其中的人文關懷內涵。道教是最重視生命存有的宗教,對於瘟疫的預測預防與治療,有其鮮明的宗教色彩與特色,雖然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天人同構的思想並非道教所獨有,但道教將這些思想落實在生命實踐中,不僅只是當作宇宙觀與生命哲學的理解,而是發展出解決生命問題的應用方法。面對全球性的疾病感染風暴,人人向外求藥而未能得的現狀,道教的瘟疫治療強調的是取用人體內的真藥,也就是神氣相守,形神相守,調整體內的氣,順應外在的氣,找回內在的和諧,重視社會的和諧,注意與自然的和諧,正氣內存,不受外界干擾,風暴將會過去,平和的日子會再來臨。如此穩健的生命智慧,仍值得現代人參考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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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災與疾病,向來是人類生存的挑戰之一,面對無法避免的天災與疾病,人類到底該如何應對以避凶趨吉,或許可以從古人的成功處理方式中探知。本文以蘇軾(1036-1101)第二次仕杭期間(1089-1091),對減少西湖水患與所遇瘟疫的處理態度及方法為探討內容,探悉其經由知識與行動,帶領人民減少生命與財產的損失,其淑世之心、濟世之法,或對今日疫情管理,提供另一種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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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applies philosophical theories and reflections on global capitalism to a critical reading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global capitalism. It reveals that the key to escaping the prison of fantasy constructed by the symbolic order of capitalism under the attack of the COVID-19 lies in taking sides with the unwanted and infected outcasts. For Zizek, the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global capitalism is to radically traverse the ideological fantasy by recognizing our unconscious subjection to totalitarian global capitalism. Yet, to make it happen, the subject needs to discover its own repressed negativity in order to identify with the excluded outcasts. Counting on unyielding death drive, the subject can maintain a critical distance from the invitation from the superegoic enjoyment. The critical distance of death drive is to understand and take a step back from the working of global capitalism. With the death drive, the subject will be able to identify with the disgusting outcasts. It totally embraces the undead outcasts. When the subject itself becomes an excluded undead outcast, the symbolic order exerts no influence on it. When taking the side with the repressed outcasts, the subject feels how violent and oppressive global capitalism is towards the remainder. By applying a Zizekian psychoanalytical approach, I will offer the reader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on approaching the COVID-19. In doing this, I will outline how the individual can break down the allure of the fantasy constructed by global capitalism's symbolic order and thus make space for a new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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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恭奉佛牙真身舍利於2011年興建的佛陀紀念館,其核心價值包含藝術、文化、教育及淨化人心等功能。本文主要以佛館22幅「佛陀行化本事圖」為研究對象,採用田野調查與文獻觀察,從外觀來瞭解這些浮雕圖像的內涵,與其具有的時代意義與價值;挖掘佛教藝術品對生命教育的啟發與對佛光山人間佛教的弘法功能。研究發現「佛陀行化本事圖」,佛陀接引的對像以人類為主,浮雕占一半畫面的佛陀與得度者之間有聖凡關係,圖像人物透過極為細膩精緻的線條以成形,並傳神地散放出佛陀救護眾生的慈悲平等像,與信眾恭謹虔誠、渴盼得救的感情。「佛陀行化本事圖」具有「終極課題的探索與實踐」、「倫理反思與生活美學」與「人格統整與靈性提升」生命教育蘊義。並高度符應佛光山弘揚人間佛教的「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四大宗旨,以及與時俱進的時代教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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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亭詩》是集體創作而成,當時由王羲之、孫綽、謝安等四十二人於蘭亭山水間飲宴、抒情創作而成,其中含有四言詩及五言詩;由於賦詩環境處於山水之間,風光明媚,兼之眾人臨水宴飲美酒佳餚,因此普遍認為《蘭亭詩》是旅遊、踏青,朋友相邀遊山玩水於宴飲時抒發情感、抱負而成之詩。王羲之、孫綽、謝安等人之風格及詩裡的用字遣詞,隱含了儒道釋的因子。自古文人、名士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後有老莊思想之論,到了東晉時期佛教正值蓬勃,名士、文人與僧人間多所往來,其中謝安、許詢、孫綽等更與支遁、道安、法身等高僧往來密切,甚至有以「弟子」自稱,即便信道甚篤的王羲之及其次子王凝之也都有接觸佛教,或是資助譯經之事。本文從《蘭亭詩》創作的寫作背景、文人社會交往概況與詩中的用字,詮釋詩中隱含之佛教意象,從而賦予《蘭亭詩》另一個屬於佛教文學的思考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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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深密經》是唯識學派的根本經典,屬於大乘佛教重要經論,西元第五世紀上半,已有部分內容傳至中國。唐新羅僧人圓測法師言:「然此略經,梵本唯一,隨譯者異,乃成四部。」此四種流傳中土的譯本,以唐玄奘法師所譯最為完善。有關《解深密經》的注疏,見諸目錄雖多,今則僅存圓測法師所撰的《解深密經疏》。以往學者對圓測《解深密經疏》已多有討論,或考究版本,或探微思想,或析論其人與玄奘法師、窺基法師之間的關係。本文擬以對傳統儒家經疏的瞭解為基礎,進而探討圓測《解深密經疏》之性質與體例。全文分為以下五節:一、前言。二、圓測之生平。三、傳統儒家經疏之性質與體例簡述。四、由傳統儒家經疏析論圓測《解深密經疏》之性質與體例。五、結論。希冀經由本文的探討,對圓測此《疏》能有另一角度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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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哲學的發展中,里克爾(Paul Ricoeur)以「隱喻」(Metaphor)作為構成意義世界最基本的憑藉,可與中國經典作為意義世界興發的根源,可以是具有象徵性的隱喻文本這點互相呼應。因為經典背後的生命依據,是在「德」的概念之下,來展開思考的。同時《易經》產生意義的模式,並非通過邏輯來構成意義世界最內在與最基本的形式,而是在隱喻的脈絡中,就著象來勾勒某種人生智慧象徵性的聯想,對我們的生活構成指導性的作用。因而將《易經》建構成為哲學的文本,將會導致經典語言與哲學系統需要的概念之間,存在本質性無法調和的問題。唯有將《易經》回到中國經學的傳統中,以隱喻作為展開經典意義世界的基礎,才有重新掘發經典意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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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厭女論的復活與被快速普適化地套用於不同的地域與文化──也包括台灣社會──反映了性別的後殖民文化現象,但如果厭女論本身缺乏對處境脈絡差異的辨識敏銳性──即女性主義的多元交織性視角──就可能對經驗主體形成去脈絡的認識與簡化。基於此背景與問題意識,本研究選取當前在美國與台灣主導厭女論的兩本論著:Kate Manne(2018)的《Down Girl》和王曉丹等(2019)編著的《這是愛女,也是厭女》進行論述分析,就交織性辯證的尺度檢視兩書作者論述的實際表現,探討:一.作者的論述對經驗進行具交織性意識的認識嗎?二.如果具有交織性意識,足以反映主體的處境嗎?三.如果具有交織性意識,就多重社會範疇與(反)本質化議題來定性,又是怎樣的一種交織性?就《Down Girl》分析的結果發現:雖Manne宣稱其「改良式厭女論」可為交織性保留空間,但以白人女性視角對書中多位非白人女性案例的社會處境差異辨識顯得相當模糊與不足,其所想像的交織性仍是以性別作為基本範疇且本質化,如此厭女論便存在三個缺失:(一)對多元壓迫形式的化約與忽視、(二)壓迫關係形式恐被固定想像、(三)落入白人女性主義的窠臼。就《愛/厭》書分析結果發現:整體上顯示交織性意識單薄,僅有三位作者的論述可能涉及交織性視角,但三者間交織性意識參差不齊,有具交織性但未能反映處境全貌、有略提及交織性概念但實是單一性別視角、有連女性主義基本的互為主體性關係原則都失落。歸納兩書的分析結果,反映當前厭女論在社會處境辨識的表現有三類:(一)無交織性意識、(二)以性別為基本範疇的唯性別交織性形式、(三)表現交織性意識但只反映局部範疇。總結而言,整體上目前的厭女論相當缺乏交織性意識,快速套用易形成去脈絡的強加與簡化,本研究呼籲性別文化研究者宜返回女性主義方法論的脈絡主義,避免簡化套用厭女論來認識經驗主體;而閱聽大眾亦宜允許自己作主體性的敘說以抵制厭女論的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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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漢語詞語延用至現代漢語,其語義可能隨著歷史朝代更迭而有所演變。語言文字歷經千年的變化過程中出現異體、結構改變,或被轉意、借聲挪作他用,其本義從原始字形已很難推求,可能因語言文字背後的歷史背景環境,及使用情況逐漸演變所造成,導致古代與現代語義的差異。本文以古今語料庫語料為材料,由漢語「爽」觀察否定詞「不爽」之語義演變,「爽」字的使用早已出現在甲骨金文,及《詩經》、《左傳》等古籍之中,後經演變,語義漸漸由本義延伸、或假借同音替代,出現了其他不同的意義,至今「不爽」已演變成一個詞,並使用於現代漢語的口語形式。本研究藉古今漢語語料庫和辭典,考釋漢語「爽」的本義,分析其引申義和假借義,及觀察中國和台灣地區的口語使用現況及詞義差異,探究漢語「不爽」之語義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