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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教研究/Journal of Research for Christiani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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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教研究 雜誌社,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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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整体上考察4世纪的希腊语基督教作家金口约翰对圣书的从无到有的看法,旨在表明:金口约翰既没有过分贬低、亦没有过分高估圣书的价值。在他看来,圣书之为“神圣经纪”的产品是局部时空中不可或缺的教化手段,其出现的时间与适用的范围均经过精心安排;既是退步的代价,也是进步的渠道。金口约翰的侧重点是灵性的阅读及其带来的整体性圣化。当人类在圣书的帮助下克服一切激情的干扰,洁净灵魂的污垢并在最终的世代恢复原初的神人关系与人际关系,圣书也将完成其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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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伊拉斯谟如何通过一种新的“寓意”──有别于“四重解经”的“寓意”──来阐释《诗篇》中的基督论意义和道德意义。伊拉斯谟通过推崇“基督的哲学”,强调基督的教导对基督徒的“敬虔”的意义,从而把比喻的解经法引入对《诗篇》的寓意解释。以此为奠基,他在阐释《诗篇》第22篇时,将关于基督、教会和基督徒的“三重阐释”归向术语accommodare,这一术语呈现出关于基督“俯就”和人“顺应基督”的双向性,并分别与经文的基督论和道德论有关。进而,伊拉斯谟认为寓意通过accommodare的双向性而同时联结了基督论和道德论,且联结点在于“基督的爱”。这种联结影响了他的二元论《圣经》解释结构:寓意成为了联结字和灵、字面意义和属灵意义、可见与不可见领域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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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多年来,历史耶稣的研究经历了五个不同的时期,现在新约研究领域占主流的范式为第三期历史耶稣探索。第三期探索者把历史耶稣放在第一世纪犹太教的背景中,认为耶稣是具有强烈末世论思想的先知,是第一世纪“最具犹太性的”犹太人。本文研究认为,第三期探索者过度强调了耶稣的“犹太性”,使之成为一种不能触碰的“政治正确”,这妨碍了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在耶稣的“犹太性”得到肯定的同时,耶稣的特殊性也是不容否定的,耶稣不同于法利赛人、爱色尼人或同时代其他任何宗派的人,否则难以解释福音书中记载的特殊现象,也不能解释基督教的诞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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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政治论》是圣经鉴别学的先驱之作。在对“旧约”各类书卷做历史和文学讨论之基础上,斯宾诺莎高度评价先知书卷的神学思想,认为先知最与自己不谋而合。带有分开神学与哲学、上帝意志与上帝本质的论说目的,斯宾诺莎娴熟运用圣经语文学建构先知神学体系,隐秘截取或扭曲先知文本并读进自己的哲学。避开上帝本质之问题、围绕上帝意志之概念,斯宾诺莎认为古典先知是上帝意志的真正知会者,是真正的神学乃至真宗教和未来普遍宗教的希望。因为先知正确地认识上帝意志是美德而不是律法,先知通过视觉和听觉的自然想象力认识上帝意志,先知已指明践行公义与慈爱就是服从上帝意志。因此先知对上帝意志的认识是真实而完备的,在宗教经典、神学和生活中有绝对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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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依托东印度公司将重心从北美转移至东方,加尔各答也逐渐成为其战略要塞。英格兰教会福音派利用向东印度公司选派专职牧师的机会,差派福音派牧师前往印度。而以浸礼会为代表的不从教者牧师亦组建传道会,差派宣教士到印度传教并建立差会,因其毗邻加尔各答的地理优势以及与英格兰教会福音派牧师密切交往,塞兰坡差会成为19世纪初英国海外圣经翻译的中心。本文围绕塞兰坡差会《圣经》汉译,通过考察安立甘宗福音派牧师、英国圣经公会对塞兰坡差会圣经翻译的直接影响以及东印度公司明托等人对《论语》英译本的支持,证明布坎南等为代表的英格兰教会福音派牧师、英国圣经公会和东印度公司不仅在塞兰坡差会启动《圣经》汉译和中文出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19世纪早期基督新教中文圣经翻译和加尔各答地区的中文印刷出版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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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教会中的反智问题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但至今未有专文或书籍探讨王明道思想中的反智主义。其实,正如倪柝声的三元人论为华人教会留下深刻的反智影响,王明道的基要神学同样是华人教会反智传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理解华人教会反智主义的渊源,本文将考察并论证王明道的基要神学如何成为其反智思想的神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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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依据林荣洪、邢福增、古爱华等专著及相关论文,指出关于赵紫宸的神学研究,目前学界大多围绕他论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社会的关系而展开,基本上呈现出相关性与差别性的两种诠释路径。不过,无论对赵紫宸神学的相关性诠释路径还是差别性诠释路径,它们都根源于自己的理解对象:在神学构建的早期,赵紫宸本人侧重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社会的相关性诠释,旨在回应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处境与中国社会的现实处境中的基督教神学实际是什么的难题;在中期,他注重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社会的差别性诠释,旨在回应基督教神学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处境与中国社会的现实处境中应该是什么的难题。赵紫宸研究神学的路径,決定着学者们研究他的神学之路径。这种相关性与差别性的诠释路径,正好印证了诠释学的一般特征:一定程度上,诠释对象的路径规定着诠释主体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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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文化的场域中,一个民族历史越悠久,习惯性规则积淀越深厚。“祖先祭祀”在中国民间源远流长,无论是在宗教意义、人文精神还是在文化意义上,都是中国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是中国民间经久不衰的“法”。基督教传入中国后,这一民间法规范开始受到挑战。清代教案中,大量案件就是由于“祖先祭祀”受到冲击而引起。“禁拜假神”是基督教会的禁止性规范,独一真神信仰是基督教不可动摇的根基与法则。除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任何人、任何事物都不能成为信徒的敬拜对象,否则就是犯“敬拜偶像”的“罪”,会受到上帝或教会的管教或惩罚。中国民间祭祀的“祖先”,在教会法中是“人”而不是“神”,如果将祖先当做神灵加以敬拜,就是“敬拜假神”。中国民间法规范“祖先祭祀”与西方教会法规范“禁拜假神”之冲突,是1869年江西教案、1881年福建诏安教案、1890年湖北广济教案等众多教案的实质起因。“祖先祭祀”与“禁拜假神”之冲突,体现了“宗法之法”与“宗教之法”两种法文化之冲突。“宗法”是根植于血缘伦理、按照人与人之间的尊卑长幼贵贱关系所确立的一套行为规范。通过“祖先祭祀”活动的仪式、程序,人们不仅可以祈祷祖先在天之灵,保佑在世的子孙后代家运亨通,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明确、强化在世子嗣之间的等级结构秩序。祖先不仅是家族信仰和敬拜的“神”,更重要的是家族成员之间的血缘与精神纽带。这种血缘宗法性的家族神崇拜,最终目的乃是将各家族成员固定在家族网络的某个节点上,其宗法功能远超过其宗教功能。“宗教”则是对信仰对象无条件的委身或献身,即超越于世俗的价值观而全身心地寻求“无限的真理或终极的实在”。教会法之“禁拜假神”,呈现出鲜明的“宗教性”特征;任何事物,如果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就不是敬虔的信仰,禁止敬拜假神或偶像是教会法始终如一的禁止性规范。对于基督教徒来说,上帝是其生命的主宰,作为上帝之言的《圣经》是“神法”,是其最高的思想和行为规范。尽管《圣经》也要求信徒孝敬父母、缅怀祖先,但神、人之间的界限可谓泾渭分明;人无论如何伟大,也不能取代受到绝对敬奉的上帝的地位,祖先当然也不能例外。宗教的绝对性规范与宗法的习惯性规范相冲突,教案的发生因此有其必然性。然而,除去狭隘的民族情感因素,这种冲突对中国具有积极意义。在组织形态层面,数千年传统中国宗法伦理控制下的“大一统”社会结构,在这种冲突中呈现出分化之势。在思想文化层面,“一元”格局开始向“多元”转变。在社会秩序方面,民间法秩序的同质一元化格局开始分裂。从法治社会形成的法文化原理来看,这些变化态势,恰恰与法治社会的形成趋向相一致。以“祖先祭祀”与“禁拜假神”为代表的中国民间法与西方教会法之冲突,实际是中国本土法文化与具有“法治”基因的基督教法文化之冲突。这种冲突令中国人痛苦,然而却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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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上新的一页。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基督教协调与联合机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教会要求得新时代下的生存空间,必须深刻检讨自己的过往事工,继而进行某种因应时代的变革之举。然而,协进会做出的种种调整,不管是对外要求英、美差会放权也好,对内筹办全国基督教会议与第十四届年会也罢,均是基于纯粹的宗教立场而动,所有这些与中共在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上的期许相差甚远,以至于中共不得不“另起炉灶”,选择中国教会内部的新势力来主导这场变革。这便有了吴耀宗、刘良模、邓裕志等人发起的影响中国教会日后走向的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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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医院是近代基督教在华的一项重要事工。本文认为社会福音派开办的医院兼有直接传教、间接传教的功能,学术界已有的一些说法与实际不太符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社会福音派医院的社会服务性增强,成为独立的机构,走向世俗化,宗教性减弱,但其一直是传教士掌管、外国资金资助的慈善性服务机构,其宗教性一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