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政經與和平研究/Journal of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Peac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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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結束至21世紀初期，出現新的國際安全局勢和挑戰，最大的威脅是國家內部的族群衝突、內戰或是政府失靈所造成的人道災難，「新干涉主義」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興起。然而，國際干涉的行動中，聯合國介入的程度卻有所不同，例如：科索沃事件中，國際派駐軍隊介入；反觀，敘利亞內戰，在聯合國會議上，卻因為中俄行使否決權，而避開聯合國的干涉行動。因此，聯合國是否干涉國際違權事件，應與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跟被干涉國間的互動有關。本文以15個國家為研究對象，假設「雙方的『國際貿易』與『軍售數量』關係，將影響聯合國干涉程度」。以數據統計「各國與國際的貿易及軍售關係」，並資料彙整比較各國發生違權事件時，受到「國際干涉程度」之高低，發現當兩項自變數皆高或低時，兩者呈負相關；當僅一項自變數偏高時，常任理事國的利益權衡將影響國際干涉程度。研究結果顯示「新干涉主義」以道德之名行人道干涉，但是實踐過程中深受現實主義影響，成為強國合法干涉他國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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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釐清「外交政策取向」與「總統連任」之間的關係，研究對象是第34任至第44任美國總統，從而為「攻擊型政策取向（戰爭牌）有助於成功連任」之傳統模型（M1）進行實證檢驗。在經過羅吉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簡單線性迴歸（simple linear regression）、以及調節效應測試（moderating effect test）等檢測後，研究發現如下：一、「攻擊型外交政策取向」和「總統成功連任」這兩個變項的關係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意即傳統模型（M1）無法獲得實證支持；二、筆者提出修正模型（M2），置入一個調節變項：「國內的通貨膨脹率」（以CPI增長率為指標）。修正模型的解釋力比傳統模型來得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