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從知識史的角度重新理解十六世紀蘇格蘭的古史書寫,並將其置於跨國知識辯論的脈絡下,分析其書寫形式及核心議題。本文將此知識辯論稱為「不列顛古史辯」。對蘇格蘭史家來說,這是一場捍衛蘇格蘭政治獨立與自由的辯論,但其古史建構與論述的過程卻非單獨發展,而是在與英格蘭古史書寫的對立與交流中,發展出相應的特色。本文首節從蘇格蘭中古以來對古史的動員開始談起,第二節從辯論的網絡說明十六世紀蘇格蘭史家與英格蘭或歐陸學者的知識連結,以及各自在這場辯論中所處的位置。第三節聚焦於古史辯參與者共享的文藝復興學術背景,以及對語言和文獻問題的爭辯。第四節討論古史辯中兩項關鍵議題:島嶼名稱由來及主要族群遷徙之先後。本文的主旨不在於判定誰所寫的古史更接近真實歷史,而是探究書寫者在何種知識脈絡中、透過何種方式,讓古史在當下展現「過去的力量」。
本研究重新評估亞當.佛格森於1783年出版的《羅馬共和興衰史》,並將其置於十八世紀羅馬史書寫的脈絡中,特別關注其與愛德華.吉朋《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對話。本文指出,佛格森的歷史敘述呈現出思想上的張力:他在新馬基維利主義所強調的公民衝突與德性,以及文雅文化追求秩序與和諧的理想之間,發展出一種兼具政治分析與道德省思的敘事方式。佛格森透過對史料、人物與制度的比較與詮釋,不僅揭示羅馬共和衰亡的內在邏輯,也藉此回應同時代的政治辯論,特別是美國獨立戰爭所引發的共和理念與帝國治理之爭。本文進而重新定位佛格森在十八世紀史學傳統中的地位,並揭示其作品如何開拓出兼具道德反思與歷史詮釋的新方向。
英國首任皇家藝術學院院長喬書亞.雷諾茲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不僅是十八世紀下半葉的畫壇祭酒,也以其豐富的藝術論述成為英國畫派的重要奠基者。其身後大量湧現的傳記著作,一方面受惠於十八世紀晚期至十九世紀中葉藝術家傳記出版的興盛,另一方面則反映當時英國藝壇對自身藝術發展的種種思考。現有研究對雷諾茲的藝術與理論探討已相當完整,但關於其傳記的書寫策略、時代意義,及其與瓦撒利傳記傳統之間的關係,仍欠缺長時段且具廣度的深入研究。本文將以1792年至1865年間出版的8部雷諾茲傳記為核心材料,聚焦其師承敘事及歐陸∕本土藝術論之立場,探討不同世代如何透過藝術家傳記這一獨特文類,描繪不同版本的雷諾茲藝術生命,並提出對英國藝術發展的理解。透過探討雷諾茲傳記的生成與再書寫,本研究不僅補充了雷諾茲研究的史料分析,更揭示藝術家傳記本身作為歷史記憶與文化話語交匯之場域的價值與潛能。
本文探討德國猶太裔史家路德維希.里斯(Ludwig Riess, 1861-1928)史學理論的內容及其發展的學術史背景。里斯曾在東京帝國大學任教15年(1887-1902),對日本史學的現代化有重大貢獻。他在日本工作期間開始構思自己的史學理論,回到德國後將其進一步發展,並在1912年出版《歷史知識理論》(Historik)。本文試圖以日本和德國的史學發展作為背景,探討里斯史學理論的特色,以及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和朵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 1808-1884)對此的影響。本文第一章討論當代東亞和西方史學界對里斯的觀感;第二章介紹里斯的生平與學術經歷;第三章進一步探討他在日本教學與研究工作的細節,並論證里斯的日本經驗是他發展史學理論的動機;第四章探討里斯史學理論的特色,特別是他與上一輩史家的異同;第五章著重分析里斯史學理論中最具特色的「系統論」,藉此說明里斯將人物性格的掌握和描寫視為史家最重要的任務;第六章介紹里斯所屬「新蘭克學派」的特色與立場,並說明他與此學派其他史家的異同。本文的論點是,里斯非常推崇蘭克對歷史人物性格的描寫功力,但蘭克並未撰寫自己的歷史理論。里斯受朵伊森啟發而建構一套自己的史學理論,藉此系統性地闡釋前者心目中的蘭克史學,以捍衛德國歷史主義史學對偉大人物的重視,並抗拒以社會結構和集體心理為重點的史學新潮流。
做為一種空間樣態,宋人如何認識山?本文將文字、真實的山體本身,乃至假山,都視為閱讀的文本。先透過類書梳理宋人如何認知「山」,次以地景聞名的九華山為主要之例,指出反覆的書寫除了帶來知識,塑造形象,也能為讀者建立視覺性的印象。而假山,不僅其「奇」可觀賞,亦可經由觀想而成為神遊的依憑,甚而連結至處世的能力與境界。這些途徑讓我們得知文本的多樣性,見證了閱讀實為一種立體的活動,宋人從知識,乃至感官體會等各層面的山之認識正由此形成。
本文擬透過陽明心學出現後顏回與子貢的形象變遷,以見心學興起,確定「良知」作為衡量聖賢本體工夫與聖學系譜的標準,如何在萬曆時期產生多元論述的話語意義。首先以宋儒評價為背景,闡明晚明以前顏回與子貢的形象,觀看兩人在宋儒論述中所受的評價標準及其脈絡。其次指出陽明學以降對顏回與子貢的評價,是以「良知」為的,較宋儒分判標準已有不同,子貢評價自此跌入低谷。然至萬曆時期相關評論逐漸多元化,雖仍高揚顏回,但相較強調他高妙的悟道論述,更重視苦憤不得之心志;而對子貢的評價更是有所升進,不再對舉二人,而是注重其多學悟道的意義。透過顏回與子貢兩位重要孔門子弟的形象變化塑造,可以知曉晚明的情感與道德知識問題處在一種動態的發展狀態中,其對悟道工夫論述的看法,是會隨著理學、心學時代典範的轉移而有所更迭,對於聖賢經典人物的評價,亦自有不同的差異。
本文從海空戰角度討論華南戰場在抗日戰爭(1937-1945)和太平洋戰爭(1941-1945)中的戰略角色,分析各方在華南的地面和海空行動的籌劃、執行,及成敗等,並闡述各方摸索陸海空協同作戰的戰略潛能與限制之過程。自抗日戰爭爆發以來,華南不但是地面戰場,亦是連接亞太其他地區的海空戰場,其重要性不能只從地面戰局觀之,而且海空戰局的開展亦與地面戰場息息相關。即使華南不常有大規模地面戰鬥,但中國和盟國在華南的抵抗和海空部署對擊敗日本均有重要意義。在戰爭期間,交戰各方均曾嘗試於華南以及鄰近海域部署使用各種海空兵力,以求達成更大的戰略目標。由於戰略規劃、同盟合作、軍種協調、兵力投入、作戰部署,以至科技和戰術等原因,各國在華南和周邊海域的海空和地面戰略有不同程度的成功。最終,由於盟軍有更為明確的海空戰略,而且其海、空、陸作戰以及情報工作均能有所結合,加上擁有更充足的資源以及技術、戰術等優勢,因此即使戰爭初期失去緬甸、盟友間爭執不斷,以及實踐戰略時曾出現失誤,亦無礙其逐漸將日軍海空力量從華南及鄰近水域驅逐。
本文梳理2000年以來英文學界關於中國環境史的主要研究成果,旨在辨識近年發展出之重要趨勢與課題。相關研究大致可歸納為五大主題:人類活動所引發的環境退化與對環境變遷的調適、國家災害治理與環境變遷對人類社會的衝擊、帝國多樣的環境治理與自然資源管理、自然資源開發對現代國家建構之作用、環境知識的生產、流通與論爭。本文藉此回顧,不僅呈現中國環境史研究方法的演進,也期望為未來相關研究指出可能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