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以詮釋學的方法,理解運動競賽中的共戲經驗。首先與世俗意識對話,澄清其無法直接進入運動的共戲經驗中,以理解運動愛好者何以熱愛運動。接著經由詮釋學的考察後,發現運動者與觀眾的共戲經驗爲一種實踐,非一般言語可窮盡其意義,也不是一種非黑即白、非美即醜的單一經驗,並提出八項特性:悠遊於通俗與崇高間;品嘗於人爲與自然間;置身於現實與虛幻間;倘佯於確定與不確定間;緊繫於回顧與期待間;觸動於極苦與極樂間;轉換於極動與極靜間;遊走於正軌與邊緣間。本研究進一步揭露運動的共戲經驗之特質是交錯的、多變的、轉化的、具有整體性意義的、以及直入生命深處的。雖然運動者與觀眾在運動情境中彼此相互感染,形成你儂我儂的經驗內涵,在經驗的面向上是相似的;然而,運動者與觀眾儘管在經驗的類型上相同,但在經驗的質感上有所不同。
本文旨在重回美國大學「身體教育」與「競技運動」連結的歷史脈絡,對兩者之連結源起做一歷史研究進路考察,以釐清兩者連結的初始情形。從考察中發現,十九世紀末美國身體教育由體操主導,各體操系統間曾相互論戰,當時已完成標準化的各式運動則藉由校際競賽在大學蓬勃發展,但尚未被包含於大學身體教育當中,兩者係平行於大學中個別發展。1920年代,美國身體教育受新式教育思潮影響,吸納自然的身體活動,形成「新體育」。此時,大學面臨大環境不穩定,及本身的快速擴張,競技運動被當作滿足招生及募集資金需求的手段,加上現代奧運的舉辦和思潮的推波助瀾,於是在「競技運動是教育的」口號之下,競技運動被吸納入大學的身體教育中,並與健康教育、休閒、舞蹈及其他要素包裹在一起,被置放於融合多樣元素的體育相關系所中。歸納美國大學身體教育與競技運動連結的驅力有:身體活動領域本身的擴張、大學校際運動競賽的正當化和教育化,以及體育相關系所在求生存時對資源的熱切需求等。而這些驅力則植基於被當時人們視爲解決美國都市化和工業化後衍生之社會問題的解決之道—新式教育思潮中。
本文主要利用1895至1912年日本殖民台灣時期的半官方媒體《台灣日日新報》和《漢文台灣日日新報》,及教育刊物《台灣教育會雜誌》、《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校友會雜誌》等資料,對於游泳這項體育運動,隨著日人的殖民統治開展於台灣的背景、初期的過程與發展,作社會和學校教育中的歷史探察。根據研究結果可知,日治初期雖然由於時局的不穩,注重發展武術等身體防衛性的運動,但隨著時勢的安穩,其他休閒性運動開始受到注意。游泳運動便由「體育俱樂部」1907年設立「水泳部」開始在台萌芽,於台北古亭庄新店溪旁設立「川端水泳場」,爲專門屬於游泳練習之所,有專人照料和設施,有別於台人在淡水河中的自然悠游,建立「人爲模式」降低了游泳的危險性。然而也因爲殖民者自身出發的邏輯思考,提高了台人大眾接觸設施的困難度,只利於部分台人士紳。另外,對於日治初期學校的教育系統而言,游泳並不是其主要實施的項目,加上台人根深蒂固的游泳迷信觀,使台人學生在學習游泳運動上表現出消極的態度,造成台人在學習游泳運動上的困難。有別於台人子弟的冷漠,日人子弟卻在川端水泳場設立之後,於暑假中開始游泳運動的學習。儘管日台人之間的游泳運動接觸有所差距,但台灣的游泳模式卻由於日人的開展,由遊戲、生活技術,轉換至近代運動的階段。
國際大型運動賽會之舉辦效益廣泛多元,除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功能外,對於國家或城市形象塑造等亦有正面助益。爰此,申辦重要國際大型運動賽會,已然成爲新的國際趨勢,世界各國莫不致力爭取國際大型運動賽會舉辦權。本研究旨在探討倫敦成功申辦2012奧運會之各項因素,以倫敦申辦2012奧運會期間英國主要報紙媒體報導內容,並透過文件內容分析方式,進行相關資料蒐集。此外,使用NUD*IST質性研究分析軟體進行文件內容及訪談資料之彙整、分類及編碼,歸納分析倫敦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三大層面下所具備之申辦成功因素。研究結果發現,倫敦成功取得2012奧運主辦權的政治因素包括:科伊的角色、不同政黨間的協議、政府的全力支持以及在新加坡舉辦的第117屆IOC年會中所使用的策略;經濟因素則爲:承辦奧運的經濟利益(各項投資、工作機會等)、場館設施建構與東倫敦地區的重整發展;社會文化因素包含:新世代視野的擴增、鼓勵運動參與及不同世代與族群間的文化和創造力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