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於日本山形縣西川町的「月山」,因地景風貌及朝聖苦行而聞名。臺灣宜蘭縣礁溪鄉聖母登山步道終點之「抹茶山」,自2020年經由社群媒體熱議而蔚為風潮。鑒於月山及抹茶山運動觀光皆涵蓋宗教氣息及社群媒體介入,本文延續前行研究,並陳兩案以儀式觀點剖析登山對應朝聖、身體、觀光及科技面向而堆疊之「重層儀式」。以實踐現象學方法研究發現,西川町政府於311大地震後,制定「運動、觀光、交流」主軸,推廣月山夏季滑雪和登山健行;將山林自然資源結合歷史沿革,形塑「月山」符碼並轉化為文化觀光產品。抹茶山則因社群媒體推波助瀾,形塑「抹茶山」符碼翻轉聖母登山步道原有濃厚宗教意象,成就新興景點並產生振興經濟效益;經由社群媒體分享的模仿性儀式,展演再現空間地景及登山苦行性儀式,呈現儀式重層堆疊。當跨越宗教信仰與地域界限的朝聖風潮,成為靈性覺醒以尋覓生命意義的旅程;近年西川町政府強化社群媒體運用並聚焦山岳信仰重生之旅,為後續觀光推廣首要戰略。地方創生是突破區域發展困境的舉措,而發展觀光是振興經濟的途徑之一。本文以儀式觀點審視,發展運動觀光宜順應趨勢,結合當地歷史文化以堆疊儀式底蘊,公私協力將特色地景作為運動觀光及地方創生之重點。
關於日本治臺期間如何提倡運動休閒以及有何成效,學界已有眾多研究成果,但大多從發展史的角度進行討論,本研究嘗試從不同面向進行考察,即以一位長期在臺灣擔任地方行政首長的殖民地官員-內海忠司為研究對象,由於他本身自年輕時代即熱衷體育活動,從他任官期間的治理經歷和從事的運動休閒,進而與臺灣運動休閒發展作出歷史性聯結,同時也從殖民地治理的角度探討臺灣運動休閒史。本文採用文獻資料分析法,主要運用材料是內海忠司所著長達12年的日記,其中詳細記錄他在臺灣的生活點滴。另外再參照當時報紙報導和相關研究成果,將焦點聚集在運動和休閒兩個方面。從本研究得知,內海忠司在臺任官期間,隨著日本統治逐漸深化,運動與休閒在也有長足的發展。他本身喜愛騎馬,有時是休閒消遣,有時則騎馬外出視察兼運動健身。也時常出席運動會或武德會競技比賽,有時則以官員身份去觀看棒球比賽,也經常主持比賽開球儀式和頒獎典禮。打高爾夫是內海忠司最著迷的運動,任官之地都有其揮捍的足跡,日記詳細記載他在何時與何人打球多久時間、勝負如何,後來更在日記寫下當天打球的桿數,而且是逐洞記錄,以此惕勵自己精進球技。此外,爬山和泡溫泉是他經常與家人從事的休閒活動;而聚會宴飲也是殖民地官員重要的休閒娛樂,兼具公務應酬與人際交往的性質。由於內海忠司的日記內容豐富多元,其中有關運動與休閒的記載,可以藉此考察日治時期臺灣的運動設施、休閒活動和體育發展,正可給這幾項運動休閒提供溯源性的歷史考察。
國高中體育教師在我國的法規下,有著明確地養成路徑與資格考核,然而對於大專體育教師則並未對教育專業學程部分有明確地規範與要求,在這樣的狀況下,體育運動科系出身卻未具備考取教師證資格的「本科非專」體育教師,便陷入了一種教師身分認同上的存在困境。本科的背景使他不得不面對教育專業的必要性,但本科非專教師的身分卻讓他對自己所缺失的教育專業產生了許多在身分認同上的矛盾。這些矛盾在體育教學的過程中,不斷地產生諸多如資格缺失(lack of qualifications)、不會教(being unable to teach)與教不好(can't teach well)等三種教學恐懼,並陷入到種種的自我懷疑與否定後,且更進一步地影響其教師身分認同的生成。本研究將透過Palmer在1997年所著的《教學的勇氣》一書中所提及之相關教學觀點,將教學的重點從傳統的教學敘事轉向到教師的自我認同與人格整合進行處理。並藉由將筆者作為本科非專體育教師的教學歷程作為分析材料,利用Palmer的論點結合Britzman與Zembylas等人的分析框架,重新對其存在困境與存在意義進行廓清,之後待透過釐清與傳統教學敘事之間的矛盾關係後,回到本科非專體育教師自身存在意義的重新追問。最終發現其之所以在面臨種種自我懷疑與否定的狀況下,仍願繼續追求成為一位體育教師的原因,是在於對運動的熱愛,藉透過將運動視為一種Palmer意義下的課題或真理,發現其便是以此重新發展出屬於本科非專體育教師認同的新敘事,以及重新釐清其與傳統專業敘事與規範性論述的關係,並在這一認同建構的探索歷程中,發現了一種體育教學的勇氣。
本研究從運動員第一人稱視野,敘說研究者過去身為體操選手與中國陽陽教練之間的互動,引發了研究者對體操、對生活的詩意想像。本研究目的為探討中國陽陽教練與選手互動故事的意義,並敘說體操訓練的詩意想像經驗。研究方法採自我敘說,並以幕升、幕降的結構來呈現敘說情境,以便更好的拉出了獨立的空間進行自我敘說,使我們跳脫情節的束縛重新審視故事,跳脫當局者迷的困境,看清事情的全貌。研究結論發現,陽陽教練具有魅力型領導特質,教練以真誠、用心待選手,使研究者對其由排斥轉為接納,在教練身上學到的不僅止於運動層面,更多的是陽陽教練傳遞的生活態度。此外,研究者由「充滿靈魂的成套編排」、「訓練中的超越精神」、「集合時的詩意想像」、「流露於細節中的溫柔和浪漫」,四大面向感受到陽陽教練充滿詩意的想像世界。最後總結成功外籍教練包含「教練專業的堅持」與「真誠的感情」兩項特質,兩者兼具方能與選手建立良好的關係,彼此互信,成就彼此。
本文從日常的選手訓練受到啟發,以自身職業選手8年的網球生涯經驗為例,從實踐經驗出發,探討一位職業網球選手,如何藉由「源根究本的反省」(Radical Reflection),主客不分亦或是主客同體,直到前意識層層剝落,捕捉職業選手經驗的意識、前意識及原生意識,重新建立選手觀看網球的關係。首先用現象學方法對經驗文本處理,用現象學描述如實的描述現象,揭露本來存有在職業網球與選手的關係。從研究文本中發現「訓練」、「比賽」、「成果」是投入職網世界的行動方式,先懸置自身對網球的偏見,發現職業網球與選手關係中結構的陷阱,「還原」出侵蝕彼此的關係。從中發現本來與職網的「熱愛」關係,轉變成重視最終「結果」的關係,不斷迂迴在漩渦裡。接著「再還原」出自身一開始接觸網球的初衷,本就存在於職業網球與選手的關係,只是被「勝負」的關係所掩蓋。最後透過橫向的再反省更具體地看見「訓練」、「比賽」、「成果」的發生狀態,從被動到轉為主動的釐清,選手與網球之間有多種面向詮釋的可能。從不同時期的漩渦整理出來,慢慢的釐清,深刻且結構式的反省,才明白作為球員的掙扎,再從輸贏中走回到一開始打球的樂趣,或是賦予網球新的熱愛。
法國哲學家德勒茲的塊莖理論有著諸多顛覆傳統的論述,以此觀點來詮釋羽球訓練經驗,得以引發許多創意聯想,並創造出意義深遠的詮釋。本文的研究路徑以「千高原」的樹狀思維代表傳統運動訓練的模式,另外以塊莖思維,代表運動訓練的創新模式。並應用「現象學式的敘事分析」,對羽球的實踐經驗,包含選手、隊友、對手、教練、體能、技術、戰術和心理等諸多因素,進行深入的剖析,以探求經驗的意義根本。研究結果發現,樹木思維代表著一種穩定、沉著的特質,而塊莖思維代表著即興、創造的特質。樹狀思維提供球員穩定性,而塊莖思維則帶來靈動性,穩定與靈動兼具是優秀球員具備的特質。塊莖風貌的核心在於打破二元思維,包含教練/選手,對手/自己,雙打/單打等二元式的習慣思維。藉由「自我組織」,正視比賽的真正主角,「見招拆招」進行解域和造域,以及「聖筊組合」,融合自己和隊友,自己和對手。研究結論有三點,包含「打破框架」,「擁抱複雜」和「還原實踐」。有助於大眾理解羽球訓練實踐的多元面貌,也能引導教練和運動員找到既存視野的破口,以創新角度重新詮釋原本就熟稔羽球世界的運作。
本文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蓋爾復興運動和愛爾蘭獨立運動為背景,運用民族主義理論,以整體視角分析民族傳統運動、現代運動、民族主義及政治革命的交互關係,旨在以愛爾蘭為案例,識別運動在構建民族身分和民族主義過程中所起的積極作用。文章指出,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和政治活動家們號召民眾從英國殖民者手中奪回對運動組織和賽事的控制權,並力圖通過發展傳統的蓋爾式運動增強民族凝聚力,激發愛國熱情。在蓋爾運動協會的努力下,綠茵場成為了反抗英國文化殖民的前沿陣地。與此同時,愛爾蘭運動員在奧運賽場上抗議英國殖民統治,爭取國際社會對愛爾蘭獨立運動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的覺醒。
球質是甚麼?這是一個既普通常見卻又複雜地讓人不知從何說起的難題。研究者長期涉入網球領域,在選手階段曾因為球質的進步,讓成績得到跳躍性的突破,因此研究者在教練階段的訓練,便以提升選手基本球質為主要目標。但在跟選手溝通的過程中,會發現一旦在實務訓練的情境上,球質變成了一個難以表述與相互理解交流的概念,為了解決此問題,回到球質在根本上的理解便成了關鍵。因此本文透過法國哲學家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在《眼與心(Eye and Mind)》中對視覺看到深度的質疑,先從理智主義和透視教化系統來分析現有的球質研究,接著以梅洛龐蒂的肉身存有學去發展球質技術的深度。發現現有的體育運動學科理論的球質其背後是一套笛卡爾的座標計算體系,而在實踐教練經驗對球質技術的看法會進入如透視技法的教化體系,最後從肉身存有學發展的球質觀為球質是相對且互相連結的、球質是過程且不斷變化的、球質是網球世界的本源。反思中發現球質不旦涉及人、事、物的關聯,更是網球世界的本源,作為教練應更多元、開放的思索球質,從實踐與探索中不斷伴隨選手成長,也成長自身球質技術的視野,給予選手球質更大的演化空間。
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在北美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經過了多個變化階段。其中重要的轉捩點,出現在「再現的危機」階段,進而引發三大危機同時迸發;此後,才過渡到後現代式的多元文本。巨型理論被更為本土、適合特定問題與情境的小型理論所取代;研究者也積極對「知識」進行全面性的檢討與反省。在此一歷史脈絡中,從再現危機所引發三大危機的連鎖反應,進而出現多元文類的轉折裡,筆者並未明確找到認識論的基礎。故本文目的:在嘗試從認識論的視角,說明再現危機發生的原因,以及危機之後,質性研究得以邁入後現代民族誌寫作實驗期,並接受多元文本作為質性研究文類的轉折。研究方法則採取Ricoeur詮釋學方法:距離化與據納雙重進路。最後,本文結論認為:當所有研究成果終須透過「再現」公諸於世時,將會面臨三大危機同時出現的困境,各類研究文本的合法性與實踐性亦將受到質疑;於是,必須透過符號系統再現的各類研究文本,將不再有優劣之分,原本以實證論為研究典範的立場被揚棄,質性研究不再擔心受到實證論的挑戰,並以「喚起」置換「再現」,更有自信地發展各種研究文類,並將研究帶入後續眾聲喧嘩的階段。
旅外是運動員要圓夢的一種選擇,為了與生活環境保持和諧狀態,會表現出各種適應性的反應,包括改變自己以適應環境的要求,或是改變環境來滿足自己的需求。本研究係以探究旅日的棒球選手張奕接觸棒球運動的歷程,並解析赴日求學期間所產生跨文化適應問題。資料收集採半結構式訪談,並採用敘說的方式,透過Riessman(1993)經驗世界再次呈現的五個層面,關注、訴說、轉錄、分析、閱讀,詮釋張奕的遭遇。經本研究發現,張奕在求學階段就嚮往成為日本職業棒球選手,主要源自對夢想有著深厚的期許,而家人支持與自我信念更是邁向成功的關鍵因素;在跨文化適應部份,面對語言與日常生活,他以高自我效能克服問題;而互動性適應上,面對教練與隊友的相處與訓練模式,他則透過服從及心理堅韌特質,從異文化中脫穎而出;最後在工作環境適應,因張奕挑戰日職聯盟的過程中,面臨了自我角色定位與期望落差,張奕秉持信念走出低潮。在異地的適應上,運動員往往需要在語言、生活、人際互動與工作方面不斷地自我調整,且必須保持原有的初衷與高強度的自我信念,使自身在面對跨文化的限制與束縛時,能找到自我在異地存在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