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外方傳教會(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從1950年代起開啟在臺灣東岸的傳教。外方會的法國神父們推展福音傳遞,幫助在戰後物質條件窘困的原住民族發展教會組織和提升教育等。過去學界對臺灣天主教發展的調查,多論及當代宗教世俗化和政經社會等關係的變遷。本文提出兩個不同的主題:第一是以傳教士為中心的教區發展,放入臺灣教會發展的時間向度討論,則見第一個外方會發展的黃金十年(約1952-1963),神父個人的主導具關鍵性。第二主題,花東天主教的內容是一個未被深入研究的領域,花蓮教區上百間聖堂即是具體史料。本文以花蓮轄區的104間聖堂為主,提出教堂建置與圖像學觀察,分別就聖母像問題和建堂命名、耶穌圖像相關改動、和禮儀與教堂風格等三個方面,進行討論。本研究希冀以新的觀察,呼應晚近對外國宗教與原住民族在宗教文化互動(非僅社會變遷)上的關注。
賀德佳與畢哲是中世紀西歐高盛至晚期女性神視運動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女性在男性父權封建社會中沒有太多發言權,以神視者身份發聲也容易引發抵制和敵對。兩人的時代、社會身份與文字風格雖有別,但兩人的先知神視有跨時代的同質性。本文從賀德佳與畢哲領受神視的背景與過程來剖析其個人特質並探討其神視的權柄確認,以及教會團體在確認兩人神視權柄時所依據的條件與考量。本文指出神視的歷史性價值,並指出神視者的卓越品格特質、基督信仰群體的共同察驗,以及指向超驗啟示所帶動的歷時性影響力成為確認兩人先知性權柄的依據。文末對觀現今的處境做出反思。
明德法師(1909?-1974)為鼓山南來僧,1936年南來馬來亞,1939年任檳榔嶼鶴山極樂寺監院職,1950年創建香山寺,值此時期,他主動致函印順法師(1906-2005),贊助後者在香港出版著作,自此通信往來,並於1969年印順法師初次訪馬時見面。按此敘述,明顯與當今國內外學、教界廣為徵引的明德法師生歿年有出入。本文一則按文獻梳理來顯示明德法師與印順法師之間的跨海交情,二則以此為引起動機,追溯明德法師生平簡介的文本流變,循流溯源之後,釐清其生歿年的誤植。經此正誤,將有利於未來進一步展開明德法師之生平活動及學思史料的挖掘與梳理,期能推進馬來西亞漢傳佛教早期文化僧群體的時代活動。
作為各界期盼的陽光法案,財團法人法自2019年2月1日施行,然而,該法第75條明定宗教財團法人不適用該法,另以專法定之,因此我國目前共有宗教財團法人1,772家,被排除在財團法人法規範之外,相關監督問題令人關注。由於內政部規劃的宗教專法,已在立法院六進六出,顯然朝野尚未有共識,以致於專法遙遙無期。究竟宗教財團法人有何異於其他財團法人之特殊性,值得社會及政府另眼相待,使其排除於財團法人法的規範外?其次,在立法青黃不接之際,宗教財團法人之監督規定現況及問題為何?再者,其他國家的規範有何足資借鏡之處?最後,未來的宗教專法應如何規範才能滿足各界期待?主管機關於此過渡時期的監督又應該注意什麼原則?成為亟需探討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間抗爭者的經驗廣受關注,惟來自宗教領域的言行卻備受忽略。受制於黨國管控宗教的政策,及宗教內部「私人化」傳統,宗教抗爭者在中國面對著雙重邊緣性困局。本文以基督新教為中心,選取公元二千年以降的兩個重要個案:(一)2011年間於北京的新興城市家庭教會,為捍衛宗教空間的「戶外崇拜」抗爭;及(二)2014至2016年間浙江溫州三自教會傳道及信徒,公開地投入反對官方的強拆十字架運動。通過上述個案,探討中國官方三自教會及非官方的家庭教會,如何在「為了信仰」的宗教動力下,在宗教領域展開前所未有的民間抗爭運動。民間基督徒如何以行動樹立中國基督徒的抗爭新典範?在當代中國政教關係方面,有關抗爭又具有何種嶄新意義?
這篇文章探討上座部文化圈的王權觀。文中首先論述大寺派如何統一斯里蘭卡上座部並傳到大陸東南亞,形成巴利大都會。接著以斯里蘭卡為例,而以大寺派教史文典為檢視對象,並把教法思想作為連結,從中分析阿育王當為上座部王權典範所透露出的一些重要意涵。最後透過緬甸之實例,詳細檢視上座部傳到大陸東南亞在教法與王權思想上的重大改變。文中具體交代從初期佛教到近代上座部王權思想演變之來龍去脈。
本文是對泰國自現代改革和政治統一以來百餘年間,以上座部佛教為主軸的泰國政治-宗教關係演變的基本線索和特性作出綜合說明,探討的重點在透過三輪以國家政體、《僧團法》及相應冒起的特定僧侶群體之間的關係為據,來探討現代泰國是哪一意義下的佛教國家或世俗國家。全文由六節組成:一、上座部、僧俗施供及政教並行;二、絕對君權制、首版《僧團法》及抗殖;三、立憲君主制、二版《僧團法》及休場;四、軍事獨裁制、三版《僧團法》及抗共;五、政治經濟、宗教異議及城鄉差距;及六、泰國是世俗國家或佛教國家?最後是小結。
本文嘗試以馬來西亞做為探討伊斯蘭化與民主化複雜關係的主要個案,並與阿拉伯之春以後新一波有關伊斯蘭與民主的研究進行對話,從宏觀與比較視野分析伊斯蘭政治的成因及發展路徑,反思伊斯蘭模式之民主改革的可能性,翻轉伊斯蘭與民主不相容的觀點,進而展望後阿拉伯之春的伊斯蘭世界民主化之前景。內文分為三節,第一節從跨區域的穆斯林民主國家比較研究,歸納出影響其民主化的五項關鍵因素:從殖民到後殖民時期的政治制度與伊斯蘭遺產;伊斯蘭制度化,包括:憲法、立法、行政、司法、公立伊斯蘭教育五大面向;伊斯蘭政黨的政治動員;該政黨與其他世俗政黨的競爭與合作關係;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政經秩序的衝擊;第二節探討後威權時代馬來西亞2008年、2013年兩次大選伊斯蘭政黨在準兩黨競爭下與朝野各政黨的互動關係與選舉成果;第三節則探討促成政黨輪替的2018年、2022年兩次大選中伊斯蘭政黨與朝野各政黨的互動關係與選舉成果;結論指出馬來西亞伊斯蘭化與民主化相輔相成,但民主深化有待朝野雙方透過對話化解社群主義的難題。
尼泊爾曾是以印度教立國的國家。但是在尼泊爾當代民主政治運動中,最關鍵的影響是janajati adivasi的崛起。從90年代初開始,民主運動以反對印度教君主專制開始,要求取消政黨禁令、承認多元文化主義和宗教自由。尼泊爾janajati adivasi的意識抬頭是為了注重非印度教種姓群體本身的文化、傳統習俗,並改善janajati adivasi群體在社會各個領域所遭受的歧視。民主政治提供了平等、平權的機會,促使尼泊爾當局重視janajati adivasi他們的存在。問題是需要什麼條件才能正當化janajati adivasi的身份呢?janajati adivasi想要爭取的是什麼?1996至2006毛派領導的叛亂內戰結合janajati adivasi運動份子,成功地推翻了君主制度,國王下台,開啟尼泊爾聯邦共和國的新階段。janajati adivasi運動是對尼泊爾君主強制人民印度教化、支持種姓制度和印度高種姓階級長期把持權力的回應。在迎接聯邦治理的同時,janajati adivasi想要實踐或重塑的形式是什麼?本文以三個田調的案例來說明,janajati adivasi群體身份認同與宗教身份鑲嵌,確立其公民身份的長期努力。janajati adivasi團體以創造或復興其宗教信仰,以爭取世俗身份價值,同時宗教身份也提供該群體創造了發想空間。
今日泰國南方與馬來西亞接壤的邊界地區,是泰國穆斯林人口的主要聚居區,過去是北大年蘇丹國領地,在殖民力量與國族主義浪潮的影響下成為泰國的南方邊境區域。由於近代泰南衝突多半與「伊斯蘭極端主義」或分離主義連結,因此時常被理解為宗教衝突,並將視野集中關注當地反抗群體的組成與發展歷程。從歷史角度來看,今日泰國南部的衝突係奠基於東南亞的銀河政體(galactic polity)向國族國家(nation-state)轉型中所產生的主權歸屬問題,而轉型為現代國族國家後的泰國將南方邊境問題理解為宗教-族群問題,宗教與政治逐漸成為可互換的範疇,並在治理過程中累積難解的新仇舊恨,從這個角度更能理解泰南問題的複雜性。在當代,透過伊斯蘭教-佛教的張力再現這些繼受之衝突,新聞媒體傳播也強化人們對衝突之印象,將政治層面的衝突本質化為族群宗教身分之衝突,使「泰南穆斯林」,甚至是穆斯林這種宗教身分,都被賦予「泰國潛在危機」的象徵喻意。透過泰南穆斯林的案例,本文希望凸顯的是泰南問題有其主權衝突與近代政治治理的歷史脈絡,而宗教或族群的差異其實不必然會形成緊張的衝突關係,因此僅透過族群或宗教角度去理解泰南議題是不完整的,思索泰南議題以及研擬治理策略時,還是需要對於其歷史背景有更深刻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