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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發現台灣到發明台灣-現階段中國的台灣文學史書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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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之發現台灣文學,在一九八○年之前,未聞中國境內有任何機構或任何學者注意到台灣文學的存在。如果北京對台政策的方向沒有調整,台灣文學在中國的學術版圖上絕對不會有任何的能見度。 自一九八○年以降,參與台灣文學研究的工作者的書寫策略與思維模式,全然沒有偏離北京決策者所規範的方向。在北京高舉「一個中國,和平統一」的旗幟下開始收集台灣文學的史料,同進行分析與詮釋。一九八九年以後,中國學界對於台灣文學的變造與改造的節奏就更為加快,開始進入台灣文學史書寫的階段,也是官方正式收編台灣文學的最新發展。 近二十年來,台灣文學研究在中國崛起,可以說是一段從「發現台灣」到「發明台灣」的過程,在研究中常常會出現各種「發明」與「創見」。在東方主義式的書寫策略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在建構霸權論述的苦心。如何把台灣文學史套入中國文學史的脈絡裹,是現階段中國學界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從發現台灣到發明台灣的演變中,中國學界對於台灣文學的研究成果,透露了「東方化」、「同質化」、「陰性化」的種種書寫策略。而這些書寫策略,已經成為中國學界書寫台灣文學史的固定模式。本篇論文,主要在於考察、分析這些書寫策略的主要特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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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A. Bové(2000).Edward Said and the work of the critic: speaking truth to power.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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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