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traditional Identity and Cultrual Pluralism

後傳統認同與文化多元主義

楊深坑(Shen-keng yang)

《教育研究集刊》 36期 (1995/06) Pp. 215-228

https://doi.org/10.6910/BER.199506_(36).0004

並列摘要

本文旨在透過哈伯瑪斯（J. Habermas）溝通行動理論之概念架構，探討多元文化下建立合宜的個體認同與族群認同之可能。並以解嚴後之中華民國為例證，指陳台灣未來教育規畫，須建立在哈伯瑪斯所謂的成熟的政治文化，才能使教育幫助全體國民渡過當前價值混淆所可能帶來的認同危機。哈伯瑪斯在接受Sonning獎的演說中否定了集體認同是個人認同之集合體的說法，兩者之間是互補的。然則，民族主義卻以某一特殊文化傳統的獲得，作為民族意識發展之先決條件，流於其極則有成為扼殺個人人格認同的集體主義傾向。另一方面，隨著東歐集團及前蘇聯的崩解，文化多元成為世界性的趨勢，新認同的探索以及新文化整合成為各國教育規畫上亟待面臨的課題。在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中，為使社會維繫和諧穩定發展，須有一種文化的整合，俾免社會分崩離析。然則，文化整合又宜避免某一傳統宰制整個文化，以免流於集體主義，厄阻個體成長。為臻於此，哈伯瑪斯提出了理想溝通社群之設計，在此社群中，個體認同的特殊性，可以在普遍主義的群體架構下，自律地表現自己。這樣的社群須以民主法治的憲法架構為先決條件，在此架構下，不同的生活方式才可能平等共存，個體也才能無偏見的對他人開放，而進一步的開展一種世界性的政治溝通。我國自政治解嚴以來，統獨之爭帶來了國家認同之新危機。各族群族群意識的抬頭更使過去以中原文化為主導的文化認同面臨新的挑戰。哈伯瑪斯所提溝通理性的培育與宏揚不失為面對挑戰、解決危機之可行策略。教育過程之合理重建，須以哈伯瑪斯所謂理想溝通社群為範例，才能在「異中求同，同中求異」中，培育個體的獨特性，也使這種獨特性兼具含容的特質，容受他人的獨特性。如此，才能使各具特色的族群與社區文化融入一個共同的文化理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