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主要在討論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之間的已婚女性避孕實踐與經驗,探討這些女性的性理解、避孕知識的管道、影響女性避孕方法選擇的因素、及她們得以避孕的相關社會脈絡。 本研究發現,無論是在避孕歷程的選擇、得知避孕知識的管道,抑或對性的概念,在短短數十年間呈現出或相同或不同的樣貌。諸如避孕知識的管道,逐漸從口耳相傳轉移到醫療診間內。對於性的理解,也從早期立基於男人與性的關連上,逐漸接受性醫學男女皆有慾望的說法。這背後浮現出的是整體社會氛圍的轉變、醫療力量的逐步滲透。然而,不變的是,多數女性或因缺乏有效的情慾腳本而性趣缺缺。在避孕方面,女性得先證明自己有懷孕的能力,才有避孕的權力。性與避孕之間,由於性的主動權仍由男性掌控,女性在面對性可能帶來的懷孕風險,卻又缺少避性的能力或權力的兩難狀況下,使女性更有動機使用避孕科技。 從女性的避孕方式選擇上,可發現她們會因不同避孕方式的作用原理、與性行為之間的關係,自身身體狀況、家庭經濟條件等來選擇其避孕方式。從她們的考量因素中,可以發現因為其物質條件的困苦、生活環境的勞碌,與現代醫療體制距離很遠等情形,讓她們不太有一再轉換避孕方式的條件。就避孕方式而言,多數的避孕方式仍是主要針對女體來設計,要求女性接受醫療的洗禮,進入醫療體系。從中可對比出台灣男性在避孕過程中參與角色的被動性。即便有少數男性主動甚至主導避孕過程,但分析其背後因素,往往是在沒有其他女性避孕方式的選擇之下才得以發生。社會中隱匿的性別階層由此可見一斑。類似的狀況也出現在社會中對於男性與女性結紮的不同社會觀感與憂慮。而從醫界對結紮迷思的回應,也突顯出社會中常民的身體觀與現代醫療之間的差異。從微觀歷史面向切入女性避孕歷程,也可發現在國家政策的推行層次,是以國家人口為考量,女性身體在國家政策中,變成是以生殖功能存在的身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