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運氛圍與學運小說著手探討賴香吟的文學作品,筆者意圖由八○年代的社會轉型和文化氣氛進入,由此理解學生運動所帶給賴香吟在知識層面的影響力,以及如何觸動其文學在知識與行動之間擺盪的原因。研究賴香吟的學運小說便能觀察出成長於八○年代的青年知識分子的世代特殊性。台灣文學目前在定論九○年代文學時,習以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交混作為主流論述,筆者試著把賴香吟的文學定位在一種「學運世代」的創傷寫作,著手探討學運小說中對「知識」和「主體性」的懷疑,小說從愛情、社會、政治為向度開展出對「啟蒙」議題的思考,以及對知識與行動的檢討,這種懷疑論傾向後現代主義的知識立場。最後,因循本土化運動的脈絡,探討賴香吟在九○年代末,以回歸土地的方式達成建構主體性的企圖。 賴香吟對主體性的探索暴露了九○年代社會轉型時期知識分子的信仰和價值真空,在知識分子身份的重新確認過程中發生問題,知識分子已經無法站在超然的立場,以啟蒙者的角色發出宣言,預知真理的到來。社會轉型帶來的混亂,使得知識分子不僅要面對社會的混亂,也因他們本身也成為一個問題,陷入被懷疑和自我質疑當中,所以必須先從個人的探問開始,才有辦法顧及知識分子介入社會的義務。小說通過「現實/理想」的二元對立邏輯的抉擇問題,宣誓理想的必要性,卻又苦惱於知識對知識分子帶來的困境,這種困境造成了知識分子的失語,必須以沉默的疏離姿態來面對一切。「疏離」的姿態和「熱情」主題造成衝突的效果,以及「疏離」所意味的懷疑論美學,正是因為賴香吟要帶出九○年代知識分子已經拋棄過去知識分子的傳統,而正開展尋找新方向和新話語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