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人性尊嚴作為人體試驗之規範界限—以赫爾辛基宣言為討論中心

A Study on Human Dignity being the Boundary of Human Subject Research- in the Analysis of the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吳倚晴(Yi-Ching Wu)

指導教授 ： 黃忠正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2014年)

摘要

生醫科技所謀求的是人類生命的健康，並降低疾病所帶來的痛苦，而在追求的過程中，為了確定新的生醫科技能夠運用於人體上，必須透過人體試驗加以確認，故往往需犧牲部分人的利益；人體試驗存在確有其必要性，惟犧牲必須設立底限，而由於生醫技術的影響範圍超越國界的限制，故此一底限，亦必須為一全球的、跨國界的共同界限，本文認為欲探求此一底限必須找尋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核心。
本文檢視目前國際上普遍認同的生物醫學人體試驗最高指導原則─赫爾辛基宣言，進而發現其條文中明確指出，生醫人體試驗中，受試者之尊嚴應如同其生命、健康、隱私等，應在醫學研究中受到保障。本文分別由倫理及法律的角度探討「人性尊嚴」，釐清人性尊嚴的內涵，並嘗試將人性尊嚴客體公式實際運用於赫爾辛基宣言所規範之試驗對象的檢視，並透過德國學者Günter Dürig的客體公式審視不同受試者所應受到的不同對待，以及如何始得符合人性尊嚴的要求。人性尊嚴作為一切人類所共有的理性本質，其存在不受任何外在條件影響，它可以同時作為道德之概念及法律上權利，亦可做為檢視生醫人體試驗的標準，並作為生醫法律規範界限的客觀解答。
本文之最終目的在於使人性尊嚴可具體地在生物醫學領域中發揮引導性的規範作用，並實際運用人性尊嚴客體公式作為審查生醫科技人體試驗之評估標準。

關鍵字

赫爾辛基宣言 ； 人體試驗 ； 人性尊嚴 ； 客體公式

參考文獻

23.孫世昌，「國際間科學家利益衝突管理規範區向－以美、歐藥品審查機構科學諮詢委員會專家利益衝突解決政策與機制為例」，台灣科技法律透析，第23卷第9期，頁40-61，2011年9月。

2.丁予安、黃立(2009)，「我國人體試驗規範之檢討與建議」，醫療品質雜誌，第3卷第5期，頁33-39，2009年9月。

1.Christian Starck著，陳愛娥譯，「研究自由與其界限」，台大法學論叢，第37卷第4期，頁391-406，2008年12月。

27.許育典，「學術自由在宗教大學的實踐：天主教大學憲章案的合憲性探討」，臺大法學論叢，第32卷第3期，頁65-115，2003年5月。

20.李震山，「胚胎基因工程之法律涵意-以生命權保障為例」，台大法學論叢，第31卷第3期，頁1-12，200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