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初豐裕社會

Marshall Sahlins ； 丘延亮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1卷1期 (1988/02) Pp. 159-181

https://doi.org/10.29816/TARQSS.198802.0006

摘要

在“進步”這個形上學理想的牽制之下，西方社會思潮，自來即設定文化之演化主要存在于一種累積的“經濟發展”之中。在這樣的網脈中，舊石器時代的狩獵社會遂命定被打扮爲一種最低條件的角色：一種以絕對貧窮爲印記的“生存經濟”，缺乏用以“建立文化”的閒暇，無窮盡的生産活動僅足以維持生存，等等。
從世界範圍，各地在現代狩獵民族中産生的證據，在極多關鍵性的方面對這種演化式意識型態提出了挑戰。毋論在食品或工具生産方面，他們每天的工作總量遠低於其他社經構成下的人們；他們比起新石器時代或其做他“更高”的生産樣式有更多的閒暇，甚至常能在白天睡覺。獵人們並不對匱乏恐懼或縈繞於心。他們的秘密瑞寓於手段與目標間正當與可行的比例：人們的“經濟需求”不是無限制的，而他們的生産手段足以負擔那有節制的目標。同時部分底地，他們遊動的需要限制了貪慾的增長。是故，他們生活在一種我們談到布虛曼人時所說的“物質的豐裕”之中。因爲他們的“需求”不須超乎尋常的生産性努力，通常可輕易的獲得滿足。
每個人底工作總量隨了文化底“經濟發展”而俱增，閒暇則隨之而日減－而“貧窮”則僅在所謂“文明”的前行中才真的出現。匱乏與貧窮之所以獨獨在現代工業世界及其邊緣區域廣爲散佈；這不但由于市場體制底擴散，在手段與目標間産生了無法跨越的鴻溝；更由於這經濟中所維繫的朝貢關係（也就是階級關係）造成了廣大生産者的悲慘境遇－尤其是以西方殖民底偏遠地區爲猶甚，在與這些地區相對照之下，狩獵者與採集者的社會無異係“原初的豐裕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