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戰國時期任用法家，而以法治之道作為變革之道的諸侯國不在少數，從魏文侯任用法家老祖李悝為相，接著齊威王也延聘騶忌子為其修法律，之後韓國有申不害的「術治」，魏國有慎到的「勢治」，都不能得到長治久安。唯商鞅、韓非等人較為後起，卻以新政之措施及思想，對秦國一系列的政治、經濟與軍事改革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不但為秦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得以振衰起敝；同時外設百倍之利，坐收山澤之稅。尤其著眼於法的長期效應，使其社會之姦偽無所容，終於達到國富兵強境地，結束了戰末期分崩離析的亂局，奠定了秦漢大一統的新政局。 法家在秦國的發展不同於關東六國，原因複雜，本文試將就秦人的生活習性、社會風俗、地理環境與政治路線等各項背景，析分為捐棄先王之法以加速改革、尚法重刑的統治路以及秦法的由來與演變三個要點，逐一探討秦與法家兩者互動的深刻涵義，用以推知法家興於秦之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