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晚清中興重臣張百熙，值庚子國變後，臨危授命出任管學大臣，除傾力規復並整頓京師大學堂，卓有成效，使之成為中國近代第一所具有現代意義的大學堂。同時，掌理全國學務興革大計，主持制訂中國近代第一個學制－「壬寅學制」。而張百熙禮聘的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赴日考察教育的內容和成果，則相當程度地反映在「壬寅學制」之中。惜因「壬寅學制」制訂過於急促，及本身若干不足和侷限，加上清廷內部的權力競逐，未能付諸實行。唯張百熙的開創之功，不容抹滅，而後出轉精的「癸卯學制」，即在「壬寅學制」的基礎之上，發展的更完備，更嚴謹。最後，影響所及，終能促成科舉制度之廢除，全國學制漸趨規範統一，新式教育得以迅速推展，奠定民國學制改革與教育發展的基礎，實為晚清教育改革重大成就之一。本論文旨在僅就張百熙與清末「壬寅學制」的關係，作一研探，具以窺見「壬寅學制」制訂的緣起背景、內容特色及其對晚清教育改革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