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紹興和議前的財政政策

重稅政策，是南宋政權應付金人與民變雙重威脅的關鍵。以高宗初年的宰相而言：李綱在開源方面，「募民出財，賞以官告、度牒」與鹽鈔；節流則以裁機關、罷冗官與節浮費。黃潛善採行呂頤浩之復征經制錢（建炎二年）。呂頤浩與朱勝非共創月樁錢（紹興二年冬），重視茶鹽鈔法與擴大科斂。朱勝非變和買爲折帛錢（建炎三年）。趙鼎採行孟庾的總制錢（紹興五年）。張浚任用趙開而重稅於四川。秦檜爲相重建中央集權體制，設總領所節制帥臣兵費，將財政權全面收歸中央，用李椿年的經界法。影響力最大者，宰相以呂頤浩與秦檜，財經官員以張愨與孟庾。總的來說，諸相的財政政策之共同特點爲；重稅養兵以抗金。無論是德治派或技術派官僚都避免不了重稅政策，其差別只是在輕重而已。在國家安全和軍費龐大的壓力下，當局須與江南士族妥協，以換取他們支持和議。南宋的稅制奠基於高宗初期，如鹽鈔茶引、經制錢、月樁錢、折帛錢、總制錢，都是創立或復行於此時。在宋金繫爭，北宋原有的舊稅加上南宋初年的臨時征斂，紹興和議後，非但沒取消反而更加法制化，由臨時性變爲常態性的稅制。